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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第2页）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当我们在史料中寻觅韩氏江东与德宗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史料，甚至包括顾况所撰的韩滉行状，在记述两者的关系时，几乎都是从泾师之变、德宗出逃以后开始的。换言之，在韩滉担任镇海军之初的建中二年六月到建中四年十月这差不多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镇海军还都没有显山露水的表现。但在此之后，史料关于两者的记载却陡然增多，这不禁提醒我们，泾师之变对于导致韩氏江东此后不一般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泾师之变的发生究竟是怎样影响着江东，影响着时为江东地区最高领导者的韩滉的呢？关于这一问题，记载最详细的是时人赵元一的《奉天录》一书，据此书载：

（自关中多难，）镇海军浙东西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驴马出境。以战舰三十艘，舟师五千人，自海门扬威武至于申浦而还。拆上元县佛寺观宇四十六所，造坞壁，自建业，抵京岘，楼雉不绝。穿大井，深数十丈，下与京江平，凡数百处。滉将邱（丘）岑，严酷士卒，日役数千人，去城数百里内先贤邱（丘）墓，多被侵毁。故老以为自孙权、东晋、宋、齐、梁、陈，兵垒之故，未始有也。[45]

除了增修武备、缮甲完守外，江东的军队部署在此时也进行了一轮新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对韩滉时期两浙的军队构成进行分析：

上文说过，自德宗于建中二年设立镇海军，任命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后，不仅使浙江东西道的额定兵数有了明显增加，而且确立了镇海军在当镇的牙军地位，改变了长期以来两浙军队实力分散的局面。但镇海军建立后，肃、代时期设驻润州的丹阳军并未因此而废除，于是在当时的浙西便出现了作为牙军的镇海军与作为外镇军的丹阳军同驻会府的特殊情况[46]，这无疑增加了润州的屯军数量，使润州的军事地位更显突出。在当时的浙江东西道，除了治所润州驻有镇海、丹阳两支军队外，在原浙东的会府越州驻有义胜军，应由时任越州刺史、浙东西团练副使的王密统领。[47]另外，沿江的宣州也是当道的军事重镇，“江左多以护兵之臣镇焉”[48]。建中三年底李希烈叛变后，“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49]。次年京师发生兵变，北方形势更显混乱，韩滉于是便“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50]，以加强对两浙上游重地宣州的控制。同时，为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江东的军事力量，韩滉还辟署了一些有能力的新将领“克镇江浒”[51]，充实军队实力。除加强对官健的增置与训练外，韩滉又于两浙“置子弟军，大州一千，小州八百，强者习弓弩，弱者习排枪，缓则修农，急则为兵”[52]。这种缓则农、急则兵的子弟军具有团结兵的特征[53]，虽不属官健，但也接受教习，他们作为正规官健的补充，在军事急需时也能派赴战场。镇海军节度使在当时的兵力情况，据兴元元年德宗南走梁州，“（韩滉）命从事裴枢、李伦微巡，内兵甲麾下将士合三万人，请翊卫銮舆，收复京邑”[54]的记载来看，当不下三万，其中应不包括作为团结兵的军士。另外，就镇海军的武备、战斗力来看，在当时各藩镇中也可算是首屈一指。尤其是该地区一向具有优势的弩兵，在德宗朝初期的战争中，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要对当时镇海军节度使的军事实力作一下总体的评价，引用唐人的论述或许比较可靠。幸好，长庆时代的著名人物元稹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55]

所以说，乘借建中四年“德宗出幸，河、汴骚然”的时机，韩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培养了一支“称为精劲”[56]的润师，从而使原本军事实力不强的两浙一跃成为当时南方实力最强大的藩镇。可以说，德宗既给予藩镇兵权，却又无法控制，是导致镇海军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江东军事力量的崛起，固然本不在德宗原先的料想之中，但德宗或许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实力强大的镇海军对于当时处于危难境地的唐廷来说，实在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德宗削藩战争中的韩滉与镇海军

论及唐德宗奉天定难的功臣，收复长安的神策军大将李晟，原朔方军将、其时护德宗逃难的行在军指挥浑瑊，河东节度使马燧，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等都是榜上有名、常被提及的人物。这其中，除了刘玄佐外，其他诸位都是平定北战场的重要将领，而刘玄佐的宣武军则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很少在德宗的削藩战争中论及韩滉与镇海军的表现。因为我们对藩镇的常识似乎告诉我们，东南藩镇很难在唐朝后期的战争中有它表现的一席之地。然而，事实却未必真的如此。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在此期间韩滉与镇海军的表现。

据史料记载，泾师之变发生后，勤王诸镇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称：“诸道未知行在，营将士无不引还。”而此时，韩滉却遣兵“镇河南冲要，坚守不退。兵马使董晏，将三千人镇徐州”[57]。按徐州“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58]。大历末徐州为淄青李正己所控，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反唐，“先以胜兵屯埇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59]。幸李纳部下李洧以徐州归顺。但徐州无兵，无法抵御淄青、魏博劲卒二万之袭，后得宣武、朔方、神策等诸军合力相救，方解其围，运河复通。建中二年底的徐州一役，虽不见有浙西出兵的明确记载，但之后派兵镇守该地却极有必要，浙西军队在当时或许就担当了这一任务。在京师遭变、淄青再叛后，韩滉遣兵坚守徐州不退，故有“徐方既定，转检校吏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60]之赏。

如果说徐州遭袭漕运还能改道继续前行的话，那么建中四年底李希烈攻克汴州后则彻底阻断了运河运输。攻陷汴州后的李希烈声言欲袭江淮，以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61]次年李希烈往攻宋州，宋州的战略地位早在张巡、许远时代就已凸显无疑，江淮得保，全赖宋州。史称其时已攻下襄邑（宋州属县），并已于白塔大败河南诸军的李希烈气焰正胜，遂引众五万猛攻宁陵（宋州属县），而守城的宣武军将刘昌仅有三千人马。幸好韩滉及时“遣兵马使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以劲卒万人，溯流千里，倍程救援”[62]，与宣武军掎角讨袭。此役中韩滉遣将“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宁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宁陵不可取也。’解围归汴”[63]。宁陵之围的解除，浙西军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浙西弩兵战斗力之强，使得李希烈不敢轻窥江淮，从而暂时缓解了当时的危机。

兴元元年冬，李希烈尽锐攻陈州，韩滉“命诸将与宣武军合势”[64]，宣武军将刘昌遂从节度使刘玄佐“以浙西兵合三万人救（陈州）”[65]，“破贼数万人”[66]。不久汴州收复，漕运得以恢复。此后北方局势渐趋稳定，平定李希烈的叛乱也就为时不远了。

从以上两例来看，与其将平定李希烈的首功记在宣武军身上，还不如说加在韩滉与镇海军身上更恰当。宣武军在藩镇时代的名气当然远在镇海军之上，而宣武军的建立与发展也同镇海军一样，得益于德宗的削藩战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新近成立的宣武军在建中四年底李希烈攻克大梁、永平军瓦解前，是作为前者都统的下属参与作战的。而也正因为永平军的瓦解，军事力量半是脱胎于前者的宣武军在当时实力并不强。[67]况且宁陵之战前，宣武军与其他河南军队还刚刚遭遇过白塔之败。这也正是为什么宣武军将刘昌等人几乎是拼尽了全力守卫宁陵城。所以说，真正给于李希烈致命一击的不是宣武军，而是浙西的镇海军。当然，这支军队渡江涉淮后，领导它作战的总指挥肯定不会是非武将出身且要坐镇江东的韩滉，只可能是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所以文本的叙述常常会将它置于宣武军的名义之下。但幸运的是，史料仍旧为我们保存了细节，使我们知道这支军队并不是宣武军的系统，它的实际指挥权还应属于来自浙西的军将与韩滉。

又史载，兴元元年冬，淮南节度陈少游死，“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己知军事，且欲大掠，韩滉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等惧而让”[68]。财税重镇淮南的局势得以稳定，对唐廷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所以史称德宗闻知此事后亦甚喜，谓人曰：“滉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69]

总之，在泾师之变发生后，韩滉遣兵镇徐州、平淮西、安淮南，稳定了东方的局势。如此看来，说南方战场的首功是韩滉与镇海军所创的当不为过。而东方局势的稳定对唐廷最大的意义，便是保障了漕运的畅通。故史称其时“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70]应该是比较公允的评价。因此在兴元元年收复京邑后，德宗再加韩滉检校尚书右仆射，进封昌黎县开国公，后改封南阳郡公，以嘉其功。[71]

以上所谈的主要是镇海军在南战场中的作用，那么更重要的北战场又是如何呢？泾师之变后德宗赦免两河叛镇，北战场的战略重心转向关中，收复关中成了唐廷的头等大事。据顾况所撰《韩滉行状》载，兴元元年德宗南走梁州后，

（滉）命从事裴枢、李伦微巡，内兵甲麾下将士合三万人，请翊卫銮舆，收复京邑。上深嘉叹，特加检校尚书右仆射。[72]

实际上，如果韩滉真的派人微巡，并将微巡的状况传到德宗的耳中，那多半也只是一种表忠心的姿态，因为江东的军队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跑到关中去作战的。而且德宗诏加韩滉检校尚书右仆射也绝不是因为在逃亡途中感闻镇海军的忠诚。韩滉之封，实要到兴元元年京师收复以后。不过顾况在这里所撰的韩滉事迹也并非只是对韩滉的吹许。行状撰文，模糊时间界限也情有可原。江东的军队跑去收复京师固然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韩滉在前后河南用兵之际，遣锐卒“解宁陵睢阳之围，全彭城要害之地”[73]却是实情。而对于北战场来说，镇海军的意义恐怕也确实并不在于它在军事方面能提供唐廷多大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在畿甸路断之时，如何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及关中等地。实际上，正是由于江东强大的财赋保障，使得平叛战役得以持续，同时也维系着命悬一线的唐廷的生存。这才是镇海军对于北战场最大的贡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兴元元年春夏之际，由于李怀光叛乱，德宗自奉天再奔梁州后的记载。史称因为仓促出逃，朝廷的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六军从官，扈跸千里，时属维夏，未颁春衣”[74]，且“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75]。五月，盐铁转运使包佶集江淮缯帛五十万匹，遣判官王绍“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76]，德宗深赖之。而其时，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亦“命判官何士幹领健步七百，负绞练十万匹，上献天子”。据称“表至行在，众情大悦”[77]。更可贵者，“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78]，可见其所虑之细。

相较于衣帛，粮饷的问题在当时更为重要。当时的神策军将李晟方屯渭北，欲复京师，但苦于粮饷不继，幸赖韩滉“运米百艘以饷李晟”。此处之“百艘”并不是一个泛称，因为史载为保障沿途运输安全，韩滉以“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79]。可见当时韩滉馈运李晟的军粮确有百船之多。时人赵元一在评价韩滉时亦以为：

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80]

再来看一下兴元元年七月德宗还京后的情况。虽说此时关中已复，但大盗之后，又值天下旱蝗，国用尽竭。关中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此时“米斗千钱，仓廪耗竭”[81]。而两河一带除了淮西等地的战乱尚未完全平息外，也遭受了严重的饥荒侵袭，同样“米斗千钱”[82]，非但不能调拨此处粮饷入都，中央还要额外诏赐其米[83]，“由是国用益窘”[84]。幸而此时韩滉“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85]，才逐渐转危为安。《资治通鉴》载关中乏粮：

（韩滉）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亦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86]

《韩滉行状》亦称：

关中初复，公以为国无年储，何御荒俭？陈围已解，汴路即通。抗表请献军粮二十万斛，从本道直至渭桥。公命判官元友直草创运务，部勒趋程，河中阻兵，坚城未拔，关河蝗旱，军食不足，船至垣曲，王师大振……连岁蝗灾，仰在转运，公自晨及暮，立于江皋，发四十七万斛，舳舻所至，近远慰安。[87]

而也正因为如此，韩滉“恩遇始深”[88]，

时右丞元琇判度支，以关辅旱俭，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上以滉浙江东西节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89]

遂于贞元元年（785）七月“以镇海军、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90]，不久又进封国公。

到了贞元二年春，关中的饥荒进一步加剧。于是德宗不得不下诏紧缩朝廷开支、军马粮草。但杯水车薪之举实在无法缓解险情，所谓“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91]，禁军的军粮问题解决不了，京师的危机就不会解除。于是中央急令南方各道转输漕粮入京：

诏浙江东西，至今年入运送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及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92]

当年夏季，由于漕粮未至，关中仓廪竭，军士已露哗变之态，

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