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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第3页）

在贞元十六年的徐州军乱中，作为徐州兵马使的张子良表现颇为特殊。其既没有拥立张愔为留后之举，也没有加入征讨的行列。驻守涡口的特殊地位，也使他避免了被卷入叛乱的中心。或许诚如元稹碑文所言，张子良的这一行径出于其既“不义其（指张愔）所为”又“不忍讨”[82]的复杂心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张子良本非徐州旧将，其所率之士兵抑恐非全为徐州旧卒。按元稹碑文所记，张子良于大历末始以戎事服郭子仪于邠，建中年间两河骚乱、德宗出逃，张子良参与勤王讨伐李希烈的五百骑也很可能仅是他的亲随部队，还未见得与张建封或其他藩镇有何隶属关系，其属张建封应是后来之事。以当时中央新立徐州藩镇之需要，以及张建封礼贤下士、广纳贤才的慷慨气度，张子良后被任命为徐州兵马使不难想见。张建封以涡之众托付张子良，一来必是因为张子良有可堪此任之才，再有恐怕就是张子良本就领有自己的部众，而且毕竟不属张建封之嫡系，不便同赴彭城，而作为外镇军留在涡口，倒是一支实力不弱的防御力量。何况，对张子良的安排或许也有中央的因素在内。因此，张子良既以客军身份入徐，其不愿搅进徐州的军事冲突也就能够理解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作这样的判断，还因为在贞元十六年徐州军乱时，张子良以涡口之众尽弃去，带着二万部众渡淮涉江远离徐州而进入浙西。按碑文所记，张子良此时以二万之师归于润，而《册府元龟》却只载“其众千余”[83]。《新唐书》称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分下宣、歙、池，也只说领兵三千，而这三千恐怕就是碑文中称记的“明日，与二将誓所部回讨”[84]的“所部”了。因此，随张子良来浙的士卒人数应以千余为确。那么，何以会与元稹所说的“二万”相差约有七倍，是否元稹所书过于夸大了呢？恐怕也不是，以当时职业军人家属多半随营的情况来看，这二万或许指的是士兵及其家属的数字。这些人选择跟随张子良不远千里而南下，若非多数是长期追随张子良征战的部兵及其家属，原属河南当地的土著士兵恐怕轻易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这些部众随张子良离镇，张愔也无可奈何，元稹碑文所谓“由是泗濠之守皆据郡。愔不能令卒帖徐，由南阳王（指张子良）之断其臂也”[85]，虽不免有夸大张子良作用的意图，但徐州少了张子良这一支军队，实力有所减弱亦应是事实。

贞元十六年，张子良率其部众由徐至润，其本人也就由徐州兵马使转而成为浙西兵马使。张子良之所以会率众远归浙西，而不是邻近的淮南等镇，或许与贞元十六年浙西戍兵过徐有关。此事史料虽绝少记载，但按当时的惯例，这里的浙西戍兵当指防秋兵而言。徐州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故留后郑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后事泄被杀。按《新唐书·李吉甫传》记载，李吉甫劝宪宗加讨李锜时曾言：

昔徐州乱，尝败吴兵，江南畏之。若起其众为先锋，可以绝徐后患。[86]

因此徐、浙两军在当时有过交锋。但不管怎样说，张子良率众归浙的这一举措也必然得到过中央的认可，碑文中就有张子良以师归润，“德宗异之，诏召至京，授侍御史，复职于浙西”[87]的记载。而以当时德宗宠昵李锜的情形，以及浙西防秋兵由于被搅进徐州军乱而受到损失的状况来看，也就不免让人联想到李锜借此机会“增置兵额”，将张子良的徐州兵纳入浙西。[88]

按浙西军在德宗朝初年也是堪称精劲的军队，故元稹有“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指韩滉）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89]之语。当然，韩滉死后情况已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实力应不算太弱。不过从上引李吉甫之语来看，与当时的徐州兵相比，可见仍处于下风。按李吉甫后又言：

韩弘在汴州，多惮其威，诚诏弘子弟率兵为掎角，则贼不战而溃。[90]

可见不仅浙西兵不敌徐州兵，连宣武之兵当时都多惮徐人之威。

张子良所率部众虽非徐州牙军，但也应该是当镇实力不俗的外镇军。这支军队随张子良入浙西，之后归属于镇海军左厢建制，所以宪宗在《平李锜德音》中称：

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子良等……其左厢官健等，素闻效顺，亦宜沾赏，并从另敕处分。[91]

由此可知，在李锜时期的浙西军队中，有一支编入镇海军左厢建制的徐州军。更为有意思的是，其以客军身份入浙，却一跃成为浙西的牙军，颇为节度使李锜所倚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却并不是节度使李锜所能完全控制的，他们虽名为镇海军的官健，实际上却直接对兵马使张子良负责。

张子良既率部众归润，其在浙西的地位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浙西将领。按张子良碑文的记载来看，其率涡口之众弃徐，

德宗异之，诏召至京，授侍御史，复职于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国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92]

又按《册府元龟》的记载：

仍厚抚其军士，牙门百职子良必兼历焉。[93]

可见张子良与其军队在浙西的地位非同一般。因此可以说，李锜虽能在其境内自行辟署一些将领，但张子良的兵马使之职，则是由中央任命的，其在浙西担任的职务亦非李锜所能随意左右。元稹碑文中还说“南阳王喜养士，又能为逆顺言”[94]，又称其后“在振武时（张子良后为振武节度使），以检俭同士卒劳苦”[95]，可见张子良在士卒中亦颇有威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似可以解释张子良何以能迅速平定李锜之乱了。张子良作为一个颇有功绩的将领入驻浙西，不仅拥有自己实力雄厚、久经沙场的部众，而且在浙西地位、威望颇著，其能够“为逆顺言”，迅速克定李锜之乱，都应与此有关。张子良出境所率之众多为随其南下的徐州兵，中央调集平定李锜的军队中，武宁、宣武都是中原劲兵，他们若从宣州出，张子良所部首当其冲。李吉甫所谓以徐州兵为先锋，以宣武兵为掎角，则贼（指李锜）不战而溃，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史载“诏下，锜众闻徐、梁兵兴，果斩锜降”[96]。张子良处徐州多年，徐州兵强其自然知晓，其选择倒戈以擒李锜，从审时度势的角度来说，与这一点恐怕也不无关系。于是在“徐、梁兵兴”及“常、湖镇将干首通衢”的背景下，张子良与原本预谋的裴行立等人选择倒戈李锜、转祸希福，在“全徐”的功绩之外，又为自己及左厢官健平添了一道“完润”的荣誉。

李锜叛乱平定后，宪宗褒奖有功之士，史载：

擢子良检校工部尚书、左金吾将军，封南阳郡王，赐名奉国；田少卿检校左散骑常侍、左羽林将军，代国公；李奉仙检校右常侍、右羽林将军，邠国公；裴行立泌州刺史。[97]

按史料记载，李奉仙于元和十年（815）以右金吾将军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城中城都防御使[98]；裴行立亦于元和年间为桂管观察使，后终于安南都护之任；张子良则“寻迁检校刑部尚书、充振武麟胜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复以刑部尚书兼左金吾卫将军、御史大夫。历左龙武统军鸿胪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转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99]。这些浙西将领其后屡有晋升，或镇西陲，或守南疆，或驻皇城，皆不失为王朝之重任。

至此，我们可以对李锜时期浙西军队的构成情况，以及这些军队在李锜叛乱中各自所体现的作用作一个总结了。在浙西的军队中，“挽硬”、“蕃落”是李锜所增募的私兵，不属于中央规定的正式建置。作为李锜所蓄养的心腹之兵，他们多为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没有地位的亡命徒[100]，或在广义的意义上和亡命徒相同的流散在内地的异族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追随李锜左右，充当节帅及其家人的护身兵，甚至还与李锜结成了有模拟血缘性质的义父子关系。[101]然而，尽管他们是李锜最为亲信的士卒，但毕竟不是正规的官健，并不具备很高的战斗力，在与裴行立交战的过程中，李钧所率的三百挽硬不堪一击。而在李锜被擒后，

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102]

诚如堀敏一先生所言：“这是除去和藩帅的个人关系就不能存在的家兵的命运。”[103]

左右叛乱成败的决定因素是张子良、田少卿、李奉仙所领之兵。这支被李锜委派攻取宣歙的军队与润州城内的裴行立遥相呼应，倒戈回城，并在一夜之间平定了李锜的叛乱。考察他们的身份，我们发现，张、田、李、裴等人都是浙西的职业牙校，而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也都是浙西最为精锐的牙军。元稹后来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说：

夫李锜据吴楚之雄，兼榷管之利，选才养士，向十五年。独以张子良为腹心不贰之将，故授以锐健先锋之兵；又以裴行立为骨肉不欺之亲，故授以敢死酬恩之卒。[105]

元稹此语出于《代谕淮西书》中，自然不免有夸大之意，但参引《册府元龟》等所谓李锜以张子良等三人为“四院随身兵马使”一说，则李锜欲引张子良等人为心腹亦可想见，况裴行立亦为李锜之甥。由此来看，他们所率领的军队应该是李锜军事集团中的中坚力量，他们虽未必是李锜最亲信的军士，但却是浙西军队中最为重要的官健。

分析张子良的碑文铭及相关史料可知，张子良作为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在浙西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与平定过李希烈之乱，后又担任徐州兵马使，驻守涡口三城，其后以客军身份携众入浙，南下的士卒被编为镇海军左厢官健，进而成为浙西的牙军。对于中央来说，他是一个颇有功绩的将领，因此中央对其屡有褒赏，其镇海军左厢兵马使的职务也是中央认可的。正因为如此，李锜对其也颇为倚重。但是张子良毕竟不是普通将领，若说李锜欲引之为心腹，也是基于张子良本身在浙西的地位与他所掌握的实力不俗的徐州兵而言的。其后之所以会遣张子良等三人远下宣州，与张子良所率之“锐健先锋之兵”不无关系。这些“锐众”之中，自然应包括张子良的徐州兵。而这部分军队，李锜显然是不能直接调动的。虽然在名义上，他们应接受节度使李锜的调遣，然而实际上，他们却直接受到张子良的领导和指挥。元稹所谓“授以”一说未必恰当，但“锐健先锋”自应是徐州兵的真实写照。至于张子良、田少卿、李奉仙三人最终会倒戈，李锜恐怕也未曾料到。而张子良其后能够迅速平定李锜叛乱，在润州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并安抚好浙西大部分军士，也与其在浙西的重要地位及其军事实力有很大关系。

综上所述，节度使李锜虽是镇海军统帅，其居浙多年，豢养亲兵，委任心腹，军事实力似乎颇为强大，但诚如李吉甫所云：

锜，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群盗，非有斗志，讨之必克。[106]

而在浙西左右其军事大局的决定性力量，乃是以兵马使张子良所率的徐州兵为轴心的左厢军。从表面上看，这支南下的中原军队确受李锜所统率，但这批“锐众”实际上由大将张子良直接领导，他们在根本上左右着浙西的政局，是浙西军队中的武力核心，正是这支军队在关键时刻的临阵倒戈，平定了李锜叛乱。

四、“平静期”中的江淮动向

乘借平定李锜叛乱的成功，宪宗开始对江淮地区实施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李巽的漕运盐法改革（元和元年至三年）[107]、裴垍的两税改革（元和四年至六年）[108]，以及江南的军事改革（元和五年至六年）。[109]元和初期的这些改革，以江淮地区为实施对象，且着眼点主要都在财政领域，即使军事改革也是如此。[110]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藩镇在李锜叛乱平定后已为中央成功控制，而宪宗对北方藩镇的制裁其时还未完全展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时的江淮正受困于严重的水旱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之中，因此中央亟须通过改革来缓解这一紧张局面。[111]改革的成功不仅缓解了江淮的经济压力，帮助宪宗在此后利用江淮财赋完成他对北方藩镇的打击，造成所谓“中兴之业”[112]，而且也进一步奠定了江淮作为帝国财赋来源地的稳固地位，以及军事力量寡弱并得为中央牢固控制的军政面貌。

松井秀一先生曾将李锜叛乱结束到宣宗大中末年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视为江淮的一个“平静期”。[113]在此时期内，江淮的官僚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藩帅任期已缩减至平均只有二到三年的同时，中央高级文官出任江淮藩帅，或由后者升迁入中央的比例也大为增加。[114]通过实现对江淮廉帅、刺史等地方主要官员的有效掌握，从穆宗到宣宗时代，这一地区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李锜叛乱这样的事件，甚至颇为强悍的藩帅都很少见。[115]与此同时，这些朝命藩帅的从政心态也已由关注地方转向希冀获得中央的奖擢，因为这是他们保证自身财富累积与仕途官界荣达的根本途径[116]，于是通过克扣军饷、停废兵额等手段来向中央进奉更多财赋的事例频频发生。比如史称：

在这几起南方藩镇兵乱发生后，右补阙内供奉张潜就上疏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