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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第1页）

第三节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

经历了代宗初年的农民起义，自安史之乱以来长期受困于外部冲击与内部动乱的江淮地区终于在大历时代迎来了暂时的舒息。代宗一朝（762—779）的江淮并非没有可资讨论的话题，至少初期的农民起义就很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不过本节会暂时将视线挪向稍后的德宗朝，挪向那个自安史之乱结束后朝藩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建中、兴元时代。[1]对于江淮而言，德宗初年的这段时光也提供了一个与安史之乱时期颇为相似的时代背景。本节所关注的问题便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环境下，我们是否还会看到一个与肃宗时代面相相似的江淮，在这里，是否还会有类似“永王之乱”与“刘展之乱”这样的悲剧发生。又是否，这里的藩镇会像“永王之乱”与“刘展之乱”时那样，继续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或者说，一如人们对东南藩镇惯常的认识那样，只将以一个实力寡弱而又不对帝国命运产生绝对影响的形象示人。所有的答案，都将与一个新兴藩镇的诞生及一位名叫韩滉的人物有关，并将因它们而得到最终的解答。

一、镇海军的建立

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李适即位，拉开了朝藩关系转向的帷幕。随着德宗即位之初政府财政实力的恢复，以及对西北、西南藩镇掌控措施的落实，以重新树立中央威信与权力为己任的德宗决定改变其父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政策。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德宗欲革代宗之弊，遂不许宝臣之子李惟岳袭位。八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死，德宗同样没有准允其子李纳的袭位要求。于是朝藩间的矛盾一触即发，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镇连兵反唐，拉开了唐朝中后叶规模最大的朝藩战争“四镇之乱”的序幕。

建中二年六月，为了即将开始的朝藩战争，德宗对江东地区作了一次重要的军政安排，这就是史料所记载的：

以浙江西道为镇海军，加苏州刺史韩滉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充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2]

这条史料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成为我们讨论江东节镇与韩滉话题的开始，并不在于它揭示了德宗是为了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才对江东进行这次军政调整的，而在于通过这条史料，我们发现江东这次军政调整的规模很不寻常。

其一，尽管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江东的节镇建置也早在肃、代时期就已出现，但是江东的军政实力却并未因节镇的设立而发生质的变化。作为江东藩镇之一的浙西镇，在肃、代两朝从未设立过“镇海军”，虽然其镇内也存在过军队建制，甚至在最多时同时设有五军[3]，但这些军队彼此兵力分散，总体来说各军实力都不强，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相当有限。绝非像德宗这样，在即位之初就于浙西设立镇海军，而且在设立之初便以军名挂使职衔，奠定了镇海军在当镇的牙军地位，使浙西的军队部署就此围绕镇海军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建。其二，代宗朝十余年不予江东地区设置“节度使”的惯例[4]，也在德宗的此次调整中被更革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江东的疆理设置在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史之乱后逐渐划分出来的浙西、浙东、宣歙三镇此时又合为一镇[5]，而且浙西的治所也由苏州再次改为缘江的润州。这种种措施似乎都在提醒我们，德宗的此次江东军政调整，已经颠覆了肃、代两朝所推行的保守谨慎的江东政策。

那么，德宗朝的时局变化是否果真需要江东为此大加调整呢？虽然德宗为了此次讨叛战争，几乎动员了各地的勤王势力，正如史料所说的：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6]

但无疑，平叛的主力依旧来源于北方各镇，河北的幽州、河南的淮西、永平、河东、泽潞以及神策军等才是德宗征讨四镇的主力，这一点从事后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德宗对北方进行重要战略部署当然无可厚非，但位于长江下游的江东距离叛镇尚远，而德宗对它的部署却已可与当时的中原藩镇相比。而此时其他南方诸镇军政设置的调整都远不及浙西来得明显。比如与江东具有同样财政地位的淮南道，虽然临近中原，军事地位也更加重要，但除了建中二年初德宗为加强对运河的控制，使淮南增领泗州外[7]，并未再有其他大的调整。就这点来看，德宗的措置也与肃宗时代江淮的战略重心偏重于淮南有所不同，而是有意提高了江东的军事地位。

那么，如果我们确信德宗对江东军政设置的这次调整，是为了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所做的准备，那么我们就又要问，德宗究竟需要江东为这次战争做怎样的准备，以至于需要他花费如此大的力气去调整江东的军政设置？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或许从被德宗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这个人物着手来寻找一些线索会比较有帮助。

韩滉，字太冲，京兆府万年县人，开元名相韩休之子。安史之乱猝发，韩滉避地山南，后诏除殿中侍御史，累迁祠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凡判南曹五年，史称其明于吏道，详究簿书。寻迁吏部郎中、给事中、兵部选事。又迁尚书右丞，知吏部选事。[8]大历六年（771）拜户部侍郎、判度支，遂与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分掌天下财赋。史称：

自兵兴以来，所在赋敛无度，仓库出入无法，国用虚耗。滉为人廉勤，精于簿领，作赋敛出入之法，御下严急，吏不敢欺；亦值连岁丰穰，边境无寇，自是仓库蓄积始充。[9]

德宗即位后，改为太常卿，后出为晋州刺史。大历十四年十一月，诏“以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10]。

在这段关于韩滉出为两浙观察使之前，也就是德宗即位以前的经历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韩滉在代宗朝与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分掌天下财赋长达九年的“判度支”经历。刘晏及其在代宗时代的财政改革是唐代经济史领域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对盐业、漕运的改革对整个唐后期的经济走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韩滉以及他在代宗时期财政领域发挥的作用却很少提及。但很难想象，一个能与财政专家刘晏共事九年，经历过代宗朝的财政改革，且担任着全国财政中枢“判度支”一职的人物，会是一个泛泛之辈。据后来担任韩滉幕僚的顾况在韩滉死后所作的行状记载：

属国计空耗，上（指代宗）难其人，服勤九年，出利百倍，左藏之钱至七百万贯，大仓之粟至数百万斛，其边储或五六万，或十余万。[11]

这其中或许有夸饰的成分，但结合两唐书的《韩滉传》和《资治通鉴》等的记载来看，在代宗一朝唐廷财赋逐渐恢复的过程中，除了刘晏外，韩滉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但或许是由于韩滉“苛克颇甚……人多咨怨”[12]，加之他“弄权树党”[13]，史称德宗即位，“恶滉掊刻，徙太常卿”[14]。而“议未息，又出为晋州刺史”[15]。

不过韩滉的时运实在不差，在他被贬为晋州刺史没多久，就由于一个人的建言而被任命去江东担任观察使，而这次调任也成了韩滉人生的转折点。建言韩滉去江东担任观察使的人叫柏良器，时任浙西都知兵马使。关于他的建言，据后来李翱所撰的《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载：

建中初（柏良器）尝至京师，宰相杨炎召之语，公因言两河有事，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浙西观察使）李道昌无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许诺，其冬遂并宣越与浙西以为一，而以晋州刺史韩滉代道昌焉。[16]

接受柏氏建言的人是另一个在德宗朝初期的重要人物，也是唐后期鼎鼎大名的推动两税法实行，同时也是将韩滉的同僚刘晏挤下台的宰相杨炎。从以上史料来看，杨炎之所以要调遣有九年判度支经历的韩滉入浙，就是看中了韩滉突出的理财能力。因为柏良器明确向杨炎指陈了“两河有事，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这一点。而此时的浙西观察使李道昌无政，另选干练有为的人担任此职就势在必行，而韩滉恰恰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此外，德宗对江东进行军政调整的最根本原因，通过这条史料其实也已经揭示出来了，即此时的“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其时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并宣越与浙西为一”，从柏公碑的作史笔法上来看，似也与财税有关。但或许是考虑到此时江东辖区过大，据《新唐书·方镇表》记载，第二年（建中元年）中央又分浙东、浙西为两道。[17]若确有此调整，其存在时间也很短，到建中二年德宗以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之时，其所领浙江东西道已辖有“润、常、湖、苏、杭、睦、越、明、台、温、衢、处、婺、宣、歙”十五州[18]，几乎囊括了除淮南道外当时最富庶的州郡。

当然，要保证江东的财税，除了以财政专才韩滉出镇江东外，江东本身的军事实力也需要提升。这其中有两个原因恐怕不容忽视。一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江淮已成为农民起义的高发地，在肃、代两朝发生的农民起义中，江淮地区的占了约44%[19]，故时人曾以“中原大乱，江淮多盗”[20]来形容当时的局势。尤其是袁晁起义，众至二十万，连陷浙东数州，使得中央不得不抽调中原军队来对付。起义虽旋即被镇压，但余波持续十余年之久，直到德宗初年，浙东一带仍有起义、骚乱的情况。因此与稳定西部的吐蕃一样，德宗显然不希望在讨叛战争期间，江东地区再次对中央的军事行动有所牵制。另外，由于江东一带长期以来薄弱的军事布防是导致当年刘展、许杲等辈进扰江淮，平卢军得以大掠当地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防止此时战乱波及江东，保障至关重要的赋税所在地，重新恢复节度之号并建立镇海军显然还是有一定必要的。特别是当时“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21]的情况下，加大江淮一带的兵力，对于稳定漕运也有很大的意义。

至于德宗提升江东军事实力是否有希望江东军队参与北上勤王的军事行动，我想应该有，但不是最主要的。之所以说有，是因为浙西军队在代宗朝晚期已经有参与河南战事的实例了[22]，而且当镇经过代宗一朝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其二，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河南重地徐州、宋州在德宗削藩之初都驻有浙西的军队。即就疆理设置而言，此时浙西的治所由苏州再次改为缘江的润州，并兼及临江据险的宣州，诚如后人所云“采石之与京口……实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23]。因此设立镇海军除了用于防御当道外，恐怕也是希望其有能力出境北上勤王。但之所以说不是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德宗削藩战争初期，也就是“泾师之变”发生前，确实没有太多关于浙西军队的记载。即使有，也只是极简略地提到浙西军队曾在河南屯驻过，但史料并未提及此时的浙西军队直接参与了与叛镇的交锋。诚如上文所说，削藩战争前期，与四镇交战的主力仍旧是幽州、淮西、永平、河东、泽潞等北方藩镇以及神策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德宗在建中二年六月对江东所进行的安排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军政调整，其背后有着德宗为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进行战略部署的意图。而这个意图之于江东地区就是希望这一地区为削藩战争中的唐廷提供充足的财税保障。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是要挑选一位财政专才坐镇江东，而韩滉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另一方面，必须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必要的行政军事支持，以免当地发生骚乱或战争，阻碍财赋的供给。至于提高江东的军事实力，是否有希望江东军队出境北上勤王的目的，或许有，但当时的德宗肯定没有想到，战局的发展有一天会将远在浙西的镇海军也深深拖入其中。

二、韩滉经营下的江东

建中初年唐廷和北方藩镇间的深刻矛盾与激烈冲突，为江东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但江东在建中、兴元年间的大发展，更重要的还是与其节度使韩滉的经营密切相关。韩滉究竟是怎样经营江东的，他的出镇江东是否达到了德宗原先的期望，而江东地区在韩滉的经营下又有哪些变化？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一下人口。据学者考证，韩滉时期的浙东、浙西户数已基本恢复到了天宝元年的水平。[24]其次是粮食生产。据史料记载，在德宗初年天下旱蝗的情况下，江东地区基本没有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中晚唐江淮地区受灾最少的一个时期。[25]其时天下仓廪耗竭，江东地区却呈现出粮食丰稔的情形[26]，这一时期江东的粮食产量在唐后期堪居前列。再次，来看一下纺织业的发展。史载到韩滉廉察两浙时，已是“今江南缣帛，胜于谯宋”[27]，即江南地区普通丝织品的质量后来居上，超过了河南道。此外，一向占有优势的南方造船业在韩滉统领江东时期更有显著发展，史载其时“淮汴之间，楼船万计”[28]，而且所造船只不仅限于运输领域，战舰的制造规模也是空前的。

以上四点，主要是就江东地区经济生产而言。接下来再看一下韩滉在维护当地稳定方面的表现。其一，征剿浙东的起义骚乱。史称时“自信安洪光东阳捍狼山僧惟晓等，结连数郡，荧惑愚氓，（滉）破其巢窟，伏戎自殪，山越一清”[29]。其二，遍惩里胥。史载韩滉赴浙后，凡镇内“里胥有罪，辄杀无贷”[30]，其以“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乃置浙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为之。潜除酋豪，人不觉也”[31]。对付胥吏，韩滉还采取了“惩人吏，皆是罚钱”的惩治措施，以致其后任王纬在贞元年间还曾向朝廷抗疏此举不当，其云：“格式：正赃流徒合免。况多杂罚，身已当辜。纵有欠系，仅存家资，估卖**尽。”[32]但无疑，韩滉此举在惩罚人吏的同时，也变相增加了当地的财税。其三，痛断犯令者。史称：“（滉）又痛断屠牛者，皆暴尸连日。谓人曰：‘草贼非屠牛酾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33]另，“巡内婺州傍县有犯其令者，诛及邻伍，死者数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置极法，诛杀残忍，一判即剿数十人，且无虚日”[34]。总的来说，为保持当地的稳定，韩滉采取了比较严苛的手段镇压江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和豪强势力。但韩滉的一系列严苛措施，确实也达到了“贼皆失图”[35]的目的。以至于德宗的谋士李泌后来对逃亡中的德宗力陈韩滉之功时就有“镇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36]之语。

虽然韩滉在镇领两浙时“痛行捶挞，人皆股栗”[37]，但他也“安辑百姓，均其租税”[38]。又史称其镇浙西“政令明察”[39]、“威令大行”，“时陈少游为淮南节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诣晋公（指韩滉），必据而平之”[40]。在此后“德宗幸梁洋，众心遽惑”的局势下，韩滉“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41]，故“议者以滉统制一方，颇著勤绩”[42]。

总之，以上所论大致反映了韩滉治理江东的政绩。概括起来说就是两点，一是恢复发展当地农业等生产，二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与豪强势力。当然，治理江东的政绩不能全部算在韩滉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大历年间江南地区经济生产的恢复发展与境内的渐趋稳定，已经为德宗初年韩滉经营江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43]但江东出现“未及逾年，境内称理”[44]的局面，却实实在在是在韩滉的治理下出现的。这一局面，既是江东地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最富庶稳定的局面，同时这时期的江东，也是德宗削藩期间全国最富庶稳定的地区。明白了这两点，将有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韩滉及其领导下的江东在德宗削藩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处的地位。

三、“泾师之变”与镇海军的崛起

建中二年爆发的“四镇之乱”，随着梁崇义与李惟岳的兵败被杀，田悦、李纳也遭受重创，削藩形势原本一片大好。然而由于德宗对有功藩臣封赏失当，建中三年（782），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再行叛乱之举。同年底，德宗大为倚重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反叛行列，于是南北叛镇遥相呼应，气势颇盛。建中四年（783）十月，受诏赴关东平叛的京西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朱泚为主，德宗不得不出奔奉天。随后，率兵勤王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被迫起兵反唐，致使德宗于兴元元年（784）再逃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