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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2（第3页）

凤翔的幽州军身份当然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但当年朱氏兄弟首开河朔藩镇朝谒先河而为代宗所激赏的胜景也是近时未有的。不过，深烙于渔阳将卒身上的叛军印记，恐怕终究无法轻易抹去，也无法真正让唐廷释怀。史称建中三年四月，当幽州朱滔意欲拉拢时为凤翔节度使的朱泚合力反唐的蜡书被唐廷截获时，德宗立即召朱泚于凤翔，“命还私第，但绝朝谒，日给酒肉而已。以内侍一人监之”[177]。所以当一年多后，时已僭位的朱泚在写给朱滔的家信中就说：

吾顷典郡四镇，藩夷战慑。唐王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178]

这其中固然有为协谋反唐夸大自身不幸境遇的一面，但“情怀恍忽，百虑攒心”八字，也未尝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泚当时真实的生存状况。史又称当德宗受泾原乱兵所迫仓促离宫时，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叩马谏曰：

“朱泚尝为泾原帅，得士心。昨以朱滔叛，坐夺兵权，泚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忽群凶立之，必贻国患。臣顷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养兽自贻其患，悔且无益。”[179]

而如果朱泚也在当时奔赴行在、谒见德宗，他的命运会不会就比僭位后的结局更好一点呢？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与朱泚境况类似的原西川节度使崔宁奔赴行在后的遭遇：

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闻之，与王翃谋陷之……（十月）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乃赦其家。[180]

总的来看，虽然都是强藩，朔方、泾原、凤翔这关中三镇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是两河藩镇所没有的。这种矛盾既体现在本镇内部对于勤王还是反叛存在差异，也体现在对自我认同为功臣还是叛贼存在犹豫。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性是它们无法在唐廷的重用与怀疑间摆正自己的位置。身处关中，又过于在意和受到唐廷的影响与制约，使得它们无法像两河藩镇那样早早确立自己的独立性格。因此在与唐廷的关系中，关中三镇其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此外，由于不像两河藩镇那样同出于安史集团，因此三镇彼此间没有过多的牵连。基于各自独立的系统，它们没能像两河藩镇，尤其是河朔藩镇那样深根蟠结、肱髀相依，也使得它们最终能为唐廷所各个击破。

对于德宗来说，两度出逃的尴尬以及爱女唐安公主的病逝，已经让他为自己对功臣的不信任付出了代价。[181]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德宗初年对关中藩镇进行改革的意义，因为及时赴援的杜希全、李建徽、戴休颜等人就是在当年的改革中被杨炎提拔的。而神策军在乱中的表现，更是肯定了德宗极力培植此军的重要价值。而正是经由“奉天之难”一事，关中的三大派系正式瓦解。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反倒是帮助帝国彻底解决了关中的派系危机，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四）派系的瓦解

兴元元年七月，朱泚败亡，德宗还驾长安，随即“以（李）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182]，着手处理朱泚乱后的京西北事宜。李晟上任伊始，即“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183]。自李晟料理凤翔事宜后，凤翔的幽州因素基本上被彻底清除掉了。不仅如此，由于李晟是以神策将领的身份出镇凤翔，而且吐蕃不久后的再度侵袭又以凤翔为进攻主线，因此李晟统率的部分神策军实际上已要常驻当镇。贞元三年，李晟以太尉、中书令归朝，其将邢君牙“代为凤翔尹、凤翔陇州都防御观察使，寻迁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州观察使”[184]。凤翔一镇正式成为神策行营节镇。贞元十四年（798）邢君牙死后，德宗又“以右神策将军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仍改名敬则”[185]。因此直到元和二年（807）张敬则死前，凤翔始终是以神策行营节镇的身份存在的。神策因素影响凤翔的状况虽然早在代宗初年就已出现，但直到“奉天之难”后，它才真正成为凤翔的主导力量。

受“奉天之难”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朔方军。贞元元年九月平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任命朔方旧将、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浑瑊出镇河中，统辖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196]两地。浑瑊统辖的河中之众无疑集中了朔方军的主力与精锐，史称怀光死后，“河中兵犹万六千人”[197]，实力尚不弱。贞元三年的“平凉劫盟”可能又使朔方军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损失还不至于太大。[198]不过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朔方军”作为一支在关中极具影响力的军政实体，由其左右关中政治走向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浑瑊理蒲十六年，因其在世，朔方军或许还保留着名义上的光环。但在贞元十五年（799）浑瑊死后，“朔方军”这一名号既没有为河中的节镇所保留，也没有重新落在邠宁的军队身上，而是再次回到了朔方的起始地灵州，为灵盐镇所继承。显然，这一回归并非意味着朔方军的“王者归来”，恰恰是其政治地位没落的象征。因为正如学者所言，其已“从一个控幅一方的节度大镇，蜕变成一个管辖若干州县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缩小为防区集团当中的一个分子”[199]。

如果我们说，在河南，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瓦解为表征，而这一转变要到宪宗朝后期才正式完成的话，那么在关中，安史之乱影响的消退则是以三大派系的瓦解为表征，并且这一转变在德宗朝初期，随着“奉天之难”这波危机的最终顺利平息，就已经基本宣告完成了。同样与河南有所区别的是，在消除了旧有的关中势力后，帝国重构关中地缘政治的进程也比河南来得更早。这种重构的趋势学者将其概括为：“在西北边地形成了以京西北八镇为核心、神策军进行统御和控制、长安东部各节镇组建的防秋兵支援三者相互配合的防边新体系。”[200]其实，这种重构的趋势不仅限于西北边地，整个关中都可以囊括在内。我的言下之意是，京东地区的发展同样也可以纳入这一趋势中。而“神策军的统御和控制”自然将成为这一发展趋势的关键。不过在开始神策军的话题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谈谈京东的问题，谈谈这一连接关中与关东的枢纽地带。

[2]《旧唐书》卷10《肃宗纪》。

[3]参见《旧唐书》卷10《肃宗纪》，《全唐文》卷42肃宗《授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卷429于邵《田司马传》。

[4]《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条。按此条当在“兴凤陇”下，新表误系于“泾原”下。

[5]《旧唐书》卷11《代宗纪》。

[6]《资治通鉴》卷223。

[7]《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贞元三年：“初，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寻徙岐州。”

[8]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3～74页。

[9]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4页。作者认为《唐大诏令集》卷107大历九年《令郭子仪等出师制》中的“河湟义徒”指的就是孙志直的这支安西北庭兵。不过我认为这里的“河湟义徒”当是泛指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这些入调进凤翔的西部军队，而不仅仅只是孙志直的这支安西北庭兵。

[10]参见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74页。

[11]《旧唐书》卷11《代宗纪》。

[12]《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13]《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14]《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

[15]《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

[16]参见《旧唐书·李抱玉传》和《新唐书·李抱玉传》。

[17]《新唐书》卷138《李抱玉传》。

[18]《全唐文》卷48代宗《命郭子仪等备边敕》。

[19]虽然《资治通鉴》卷223将此事系于永泰元年正月抱玉、抱真兄弟初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与泽潞节度副使时，但这看来只是司马光为了更好地交代抱真培植泽潞步兵的背景所采取的叙述策略，并不说明抱真此举就必然始于其兄弟二人初被任命之时。

[20]《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正月”条。

[21]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1页；《全唐文》卷413常衮《授杜冕开府仪同三司制》、卷425于邵《贺破渭北党项状》。后两文所作时间当在代宗初年。

[22]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唐朝在至德二载“更安西为镇西”（《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条），但这种一时冲动的举措毕竟没有持续太久，到大历二年的时候又“复以镇西为安西”（《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二年”条）了。（参看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23]《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卯月”条。

[24]《旧唐书》卷128《段秀实传》。

[26]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3页。

[27]《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

[28]《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一月”条。

[29]《资治通鉴》卷223“广德元年十月”条《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