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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诗性与抒情性（第1页）

第二节诗性与抒情性

“莫言是位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16]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将莫言定位为“诗人”。瑞典学院之所以用“诗人”这种古老的职业和荣誉来定位莫言，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莫言小说所展现出的诗性和抒情性特征，以及莫言通过写作所彰显出的诗人的光荣使命和职责，即充满勇气地介入现实、揭示真相，而揭露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更加光明和美好的人类未来。

别林斯基将诗歌分为叙事诗歌、抒情诗歌和戏剧诗歌。叙事诗歌对于诗人和读者而言，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诗歌。诗人与所讲述的事物的关系是疏远和隔离的，诗人只是自然存在并发展中的事物的一个叙述者。而抒情诗歌“始终是一种内在的因素，一种能感觉、能思维的沉思……诗人的个性占着首要地位，我们只能通过诗人的个性来接受一切，理解一切”[17]。与叙事诗歌不同，诗人与抒情诗歌有着异常紧密的关系，抒情诗歌是诗人本人的表现。正如莫言一部散文集的名字所透露出的信息：小说在写我[18]，小说写出了作者内心情感和思想观念，作者变成了他自己创作的作品。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实则是作者本人主体性和灵魂在文本中的表现。

莫言在叙述外部事件和事物时，强烈的主体性使得他所要描述的一切都打上了他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深刻烙印。在作者强大的主体性的笼罩下，被表现的对象与主体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主客体统一、物我本一的世界。作者所描述的对象“化为主体的血肉般的所有物，浸透到他的感觉中去，不是跟他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跟他的整个存在结合起来”[19]。

莫言小说中所表现的对象，如植物和动物，在作者强大的主体性的观照下，成为与作者物我同一的富有思想和情感的存在。

莫言的文学世界是一个被一种强大的诗意所笼罩着的有情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动植物与人类一样富有情感和思想，植物与人对话，动物与人交谈。莫言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植物，红萝卜、红高粱、蒜薹、红树林、白桦林等。这些植物自成一个谱系，与动物和人类的谱系并置共存。这些植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的情感赋予它们以诗意，使其从普通的植物上升到审美意象的神奇符号，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红萝卜。

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20]

在作者诗意的观照下，红萝卜成为了灵动、感性、神秘的象征。又如《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

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21]

高粱们奇崛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忽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高粱缝隙里，镶着一块块的蓝天，天是那么高又是那么低。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罩子里罩着。[22]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描写了高粱这种北方常见的植物，通过他的抒情笔触，红高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地位最显赫的植物之一。小说中的红高粱富有情感，它们见证了“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恨情仇，见证了自然的残酷和壮丽，见证了祖祖辈辈在苍老大地上伟大的死亡和新生，它们为人类的命运而欢乐、哀悼、痛苦，它们与人类一起构成了庞大的有情世界。莫言小说的诗性是作者主体性和整个灵魂在文本中的显露；同时，莫言小说的诗性也与莫言顽强保留的儿童早期思维方式，即“我向思维”密切相关。“我向思维”的特点在于将万物视为有情感和有生命力的对象，将万物等同于有生命力的“我”。“我向思维”实则是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论述的原始诗性思维。“最初的诗人都按照诗的形而上学，把有生命的事物的生命移交给‘无生命的’物体”，是“人由于不理解事物，就变成一切事物”。[23]

莫言的诗意和抒情性展示出庄周般天真的混沌。世界万物无不有情，充满了生命活力。这种混沌的诗意，使得莫言笔下的世界呈现出物我交融、化一的形态，使得世界万物充盈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和浓烈的情感。

父亲闻到了跟墨河水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荷花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24]

在莫言的小说中，气味是可以唤醒记忆的，万物是可以吐出人血的味道的。“万物吐血”是《红高粱家族》中最富有诗意、想象力和震撼力的一个感人肺腑的情景。万物本来无情，却因怎样的澎湃激烈沉重的情感使得万物与人类连接成血肉相连、同生共存的有机共同体，并被激**到吐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者将情感灌注到万物中，从而使万物也成为富有情感和思想的存在。

同时，莫言小说的诗意和抒情性也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和众生平等的悲悯情怀。动物是莫言小说中一类重要的形象。在莫言的小说中，动物不比人类卑贱，动物的生存智慧、生命活力、个性品格甚至要远胜于人类。《红高粱家族》中《狗道》一章展现了残酷和诗意并存的人狗大战。《狗道》中狗对人的猎杀，无关于道德，只是源于求生的本能欲望。在这个富有人类学意味的生死搏杀的场景中，莫言以富有诗意的笔触写出了狗与人类并无二致的情感和灵魂。“那时候的狗，不比人差。”[25]小说中一位老人的话显示出莫言博大的同情感和众生平等的朴素观念。

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主要通过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对叙述的干预和介入而得以展现。莫言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者形象，一个“诗人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有着鲜明的个性，他似乎总不满足于客观、冷静地讲好一个故事，他内心充溢着诗人般浓烈的情感，他有着阐明自身思想观念的强烈欲望，这使得他不甘于在文本中做一个讲述故事的隐身者，于是他跳到文本中去，自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对事件和人物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个“诗人叙述者”习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有时甚至会忘记自己要叙述的故事，或是因为大段的抒情和评论而延宕了叙事的进度。

这个叙述者对叙述的干预和介入既彰显了其主体性，也表现了叙述者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强烈的“介入”。“介入”是法国作家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意强调的一个词汇，包含了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意思。20世纪40年代，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是文学？》。这篇文章是他所主张的“介入文学”的宣言。介入是揭露，揭露的目的在于改变。

“作家选择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人，以便这些人面对被如此**裸呈现出来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来。”[26]

莫言名为“莫言”（默言），却从未在叙述中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文学舞台上“莫言”（默言）过。《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我”多次闯入叙述中，或发表议论，或抒**感，有时则将价值观直截了当地加在叙述上。

罗汉大爷与我的家族只有经济上的联系而无血缘上的联系，他像一个忠实的老家人点缀着我家的历史……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27]

很显然，叙述者并不认为女人对丈夫从一而终、在私人情感上循规蹈矩就是高尚和伟大。“我奶奶”的伟大在于她的敢想敢做、敢于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潇洒豁达，在于她独立解放的个性。叙述者的评论虽然中断了叙述流，但正因为“我”对叙述的介入，从而使得文本空间得以涨开，提供给历史与当下对话的空间和场域。又如“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有人在一分钟内成了伟大领袖，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28]。叙述者的评论凸显出“我奶奶”卓然不凡的个性，并隐隐流露出现代人对祖先前辈的倾慕和景仰之情。

莫言的介入立场最突出的显露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故事取材自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而人物原型则是真实生活中莫言的四叔。莫言四叔被为乡村干部运货的货车撞死，连人带牛才赔了区区三千五百块。生活的残酷和不平激发了莫言创作的欲望。《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在激愤之下花了仅35天而完成的急就章和抗议宣言。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我”，是隔着历史的长河而观看祖辈的生活和历史，并不时以现代人的视角加以评价议论；而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不再有《红高粱家族》中现代人畅想祖辈传奇性生涯的超然姿态，他恨不得自己跳出来说话。《天堂蒜薹之歌》采用了三层叙述分层结构。第一层是张扣的歌谣叙事，第二层是全知全能叙事，第三层是官方媒体对蒜薹事件的叙述和评论。这三层叙述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叙述。其中，全知全能叙事是最能完整展现蒜薹事件全貌的叙述层。但莫言似乎不满足于这个叙述者的客观和冷静，他对农民强烈的同情和对腐败官员的痛恨催促着他找到了另外一位更有力量的揭露者和叙述者——张扣。张扣是蒜薹事件的亲历者和在场者。他的歌谣是来自民间的声音，也是最能揭露蒜薹事件真相的声音。“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队，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29]张扣的歌谣直白质朴，直指事件的核心，即官员的腐败和贪婪造成了百姓的巨大损失。但莫言仍不满足这两位叙述者对事件的介入和揭露，他干脆在全知全能叙事层中借助“青年军官”这个小说角色对蒜薹事件大声疾呼和披露。这个青年军官的形象实则有现实生活中莫言的影子。

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大段的抒情独白和叙述者按捺不住表述自我的欲望而不自觉的“代人立言”。

小说中的大段独白有时直接表现为莫言的夫子自况。《红高粱家族》的卷首语这样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30]

这是作家的题献，也是作者的心灵自白。意欲掏出心来奉献给祖先的行为可谓是情感最极致的表现。作者对血性骁勇的祖先的崇敬之情以及对自身苟且局促的生存处境的厌弃之情使得作者写出了掏心祭祖的浓重一笔！《红高粱家族》是以现代人的目光和视角来追忆祖先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人找寻灵魂的故事。在《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者“我”是以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还乡人形象出现的。小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我”的职业身份，但很显然，叙述者“我”是一位正值盛年的作家。小说中的“我”遍访先辈的同代人、同辈人，试图找寻确凿的真相，但频频陷入历史的迷雾和支离破碎的史料中去。“我”对现实生活的状态并不满意，厌恶自己的家兔气质，却无力摆脱。最终“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的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31]

“纯种的红高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是高度诗化的象征。《红高粱家族》也可视为一次元小说技法的**过程，即“我”是如何从祖先的故事中找到灵感的来源，“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从而获得诗神的眷顾，使灵魂得以重新找回羽翼，翱翔在故乡的上空，写下了高粱酒一般诗情浓郁的文章。

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也往往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而得以充分表现。

俺感到飘飘欲仙，鸟儿的翅膀变成了俺的双臂，羽毛长满了俺的胸膛。俺把秋千**到了最高点，身体随着秋千悠**，心里汹涌着大海里的潮水。一会儿涨上来，一会儿落下去。浪头追着浪头，水花追着水花。大鱼追着小鱼，小鱼追着小虾。哗哗哗哗哗……高啊高啊高啊，实在是高，再高一点，再高一点……俺的身体仰起来了，俺的脸碰到了飞翔着来看热闹的小燕子的嫩黄的肚皮，俺臭美地躺在了风编雨织的柔软无比的垫子上，**到最高处时，俺探头从那棵最大的老杏树的梢头上咬下了一枝杏花，周围一片喝彩……真恣悠啊，真舒坦啊，得了道啦，成了仙啦……[32]

眉娘狂放不羁的个性通过高度抒情性的独白展现出来。莫言更将人物的内心情感诗化为有声有色有香气的立体性的画面。在这类人物内心独白中，作者处于退隐的状态。人物情感的宣泄凸显着人物本身的主体特征和他们独特的性格。

而更多时候，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表现为叙述者按捺不住表述自我的欲望而不自觉的“代人立言”，实则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例如，“我奶奶”临死前的大段独白。很显然，“我奶奶”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是说不出这样具有高度文学性的华丽语言的。人物角色失去了其内在的主体特征，而成为叙述者思想情感、价值立场的“导体”。

在叙述人称上，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主要表现为对第二叙述人称“你”的大量使用。第二人称有一种双向交流的对话性质。它能有效地缩短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并使得读者产生一种参与感和临场感。此外，第二人称也便于作家挖掘人物的思想意识，从而让读者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里。

《欢乐》全篇以“你”这一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展开叙述。第二人称如同一个向导和指挥者，让读者随着“你”的所见所闻所想而产生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营造出一种高度抒情性和个人化的文体风格。而在莫言的长篇小说中，第二人称的使用也使得叙述者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如《**肥臀》中叙述者描写上官玉女为了不拖累家人自沉于河的段落就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

你是不睁眼看破了世上风情，人都说盲目人心如明镜。你二十年里沉默寡言，心中长存着愧疚，饭不吃饱你认为自己是家中的拖累，衣不穿新大家认为你不清新旧。其实盲人也有爱美之心，你心里有我们凡夫俗子看不见的风景。你走在这条演出过数不清的悲喜剧的胡同里，历史的味道扑鼻而来，历史的声音如浪涛涌起……[33]

莫言小说中对第二人称的使用，有时是在从其他叙述人称转换过来的情况下。叙述人称的转换，类似于电影镜头的快速剪切，因为其迅疾的速度而产生一种震颤性的抒情效果，读者往往被扑面而来、排山倒海的情感所触动，如在《红高粱家族》中：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象，我知道二奶奶是被故乡的黑土掩埋的。在她的坟墓周围只有壁立的红色高粱，站在她的坟墓前——如果不是万木肃杀的冬天或熏风解愠的阳春——你连地平线也看不到，高密东北乡梦魇般的高粱遮挡着你，使你鼠目寸光。那么，你仰起你葵花般的青黄脸盘，从高粱的缝隙里，去窥视蓝得令人心惊的天国光辉吧！你在墨水河永不欢乐的呜咽声中，去聆听天国传来的警悟执迷灵魂的音乐吧！[34]

在这段引文中，第一人称迅速转为第二人称，人称的陡然转变，使得读者瞬间被祖先召唤声中所蕴藏的**打动。

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特征是作者主体性在小说中的表现。莫言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诗人叙述者”形象，他既是叙事主体，又是抒情主体。但这个叙述者的“抒情主体”往往构成对“叙事主体”的压抑，并表现为对叙述强烈的干涉和介入的欲望。而这种介入实则是作者对自身使命和职责清醒、自觉的认识及追求在文本中的体现。这种介入实则折射出作者不可遏止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关切，对人的强烈的同情和怜悯，以及揭露社会和人性黑暗和堕落的一面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