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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第2页）

久之，诏以本镇（指淮南）之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万福诣扬州交所领兵，会（淮南节度使韦）元甫死，诸将皆愿得万福为帅，监军使米重耀亦请万福知节度事。万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带利（和）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

推测可能的情况是，此前以和州刺史身份讨平南下平卢军许杲部众的张万福在诣扬州交兵及前帅去世之际拒绝了诸将和监军愿其为帅的请求[28]，于是乘代宗征召淮南兵防秋之机入镇咸阳，并因此留备宿卫。张万福事迹中的不少细节现在还无法确知。比如虽然我们推测淮南防秋兵最初应该是由万福率领镇守咸阳，但当他们经过三年的防秋生涯还镇后，万福是否还驻守咸阳，驻守多久？所谓“因留宿卫”是指万福后来调入了京城，还是只是表明他取得了禁军将领的身份？如果是后者的话，是否可指他以禁军将领的身份仍驻扎在咸阳？那么咸阳此时的屯驻部队是否也有禁军呢？咸阳濒临渭河，其东南、西南分别为中、西二渭桥，作为长安西北的门户，咸阳的地位由广德元年吐蕃入侵时，代宗立即任命哪怕当时没有什么兵权的郭子仪出镇当地已可看出。那么它像奉天一样，由防秋兵驻防逐渐转为由禁军驻防或许也不难想象。

在另一份《唐故元从定难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兼试殿中监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侯刘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墓志资料中，我们则看到，墓主刘昇朝虽然不是神策军的将领，但他是肃、代两朝的元从禁军，曾先后担任过“射生”和“宝应衙前将”等宫苑禁军职务。墓志称：

大历十四年，上（指德宗）分御苑之师，镇守畿甸，特授十将，镇云阳县。[29]

这份资料显示，德宗在即位之初，曾有将宫苑内的禁军派往畿内诸县屯驻的情形。德宗此举的原因墓志没有交代，但这一措施在削弱禁中守卫的同时，无疑增强了京畿属县的禁军力量。云阳县在泾阳县西北，其西北的甘泉山是长安北塞，当西北军道之要。[30]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受仆固怀恩之诱入寇京师时，除了朔方将领浑瑊、白元光先于奉天驻兵外，代宗后又召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

（并）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盩厔，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31]

可见其时的京畿布防中，云阳也是一重点地区。而奉天、云阳、泾阳、咸阳四县似乎就构成了大历时代京畿北部的一个重要军事防区。（参见图14）并且，自大历中晚期开始，它们也逐渐呈现出一种由禁军出守的趋势。

综上所述，代宗一朝在实现了长安卫军神策化的基础上，将神策军扩展到了京畿以及京畿以外的某些地区。其中，京畿西部以及凤翔府是神策军此次扩展的重点方向，而鱼朝恩任神策军统帅的大历前期应该是神策军在代宗朝扩编最为重要的时期。不过到了大历中晚期，京北，尤其是京畿北部的奉天等县也逐渐增加了包括神策军在内的禁军屯驻力度。因此到了这一时期，整个京畿地区就已基本上看不到外系藩镇的身影了。此外，神策军在大历时代的屯驻点与关东防秋兵、关中藩镇的屯驻点有不少重叠。并且，无论是京城神策，还是城外神策，其将领和军队多半是久经沙场的藩镇军将和部众。

总之，神策军在大历年间的发展除了有加强宫禁宿卫的目的，应对吐蕃威胁亦应是其主要宗旨之一。而代宗一朝神策军的这种发展，不仅奠定了德宗初年神策军的大致规模，也为其后神策军在“四镇之乱”与“奉天之难”中的大显身手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了大历时代神策军扩编的成效，因为可能在大历末或建中初，泾原老帅段秀实因见禁兵寡少，不足以备非常，就曾上疏言：

臣闻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盖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义，在于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窃观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则犬彘马牛悉能为敌。伏愿少留圣虑，冀裨万一。[32]

而我们在此后的奉天一役中也看到，当李晟率领的神策军主力[33]、镇守奉天的阳惠元、屯驻武功的尚可孤，以及哥舒曜统领下的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中的禁军相继被德宗征调去关东后，关中甚至可能宫苑内剩下的禁军都已寥寥无几了。所以陆贽在建中四年八月，在德宗连“诸将家子弟”都征发后，向德宗上了著名的《论关中事宜状》，提及此时的情形为：“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34]而正是因为连“环卫”之众都已抽调，难怪此后的泾原兵轻而易举地就赶走了德宗。而这一不利情形想要得到彻底更革，只有等到德宗经历奉天一役后的贞元时代才能实现。而且，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德宗的贞元时代也将见证神策军的又一次大规模发展。[35]

二、多维度空间的奠立

在开始对德宗时代的讨论前，我们先来看一份宪宗初年的神策军资料，这是一份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京城外神策军布防格局最为系统的资料。说它是宪宗初年的资料，直观的原因是它出现在《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的胡注中：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定远军本属灵州。灵、盐接境，相距三百里，定远军在黄河北岸，盖分戍盐州也。又按宋白《续通典》：左神策，京西北八镇，普润镇、崇信城、定平镇、□□□、归化城、定远城、永安城、郃阳县也；右神策五镇，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庆州镇、怀远城也。今曰右神策，岂怀远兵欤﹖盐州前上得专奏事朝廷，今复属朔方。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胡注所引《续通典》成书于北宋初，现已亡佚，是书所记起唐至德初迄周显德末[36]，因此关于是书此条资料所反映的神策军镇的确切年代，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军镇必定是德宗于兴元元年还驾长安后对神策军进行改革，即分左右神策厢后的结果。更可能的，则是贞元二年九月“神策左右厢宜改为左右神策军”[37]后的产物。当年也是德宗对神策军建置进行重要改革的一年。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在上列神策军镇与其历史的比较中为确定这份名单的时间找寻一些线索。《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条云：

（元和）三年正月，诏普润镇兵马使隶左神策军，良原镇兵马使隶右神策军。

这和上述史料是吻合的。又史载：

郝玭为临泾（泾州属县）镇将，以临泾地居险要，当虏要冲……元和三年，（泾原节帅段）佐请筑临泾城，朝廷从之，仍以为行凉州，诏玭为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寇不过临泾。初，佐请城临泾，诏麟游、灵台、良原、崇信、归化等五镇并修整士马，掎角相应。[38]

除了灵台，麟游、良原、崇信、归化四镇名字均出现在《续通典》中。虽然这条史料没有明言它们是否为神策军镇，但极可能是的。因为在元和二年韩逢所作的一篇《故内侍省内给事假延信故夫人渤海郡骆氏墓志铭并序》中就提到，骆氏之子假文政当时就担任“左神策军行营归化、崇（信）城等镇监军使”[39]。显然，归化、崇信其时都属于左神策麾下。如此来看的话，《续通典》的资料就极可能反映了元和三年后不久的情形。而《新唐书·地理志》叙述定平镇时也称：“（元和）四年隶左神策军。”但据《资治通鉴》正文的记载来看，元和二年定远军已归属灵盐节度使了，而《续通典》的资料中却还有定远城。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定远城在此后又改隶神策军的可能。考虑到神策军镇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所以我想暂时把《续通典》的这份名单时间定在元和初期。

此外，倘若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份名单时间的话，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将它放在一个与之相关的政治环境中来进行分析。而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它同时又可以为我们理解关中的地缘政治结构，尤其是神策军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提供很好的解说。

在开始我们的分析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续通典》这份资料的特点，尤其是它和大历初期神策军屯驻地的区别：首先，除了普润、奉天、麟游三者外，这份资料与大历初期的神策军镇几乎没有雷同；其次，除了奉天外，其余全为畿外军镇；再次，这些畿外军镇广布在凤翔、邠宁、泾原、灵州、同州，甚至河东诸镇中，而不是像大历初期那样，全集中在凤翔一镇。（见图19）以上是一个概观，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每个军镇的特点。

图19《续通典》所载左右神策军镇屯驻地

（说明：归化、永安二城地望不确定，系暂拟。）

（一）京东的郃阳

郃阳为同州属县。同州境内南有蒲津，北有龙门，故其地“当河中之冲途，为通太原之主线”[40]。由同州治所冯翊县东经朝邑，过蒲津可达河中；或北上郃阳、韩城，过龙门，循汾河至绛州。郃阳的位置虽既不临蒲津，也不控龙门，但它正处于濒临此二关的朝邑与韩城两县之间，因此可对两地都产生制约作用。《旧唐书·窦觎传》言：

兴元元年，讨李怀光于河中，诏（坊州刺史窦）觎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郃阳。贼平，以功兼御史中丞。迁同州刺史。

推测郃阳镇的设立应该就是讨平李怀光之初之事。其时潼关所在的华州有骆元光的军队，但蒲津和龙门所在的同州军事力量则不强。而怀光平后，河中依旧是朔方军故地，所以德宗为加强同州军力，直接安置神策军于此。

（二）泾陇间的崇信、良原、普润、麟游、归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位于凤翔府的普润、麟游以及位于泾原的良原、崇信、归化五镇。其中，除崇信、归化为城堡外，其余三者均为县。史念海先生在论及关中西北的形势时曾经指出，汧水河谷经过的陇县、千阳地区，与泾水、马莲河交汇的长武、彬县地区是关中西北的两大门户。前者位于陇州，后者位于邠州，两者之间横峙着岍山。由西北方面向关中的进攻，就是要在这两个门户中任选其一，或同时并进。不过由于这两个地区之间距离并不远，并且其中也有道路联系，所以这些道路在军事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岍山以北联系这两个地区的道路，主要是由西向东的三条泾水支流：最北的是流经华亭、崇信的汭水；中间的是流经良原的黑水；最南的一条是流经百里城及灵台的古细川水。[41]而这三条河流其实都流经泾州境内。

在史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崇信和良原的名字。关于崇信，《太平寰宇记》卷30《关西道六·凤翔府》载：

崇信县……本唐神策军之地，后改为崇信军。皇朝建隆四年（963），以崇信暨赤城东、西两镇及永信镇等四处，于此合为崇信县。[42]

显然，宋代的崇信县就是由唐代的崇信城发展而来的。[43]

良原县，原属泾州，“兴元二年没吐蕃，贞元四年复置”[44]。其复置一事，史称为：

（贞元四年春，）以华州潼关节度使李元谅（即骆元光）兼陇右节度使、临洮军使……陇右李元谅筑良原城。[45]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李元谅是以“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临洮军等使”[46]的身份驻扎在属于泾州的良原县。这或许正可说明，良原具有控联凤翔与泾原两镇的意义。而史料在称述李元谅屯戍良原的功绩时也说：“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47]贞元九年（793）十一月，李元谅卒于良原，部将阿史那叙统元谅之众，继戍其地。[48]史又称：“元光卒，军入神策。”[49]因此良原可能在贞元九年以后正式成为神策军镇，元和三年再次诏归右神策。

其实，除了崇信、良原外，上述华亭、百里、灵台也是大历及贞元初期吐蕃屡屡攻击的地区。不过大历时代在这些地区反击吐蕃的是李抱玉、马璘、郭子仪麾下的藩镇军队，我们尚未看到禁军的身影。因此，与其具有相似地位的崇信和良原归入神策军，意味着与大历时代凤翔一镇神策军全集中在临近京畿的凤翔府不同，神策军的势力现在已经向西延伸到了陇州，其防御积极性较大历时代明显增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