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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第1页）

第四节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外系藩镇的逐渐没落构成了唐代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基本走势；而另一方面，唐廷则通过培植其嫡系的神策军，力图重新获得对关中的主导权。本节致力于讨论神策军在关中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地位及其意义。一直以来，神策军都是唐代后期军事制度与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关于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1]但是正如京西北藩镇的研究一样，我们对神策军发展（主要是其成为禁军后）的历史性回顾也是不够的，而这种不够最明显的方面，也体现在对神策军（尤其是城外神策）屯驻空间变迁的忽略。这种研究局限进一步制约了下述问题的展开，即如果我们确实认为唐代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发展是呈现出神策军对关中藩镇实施“统御和控制”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将神策军的这种“控制”过程，与关中藩镇“被控制”的演变路径契合起来？此外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但它们毕竟还是统一在一个宏观的关中地缘环境下，都是唐廷保障关中安全，尤其是对抗异族危机的重要支柱。那么，它们又将如何在共同的目标下化解彼此的矛盾？这些问题，尽管从制度史的角度我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答，但诚如上言，由于缺乏将这些问题放在特定时空界限内来理解的视域，我们对神策军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中地缘政治走向的图景，仍是模糊和笼统的。然而，相较于京西北藩镇，我们对神策军的研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史书没有为我们留下有关其空间情态变化系统且确凿的资料。不过我认为，通过对零散史料的爬梳整理[2]，以及重点文献的深入释读，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一、神策军的早期布置

神策军由一支戍边军队转变为帝国最重要的禁军，肇成于代宗初年护驾有功的鱼朝恩之手。鱼氏凭借代宗幸陕，以及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引蕃军入寇之机，将这支原以陇右边军与在陕兵为主干的神策军带入禁中，并且将其培养成位在北军之上的禁军之首。[3]

神策军在鱼朝恩时代的发展之所以受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在禁中，其已经获得了“天子禁军，非它军比”[4]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获得禁中主导权的同时，神策军的防区也已经由京城向京畿甚至畿外展开，这成为神策军发展史上极具意义的事件。[5]关于它的这一发展情形，史料提供给了我们两条资料：

（大历四年）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隶神策军，从鱼朝恩之请也。[6]

（大历五年正月）辛卯，（元）载为上（指代宗）谋，徙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实内温以自助也。载又请割郿、虢、宝鸡、鄠、盩厔隶抱玉，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神策军，朝恩喜于得地，殊不以载为虞，骄横如故。[7]

这是现今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关神策军在大历初期发展最为系统的两条资料。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神策军驻地外，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可能还有其他的神策驻地，并且也不能否认神策军的驻地就始终一成不变。但以上这些神策军驻地既然出现在同一份名单里，这就说明它们可能处在一个彼此有关联的系统中，或者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这两条关于神策军驻地的记载又都与当时的神策首领鱼朝恩有关，它们或是由“朝恩之请”，或是为“朝恩所喜”，这样看来，即便神策军在当时还有其他的屯防驻点，其价值似乎都无法与上述驻点相比。

既然我们承认了上述名单具有这样一种独立而完整的特点，那么，它究竟反映了什么秘密呢？我想，只有当我们在地图上标示出上述驻点的位置，它的秘密才得以呈现出来。（见图18）

图18大历初期京西神策军镇屯驻地

（图中实线为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篇十一《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上：长安西通凉州两驿道》第354～358页考证及图八确定之路线，虚线为暂拟之路线。）

首先，这些神策驻地都集中在京兆府西部诸县及凤翔府。其次，两条史料提及的神策驻地实际上可以分为三组：大历四年的好畤、麟游、普润为一组；大历五年隶于朝恩的兴平、武功、扶风、天兴为一组；割属给李抱玉的鄠、盩厔、郿、虢、宝鸡为一组。而我们在地图上不难发现，每一组的据点基本上都位于一条东西向的直线上，而由这三组据点构成的三条直线则由北向南互相平行。

神策军在大历初年防区形态的这种有趣模式，如果结合我们第一节讨论代宗朝异族威胁的问题时是不难解释的。因为代宗初年以吐蕃为首的异族入侵不仅来势凶猛，而且位于长安西面的诸县，以及凤翔一镇都是它们必经的道路。[8]而我们在第二节的论述则指出，即使是当广德二年代宗任命李抱玉为南道通和吐蕃使后，凤翔的军队也还是兵源不一，且实力有限。那么，为保障“国之西门”的安全，进一步增强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就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们看到，鱼朝恩试图扩展神策军的地盘，以及元载企图制约前者的努力，为什么都会选择在这一地区进行。这种反复较量的背后，其实正显示出在长安西面驻扎神策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史料记载，在广德元年十二月，亦即代宗由陕州返驾长安的当月：

筑城于鄠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鄠县筑城使，遂将其兵。[9]

正如毗邻中渭桥的咸阳是紧邻长安西北的首县一样，鄠县则是长安西南的第一县。代宗在还驾之初就于鄠县匆忙筑城，个中的原因其实也是与西面局势紧张相一致的。

至于图中的三条平行线，则无疑代表着凤翔至京师的三条通路。因此，无论是大历四年鱼朝恩的请求，还是大历五年元载的改置，神策军据点的隶属模式都是经过系统规划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仅仅为满足朝宦较量的草率决定。

同样能够在上述背景中获得解释的，还有代宗初年关东防秋兵屯驻地点的问题。防秋体制和神策军的崛起一样，都确立于代宗初年。[10]在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此一时期防秋兵屯驻地点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关东防秋兵的屯驻地与神策军都是一致的。[11]比如其时由李良率领的淮西防秋兵就驻扎在普润[12]，由邢君牙率领的兖郓防秋兵则在代宗出幸陕州前就已入镇好畤，此后因扈从转隶为神策军。[13]其实已有学者指出，“防秋兵有蜕变为神策军之情形”[14]。而这种情形最主要地就发生在代宗初年的这段时间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情形则是，这一时期关东的防秋军将构成了神策军将的重要来源之一。[15]防秋兵与神策军的这种转换特点，以及防秋兵与神策军屯驻地点的一致性，都说明了这些军队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秋”，并且，长安西部确是“防秋”的重镇所在。

总的来看，将代宗前期，即鱼朝恩主政神策军的时代，视为神策军成为禁军后第一次进行较大规模扩编时期的说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16]除了之前引用的大历四年、五年的两份资料外，散见于其他史书中的材料也显示，代宗一朝吸纳进神策军的军将多为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地方高级将领[17]，因此他们很可能就是在代宗朝前期被编入神策军队伍的。而随着他们的编入神策，他们所率领的藩镇军队也成为此次扩编的主要对象。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一扩编过程是否都与鱼朝恩有直接关系，但史料显示，这些将领和军队的驻地基本上都不在京城内，而是分布在京西北地区。其中不少就是驻扎在上引史料所提到的普润、扶风、武功等西部诸县。[18]显然，唐廷吸纳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护卫宫苑的安全，而是要利用他们出镇长安以外的地区以控扼蕃兵的入侵。而当大历五年鱼朝恩被代宗诛杀后，这些神策将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实际上，对于权宦鱼朝恩来说，奠定其势力根基的毕竟主要还是京城神策，而唐朝君臣最关心的其实也是后者。所以在朝恩死后，唯一受到制裁的神策将领就是“典司禁戎”[19]的朝恩心腹、神策军兵马都虞候刘希暹。外神策军在京城变故中受到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总之，在完成了入归禁中的身份转变后，代宗初年的神策军开始向京城以外的地区扩展势力。这种扩展系统地实施于京畿西部诸县与凤翔府，贯彻着帝国应对异族威胁、保障“国之西门”的宗旨。同时，凤翔一镇也因此呈现出了军政体系多元化的特点。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代宗初年吐蕃等的入侵，不光给南道带来了巨大压力，北道的压力也不小。那么北道方面是否也有如南道这样的神策军布防呢？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代宗初年北道方面的军事布防始终是由外系藩镇尤其是朔方军来承担的。京畿以外的邠州一带自不用说，在那里丝毫看不到神策军的影子。就是京畿内的北部诸县，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朔方军来驻防。

京城西北第一要县首推奉天。肃代之际党项、吐蕃的入侵多由奉天南下，尤其是代宗广德、永泰年间吐蕃的数次大规模入寇，奉天都是其必经之路。奉天地位之重，不仅是因为其当西北大道之要，而且其北面是险隘的漠谷和梁山，对于屏蔽京师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故而“唐代中叶，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20]。而这个驻防奉天的重任，在大历初期就是由朔方军来承担的，这也延续了朔方军自广德、永泰以来吐蕃南下必由此军屯驻奉天的传统。如：

（大历二年）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泾州属县）、宜禄（邠州属县）；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

（大历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破之……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21]

可见，只要北面一有风吹草动，位于河中的朔方军就得调往奉天屯防，而且屯防人数不在少数。“与奉天并为京师西北两道之路口”[22]的是泾阳。和奉天一样，泾阳的防守在代宗初年也由朔方军来执行。

因此我们看到，和南道的形势不同，北道方面在大历初期并没有神策军的痕迹。

大历四年，鉴于北道局势吃紧，朔方军主力由河中徙屯邠州。自朔方军徙屯邠州后，京畿北部的驻防似乎就不再由朔方军担任了。这当然是因为现在坐镇邠宁的朔方军已可将吐蕃的威胁化解于京畿以外，所以不用再以大军屯驻京畿的缘故。不过，京畿内的防守也并非就此可以撤除，只是担当防守的人选换了他者而已。比如：

（大历六年）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23]

到了大历十年九月，又“命卢龙节度使朱泚出镇奉天行营”[24]。朱泚的出镇奉天比较特殊，其所带来的幽州兵自然是此次出镇奉天的主力，因为其部下、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廷的张道昇在来京后就被任命为“行营都知兵马使”[25]，这里的“行营”显然当指“奉天行营”。但《新唐书·朱泚传》也说：

进（朱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赐禁中兵以为宠。

这样看来，朱泚统领的奉天行营其实包括了幽州兵和禁军两套系统。

此后朱泚调镇凤翔，幽州兵随行。而到了建中二年，德宗发京西北军队讨伐关东藩镇时，史又称：

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将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阳）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旋之日，相与为欢。苟未捷，勿饮酒。’故不敢奉诏。”[26]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变化，即作为拱卫长安的重镇，奉天在大历一朝，其驻防军队经历了由朔方军变为防秋兵，又由防秋兵逐渐变为禁军，最终在德宗初年，正式成为神策军屯防驻地的趋势。换言之，如果说南道在大历初期就已经系统地规划了神策军的屯驻体系的话，那么在北道，这个趋势在大历后期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在一份有关和州（淮南属县）刺史张万福的资料中，我们也看到了相似的痕迹，虽然并不确定和显著：

代宗诏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带和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27]

《旧唐书·张万福传》的记载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