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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2（第4页）

[30]《旧唐书》卷109《白孝德传》。

[31]《旧唐书》卷102《马璘传》。

[32]《旧唐书》卷11《代宗纪》。《旧唐书·马璘传》和《新唐书·马璘传》作“南道和蕃使”，略误。

[33]《全唐文补遗》第六辑常衮《大唐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兼泾原颍郑等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璘）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马璘墓志》），第98页。

[34]《旧唐书》卷11《代宗纪》。

[35]参见《柳宗元集》卷8《段太尉逸事状》，第175页。

[36]《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一月”条。

[37]《马璘墓志》与新书本传、《旧唐书·代宗纪》均载马璘卒于大历十一年底，旧传误作十二年。

[38]《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二月”条。

[39]《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四年六月”条。

[40]《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八年八月”条皆载此时朱滔率领五千骑赴京防秋，而《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作“二千五百人”，《旧唐书·朱滔传》和《新唐书·朱滔传》则作“三千”，现从“五千”之说。

[41]《旧唐书》卷11《代宗纪》及《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六月”条皆载此时朱泚亲率五千骑防秋，而《旧唐书·朱泚传》和《新唐书·朱泚传》则作“三千”，现从“五千”之说。

[42]《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八年八月”条。

[43]《旧唐书》卷143《朱滔传》。

[44]《旧唐书》卷143《朱滔传》。

[45]《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第五》原文作“八月”，现据《资治通鉴》卷225改为“九月”。《旧唐书·朱泚传》和《新唐书·朱泚传》所载有所不同，其皆称李抱玉所统为“决胜军、杨猷兵”，按“杨猷兵”当指时为陇右节度兵马使杨猷所领之兵，后者不久前刚由澧朗镇遏使调至凤翔，则其归李抱玉所统当也自然，或也可归于防秋兵之列。“决胜军”的情况则不清楚。两处记载何以不同现在还不得而知。其时凤翔兵为何由马璘所统而不归李抱玉所统，且被归于防秋兵之列也是个问题。

[47]《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朱泚传》。

[48]其实就在李抱玉去世的前几个月，也就是大历十一年底，泾原节度使马璘也刚刚去世。但新任泾原节度使却只可能从本镇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于是泾原节度副使、四镇北庭军队的元老段秀实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新任泾原节度使。唐廷可以以朱泚代替李抱玉，而不能以前者代替马璘，更不可能将幽州兵投入泾原，这未尝不是因为四镇北庭系统历史悠久、结构单一的原因。

[49]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5页。不过我并不认为黄先生说的河西军队也被撤归了泽潞。不过无论怎么说，河西军队在凤翔的比重当是不大的，故而其对此后凤翔军队结构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50]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6页。

[51]《唐代墓志汇编》永贞007李伯良，第1945～1946页。

[52]《新唐书》卷212《藩镇卢龙·朱滔传》。

[53]《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年正月”条。

[54]此据牟发松先生提示，特表感谢。

[55]《唐刺史考全编》卷15《关内道·陇州》可能因墓志中“（永）贞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庚寅，窆于幽州良乡县阎沟山原”（《张道昇墓志》，第1946页）的记载，系张道昇任陇州刺史时间为“贞元末”，于郝通、韦皋等人之后。（第305页）但参校诸史书，张道昇任职陇州的时间必在郝通、韦皋之前。作为在德宗初年叛乱的朱泚亲信，道昇即便当时还在世，也绝不可能在叛乱平定后出任幽州军曾经的据点陇州的刺史。而墓志中也未提及道昇在朱泚叛乱时及叛乱后的情况，这倒不是避讳的原因（一则墓志前文就称朱泚为“朱公”，二则墓主的葬地在不受唐廷控制的幽州，墓志撰文不需要考虑唐廷的态度），而是在朱泚叛乱前，道昇已经不再担任陇州刺史，甚至已经去世了。

[56]募兵制时代下的职业军人家属大多随营，这是唐代后期军制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官方史料与私人碑志在记录军队人数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即官方史料往往只记载实际的士兵人数，而碑志等私人史料在记载人数时则会将士兵家属一并包括在内。本书第四章第四节讨论徐州将领张子良引兵归浙的人数时就会涉及这一问题。而在这里，朱泚所领防秋兵人数在正史和墓志中的差异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可以说，官方与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撰述习惯记录军队人数，并且在各自的范畴内形成了一种普遍共识。

[57]大历九年五月定诸道防秋兵马数的诏文称：“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岭南、江南、浙东，亦合准例。”（《全唐文》卷47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粜诏》）

[59]朱泚的情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贞元年间同出于幽州系、同样在节帅位置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刘澭。史称：“澭为瀛州刺史，（澭兄济）亦许以澭代己任（指幽州节度使）；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澭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旧唐书》卷143《刘怦附刘澭传》）《新唐书》卷148《刘澭传》即只言“悉发其兵千五百驰归京师”，省略了对家属随军及其人数的记录。若朱泚来京本是一般的防秋，而不是已与朱滔存在矛盾，那为什么在离镇伊始就要携带军士家属一起赴任呢？这一问题笔者目前还无法作出很好的解释。

[60]《陆贽集》卷15《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第465页。

[61]《旧唐书》卷11《代宗纪》。

[62]《旧唐书》卷11《代宗纪》。

[63]参见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04页。

[64]大历九年五月定诸道防秋兵马数的诏文中就称：“虽属此人和，近于家给，而边谷未实，戎备犹虚。因其天时，思致丰积，将设平粜，以之馈军。然以中都所供，内府不足，粗充常入之数，岂齐倍余之收。其在方面荩臣，成兹大计，共佐公家之急，以资塞下之储。”（《全唐文》卷47代宗《命诸道入钱备和粜诏》）

[65]《旧唐书》卷129《韩滉传》：“又属大历五年已后，蕃戎罕侵。”

[66]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鄜坊》，第81页。

[67]《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永泰元年：“渭北鄜坊节度使罢领丹、延二州，增领绥州，以丹、延二州别置都团练使，治延州。”

[68]《全唐文》卷342颜真卿《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神道碑铭的主人是臧希让的父亲臧怀恪。

[69]参见《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70]《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渭北鄜坊》大历六年：“渭北鄜坊节度使更名渭北节度使，复领丹、延二州，废丹延观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