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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第4页）

贞元时代神策军镇的这种广布于京西北地区的格局，当然首先与其时吐蕃入侵频繁且其进攻路线多样有关。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京西北藩镇在经历了“奉天之难”后实力均大为下降，以至于单纯依靠它们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吐蕃威胁。陆贽在贞元九年的《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说：

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中兴已来，未遑外讨，侨隶四镇于安定，权附陇右于扶风。所当西北两蕃，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关东戍卒，至则属焉。虽委任未尽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顷逆泚诱泾原之众，叛怀光污朔方之军，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唯以客礼相侍。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阽危，固亦难矣。[83]

总之，如果不考虑作用相对有限的关东防秋兵，仅对比神策军与边军的话，那么贞元时代出现的以神策军为主导，并逐渐临驾边军，并使边军遥隶其名下的政治结构确实是大历时代所未见的。不过和大历时代一样，神策军和边军依旧都要面对吐蕃等异族的挑战，而且，正如上文的分析所看到的，那些在应对吐蕃威胁时发挥不错效用的神策军，如良原、普润、定平等，它们往往是由此前具有战斗力的重要藩镇军队转变而来的，这一点和神策军的早期发展也很相似。当然，在对比大历、贞元两个时代的神策军发展情形时，我想我们必须考虑到畿内和畿外两个不同的层次。但有趣的是，《续通典》资料中仅有奉天一镇在畿内。不过这反倒提醒我们，畿内的问题也许也是神策军在贞元时代值得注意的一个焦点。

（六）畿内的奉天

我们知道，德宗在“四镇之乱”时因大力征调神策军东讨，以至于宫卫不备而被泾原兵赶出长安。贞元二年秋天，当关东的叛乱刚刚平息，西边的吐蕃又重启侵扰攻势：

（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游骑及好畤。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85]

到贞元三年，吐蕃平凉劫盟后复寇京畿，其时德宗又使浑瑊等出镇奉天等地，直到年底吐蕃罢军，浑瑊等才各还本镇。[86]

德宗初年环卫不备的教训，以及吐蕃背盟后京畿驻防依旧得部分仰赖外系藩镇的经历，应当促使德宗在大力发展畿外神策的同时，对京畿内的禁军建设也有所措意。据《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

日野开三郎教授曾据此条认为蓝田县当有神策军镇。[87]如此的话，那与蓝田共授镇遏使印的其他二十二个地区应当也有神策军镇。遗憾的是，除了渭桥外，我们无法确知其他二十一个地点的名称。不过，贞元时代京兆府共有二十三县的事实也许暗示我们，二十三位神策镇遏使可能就是驻扎在京兆府诸县中的。当然，此处的“渭桥”并非京兆府县。不过无论是东、中、西渭桥中的何者，渭桥特殊的转输及军事地位，都可以使它获得驻扎神策军的资格。[88]此外，作为附郭的万年、长安二县也可能并不在此二十三者之中。不过在这里，我仍想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二十三镇遏使即便不与京兆府二十三县一一对应，但也应该全在京兆府内。并且，这些京畿内的“镇遏使”应当全指神策军。[89]

这一假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续通典》的名单中，除了奉天外，其余全为畿外神策。《续通典》的名单无疑反映了贞元时代以后的神策军镇情况，但如果其时唐廷无法保证畿内的安全，或者说，它没有在畿内构筑足够而系统的禁军力量的话，我相信，它不会先行考虑畿外的问题。当然，畿内和畿外神策军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唐廷可以将外系藩镇收编成畿外神策，但很难说这样的藩镇军队会转变成卫军驻扎宫苑或者畿内。[90]

现在我们来谈谈奉天的问题。奉天虽然地处京畿，但它是京畿内极为特殊的一个据点。这不仅是因为它重要的军事地位，同时还与它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关。《新唐书·范希朝传》称：

王叔文用事，谓其（指范希朝）易制，用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屯奉天，以韩泰为副，因欲使泰代之。会不能得神策军而罢。[91]

奉天的重要政治地位就在于，它还是京西神策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的屯驻地。或者说，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与京西诸神策军镇相似或互为表里，而不类其他畿内军镇。[92]

综上所述，我认为反映贞元时代以后的《续通典》记载是一份不包括畿内神策的神策军镇名单，但这并不意味着畿内没有神策军镇。[93]恰恰相反，正如经历“奉天之难”后的德宗在贞元时代对神策军的军制结构进行重要调整一样[94]，他对神策军的空间结构也进行了系统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可能首先就是从京畿地区展开，并在以畿内为保障的基础上逐渐向畿外扩展。畿外神策的扩展贯彻着唐廷应对异族威胁与控临边军的双重意图。与大历时代相比，贞元时代的神策军镇已经推进到关中各地，甚至还涉及关中以外的地区，显示出一种积极而普遍的发展态势。

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关于《续通典》这份名单年代的问题上来。我想，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份名单确定在宪宗元和初期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这份名单中的不少军镇是在贞元中后期归入神策军名下的；其次，名单所体现出来的空间布局延续了德宗时代积极防御吐蕃的态势。吐蕃的侵扰势头虽从贞元末起渐趋疲弱，元和一朝唐蕃双方基本无甚大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战斗还时有发生。而以元和初期宪宗防备吐蕃的一些措施，及其本人“图复河湟”的心意来说，继承德宗时代的神策军布防结构，应该是符合宪宗本人及元和朝政治性格的。此外，元和时代边军继续弱化的趋势，也要求这种多维度空间的结构必须存在。事实上，由于宪宗和德宗一样，并不热心发展关中藩镇的军事力量，所以他几乎是完全继承了贞元时代边军与神策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元和七年李绛在《延英论兵制》中向宪宗陈述的：

今边上空虚，兵非实数……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军镇兵。本置此者，祗防蕃寇侵轶，俾其御难战斗也，不使其鲜衣美食，坐费衣粮尔。今寇贼为患，来如飘风，去如骤雨，两京节度使本兵既少，须与镇兵合势，掎角驱逐。镇军须倍道急趋，同力翦扑，而牵属左右神策，须申状取处分。夫兵不内御，须应机合变，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和当年陆贽的意见相似，李绛也要求“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割属当道节度，使法令画一，丰约齐同”[95]。不过，正如发展边军的要求因次年李绛的罢相无疾而终，李绛意欲神策还隶边军的努力也因“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96]。

我想，德、宪二朝政策的这种相似性和延续性，恐怕是促使我们将宋白《续通典》名单的时间确定在元和初期的最重要原因。此外，这些军镇的名字在史书中出现的频率也以贞元、元和两个时代为多，这或许也可作为一个补充的因素。如果我们再谨慎一点的话，那就将这份名单的时间放宽到元和一朝。因为在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的《登极德音》中，我们就看到其中有：

这里的“神策一十二镇”正是从《续通典》的一十三镇发展而来，并且，它同样不包括畿内神策。[98]

三、走向终结的神策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份有关神策军镇的系统资料，这份资料同样出现在《资治通鉴》胡注中：

（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癸未，泾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凡八镇，长武、兴平、好畤、普闰（润）、郃阳、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记与此稍异。赐将士装钱二万缗。[99]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资治通鉴》原文的“八镇”当指京西北八镇，而非胡注所言的神策八镇。在当年正月穆宗的《登极德音》中，神策尚有一十二镇，因此到十月吐蕃入寇泾州时，不当锐减为八镇。[100]

正如胡注所言，这份名单与宋白《续通典》的名单“稍异”。不过与《续通典》的名单一样，这份名单应该也是有所凭据而可靠的。因为《新唐书·百官志》49上“左右神策军”条就有“掌卫兵及内外八镇兵”一说。与《续通典》的资料相比，胡注此条的神策军镇不仅数量锐减，而且其屯驻据点全面内缩，并且八镇中有三镇来自畿内。（见图22）这种情态，用胡三省的话概括，就是“近畿”八镇，而用《百官志》的话来说，就是“内外”八镇。

图22唐末的神策军近畿八镇

至于这份名单所反映的时代，虽然我们同样无法确知，但它应该是反映了《续通典》时代后的情况。我甚而推测，这可能是一份反映帝国灭亡前夕的神策军镇空间布局资料。因为在僖、昭二朝的史料中，我们多次看到神策“八镇”的提及。比如广明元年（880）十一月，黄巢军队将及长安时，

（僖宗以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101]

（中和二年三月，）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102]

到昭宗即位后，史料亦有“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103]之说。并且，在为数不多的有关唐末神策军镇的零散资料中，我们就发现有胡注名单中所提及的长武、郃阳、良原、奉天四镇的名字。[104]我相信，神策军的这种空间结构的变化，正是关中地缘构造在德、宪时代后发生重要转变的一个标志。这个重要转变就是，关中的强力藩镇与异族势力现在已经不再构成对帝国心脏的威胁。而当昔日的这些威胁性力量终于得因唐廷的努力或自身的衰颓告别关中的历史舞台时，它也意味着，神策军制约边镇与打击外族的功用现在也可以得到舒缓了。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神策军的数量自德宗贞元以后便呈现出逐渐膨胀的趋势，德宗末年达到十五万，宪宗时代当不低于这个数字，而到武宗时可能已达到二十万左右。[106]不过这其中，畿外、畿内、在城神策人数之间的比例如何，我们无法得到明确答案。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三者的数量在贞元时代后都应该有明显的增加。畿外神策的扩展从上文对《续通典》军镇的分析中已可看出，它们也成为畿外神策数量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这里，我则要指出畿外神策数量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遥隶”神策的大规模发展。

所谓遥隶神策，指本非禁旅的边上诸军为获取禀赐厚于边军的神策军待遇，往往诡辞请托，要求遥隶神策军，其实是“不离旧所，唯改虚名”[107]而已。边军遥隶神策的情形出现在贞元时代，并在此后继续发展。新书《兵志》和《资治通鉴》都认为，贞元中后期神策军总人数能飙涨至十五万，主要就是拜遥隶所赐。[108]边军因遥隶神策而内统于宦官，无疑增强了唐廷对边军的控制，故为唐廷所乐见。但其所导致的政府财匮、边地力分、号令不一而难求有效打击吐蕃的弊病，也已由学者指出。[109]不过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这种遥隶神策能否真正听命于唐室，或者说，唐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真能控制它们吗？

在这里，我们有一份由文宗时代鄜坊观察支使卢谏卿为鄜坊属州、延州刺史李良仅所作的墓志铭。[110]墓主先人是西蕃酋豪，有可能是沙陀。[111]代宗时，墓主之父李如暹率蕃部千余帐归顺唐朝，并在贞元年间被授予延州刺史、兼安塞军等使。[112]在李如暹于元和二年临终前，其奏授其子李良仅充“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使、延州安塞军蕃落等副使”。元和六年（811），李良仅被正式任命为延州刺史，并继承了其父的一切军政权力。李良仅担任延州刺史长达十八年，于大和二年（828）薨于本州。[113]墓志署其长子李拱职为“左神策安塞军押衙、兼衙前副兵马使”，嫡长子李据职为“左神策安塞军押衙、兼押诸蕃府部落兵马使”。显然，李氏作为延州当地一支重要军政势力的情形将依旧延续下去。从墓志的记载看，延州至晚在元和初期就已经遥隶左神策了。但其控制权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李氏家族手里。很难想象唐廷能对延州的蕃部军队实施随心所欲的调动。所以说，唐廷给予延州左神策行营的名号，或许正是因其洞晓鄜坊观察使实际上无法控制蕃部集聚的延州，因此反不如将延州由鄜坊直隶神策，至少可以通过“神策行营”的名号来笼络和制约以李氏为首的延州蕃部。至于说延州由此就成为唐廷的嫡系军队，则显然是无稽之谈。

和遥隶的情况不同，唐末史料中的神策近畿八镇，以及在城神策无疑都受唐廷的直接控制。至于它们的数量，毫无疑问当远高于当时各边镇的平均人数。若以黄巢攻入长安时的情形来看，这两部分神策军的总和可能不下七万[117]，所以依旧是关中地区的军事中坚。我们当然可以说，凭借拥有这样一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嫡系军队，唐廷可以坐稳它在关中的位置，甚至可以依靠神策军对帝国的其他地区造成影响。我们已经在德宗初年的战争中看到过神策军至为重要的表现，而其时的神策军人数总共也只有两三万左右。到了神策军规模大增的宪宗时代，无论征蜀、征淮西，还是讨伐成德，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神策军的身影，只是它们在这些战争中的作用依次递减了而已。[118]而到了帝国晚期，神策军的作用可能更多地只限于关中的空间范畴。[119]不过得益于关中政治情势在宪宗以后的好转，神策军在控遏边镇和防范异族方面不用像过去那样奔忙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这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好光景，终于在广明元年底黄巢军队进攻长安时，以神策军的一溃千里而彻底粉碎了。神策军的崩溃来得很突然，但并非没有预兆。连向来被史家指责为年少无知的僖宗，在听说观军容使田令孜欲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把守潼关时，都曾相当清醒地表示：“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120]关于这种“侍卫将士，不习征战”的原委，《册府元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初，田令孜之起神策军也，众号七万，皆长安豪民以货赂求隶六军，不能负矛戟甲铠之重，乃祈于官执事者，厚以直（值）佣两市之负贩者，以备其行，其实不过三万人，但饰其旌旄钲鼓而已，及守潼关，贼已他道而入，一时狼狈回至辇下。[121]

《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更为形象生动：

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