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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第3页）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先来谈一下前期主导魏博局势的究竟是哪些力量。从魏博前期节帅的更替来看，二代节帅田悦由田承嗣指定，并使诸子佐之。兴元元年（784），田悦为承嗣子田绪所杀，但田绪“惧众不附，奔出北门。邢曹俊、孟希祐等领徒数百追及之。遥呼之曰：‘节度使须郎君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绪归衙，推为留后。”田绪因此成为魏博的三代节帅。田绪尚代宗女嘉诚公主，嘉诚无子，以田绪幼子田季安为己子。田绪卒时，“季安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季安子怀谏，其母为曾经的摄洺州刺史、后在节帅李抱真死后率兵民投奔田绪的前泽潞大将元谊之女。史称：“及季安卒，元氏召诸将欲立怀谏，众皆唯唯。”[95]因此总的来看，虽然田氏的节帅继任也不稳定，但将领在对节帅的更替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96]实际上，田氏时代魏博节帅的即位模式与成德的节帅继任是很相像的。[97]在两镇节帅的更替中，一旦出现继任者年岁较幼、资历较浅的情况，将领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五月，乙未，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丁未，（淄青）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淮西）李忠臣统永平、河阳、怀、泽步骑四万进攻卫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将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众降（成德）李宝臣。甲戌，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己丑，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寇磁州……（十月，）卢子期攻磁州，城几陷；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至京师，斩之。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田承嗣惧……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将吴希光以瀛州降……田承嗣请入朝，李正己屡为之上表，乞许其自新……（大历十一年）二月，庚辰，田承嗣复遣使上表，请入朝。[99]

在田承嗣的两次忧惧请降中，其手下将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前次是霍荣国与昭义降将裴志清等部将的叛离。《新唐书·田承嗣传》更称：“承嗣列将往往携阻，杀数十人乃定。”至于后一次，除了大将卢子期的被擒外，瀛州守将吴希光的降唐对于田承嗣次月的“再请入朝”也有关键影响。在建中二年，谷从政劝其甥李惟岳勿与唐廷对抗，接受德宗诏命入朝时就说过以下这番话：

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身经百战，凶悍闻于天下，违诏举兵，自谓无敌。及卢子期就擒，吴希光归国，承嗣指天垂泣，身无所措。赖先相公（指李宝臣）按兵不进，且为之祈请，先帝宽仁，赦而不诛，不然，田氏岂有种乎！[100]

田承嗣时代的这种将领在魏博军政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局面，也为此后的田悦时代所继承。这从“四镇之乱”初，田悦与手下将领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史称田悦以邢曹俊、孟希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

会幽州朱滔等奉诏讨惟岳，悦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别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杨朝光以兵五千壁卢疃，绝昭义饷道。悦自将兵数万继进……（河东节度使马）燧乃自壶关鼓而东，破卢疃，战双冈，禽贼大将卢子昌而杀朝光，悦遁保洹水。[101]

推测此处的卢子昌就是田承嗣时代大将卢子期的同族兄弟，而被杀的杨朝光可能与当年攻击相卫的大将杨光朝为同一人。史又称：

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旧将也，老而有谋，悦宠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临洺（洺州属县，时属唐），召曹俊问计……诸将恶其异己，共毁之，悦不用其策。[102]

从田悦诛杀降唐不成的魏州守将李长春后向将士所说的一番话语，以及此后与诸将“断发为誓，约为兄弟”等举措来看，取信于手下将领看来还是田悦维持其统治的一项根本策略。当然，在其上述言行过后，魏博的大将李再春父子、符令奇父子，以及其从兄田昂、王光进等人还是投降了唐廷。[104]幸好，靠着邢曹俊的“整军完垒”，魏博士气复振。而此邢曹俊者，正是上文提及的，在田悦死后与孟希祐等追还田绪，使其顺利继承帅位的魏博老将。

所以我认为，在田承嗣、田悦时代，魏博其实和成德一样，也是一个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尽管田承嗣的广征士卒、培植牙军，是很不同于其他两河藩帅的一项举措，但是同样作为安史旧部的藩镇，魏博初期的军事结构依然延续了传统的模式，即将领的主导地位此时并没有被改变。田承嗣手下也拥有实力大将和旧有部众，尽管规模不及李宝臣等人。田氏也努力招纳安史余部和蕃族将领。当大历十年田承嗣成功吞并相卫后，就又有一批相卫将卒被吸纳进魏博，其中就包括相卫的高级将领、安史旧将符令奇、符璘父子。[105]并且，田氏同成德的李氏父子一样，也对位高权重的将领心怀芥蒂，甚至不惜杀戮。史称田季安时，其因衙内兵马使田弘正“人情归附，乃出为临清镇将，欲捃摭其过害之。弘正假以风痹请告，灸灼满身，季安谓其无能为”[106]。后来元稹在为田弘正所作的墓志及德政碑中亦说，弘正之前，“魏之法虐切疑忌，诸将以才多死者”[107]。又称：“先是诸将之外有权者，莫不拘劫妻子以为固；四方之来聘问者，莫不防碍出入以为密。士吏工贾，限其往来，人多惧愁，稀复会聚，至是（指弘正任帅后）皆旷然矣。”[108]

（三）牙军的主导

关于牙军在魏博中后期频繁发动变乱、更换节帅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节帅直接削减了他们的经济所得，或者因与唐廷相结而消耗了魏博府库的财源。由于军士的“丰给厚赐”现在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多起牙军叛乱便应运而生。[110]另一点则是作为一支主要由魏博当地人组成，并且随着时间的增累，逐渐发展成“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的军队，虽然为保卫本土，或维护本镇利益常常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实际上，在田弘正时代后，牙军作为魏博对外征战中核心部队的地位已经奠定下来，尤其到晚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11]），但长时间的出境作战，却又是他们极不乐意的。这往往也是促成牙军动乱的另一个诱因。总之，“嗜利性”与“地域依附性”构成了魏博中后期牙军的两个重要特征。

不过仔细观察一下魏博中后期的节帅人选与节帅更替事件，中期与后期仍有差异。我们先来说一下中期的情况。首先，田弘正、史宪诚、何进滔都是以诸如“牙内都知兵马使”这样高级的牙军将领身份被牙兵拥立为节帅的。其次，田弘正是田氏家族的成员，而史宪诚、何进滔则可能都是来自灵州的粟特人。史氏家族迁入魏博的时间当在安史之乱后，而何进滔的“客寄于魏”则更可能晚到元和年间。[112]换言之，他们的家族都不是出自安史集团，也并非田承嗣旧部。最后，据森部丰先生的研究，尽管《何弘敬墓志》中所谓其六代祖令思因与乔叔望、执失思力争功，为叔望所诬奏，于是“并部曲八百人迁于魏相贝三州”[113]的记载并不可靠，但此记载仍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何进滔来到魏博时，确是率领了相当数量的粟特人一同前来的，这从其娶康氏、其子弘敬娶安氏也可看出。也就是说，何进滔能成为魏博节帅，很可能是得到了一个粟特集团的支持。[114]这一点也许同样能适用于史宪诚。因为就在史、何担任魏博节帅的时期，在他们身边就确有米文辩这样的粟特胡人出任魏博的高级军将。[115]

不过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占据魏博统治上层的粟特集团与已掌握魏博主导权的牙军集团，其特质少有相似之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魏博之客，而后者则是魏博的土著。也许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差距，何氏后人在何弘敬的墓志中会刻意伪造他们在贞观时期即已迁居魏、相、贝的事实。其用意应该正如荣新江先生说的，是为了“要强调何氏在河北根基深远”[116]。并且，到何弘敬的时期，其已经放弃继续以粟特人为联姻对象的政策，而是为其子何全皞娶故卫州刺史徐迺文之女为妇。[117]何氏此举的初衷也许是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当地的势力，并且使自己的家族能够尽快摆脱“客”的身份而融入河北。但其导致的结果，却可能正是使自己在最后的危难关头丧失了粟特人的支持。[118]咸通十一年（870），何全皞因“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119]为牙军逐杀。而由粟特节帅统治魏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就此终结。

当帝国进入到动乱的晚唐时期，魏博也同样迎来了它最为动**的最后四十余年历史。和中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节帅更替更为频繁。被推举出来的节帅也全部来自魏州当地。并且到最后，由牙军推立的节帅已经不再具备牙军右职的身份。堀敏一先生将其概括为，此一时期的魏博节帅是真正“从牙军伙伴中出身的藩帅”，并指出，这一特点在最后一位被牙军拥立的节帅罗弘信的事迹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20]：

两唐书的《罗弘信传》等都称罗弘信为魏州贵乡（魏州治所）人，不过由近来学者据《唐赠工部尚书罗让神道碑》的分析来看，罗氏祖上与田承嗣同出平州卢龙军，并且在魏博前期地位显赫，因此很可能是本隶安禄山麾下，并随安史叛军南下，乱后随田承嗣降唐，定居魏博的将领。罗氏既来自平州，其族属很可能是蕃族，但在碑文中已被粉饰为长沙罗氏。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家族虽世仕魏博，但或与魏博数次节帅更替的变乱相关，其家族在魏博军中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到罗弘信被牙军推立前，其只是一名负责牧圉的军中小校，地位已介于兵士与军将之间。[122]

在愈益接近魏博后期的时代，牙军推选出来的魏博藩帅也与牙军的特性愈益接近。胡人、高级将领、非本地人已经不再成为牙军拥立的对象，这倒不是说牙军在推立节帅时有着明确的身份歧视；相反，倒还不如说，此时的牙军已经全然不顾他们所推选的节帅在藩镇中的身份地位，他们唯独关心的是谁能够真正保障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罗弘信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最为本质的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则是，由于魏博政局的主导权现已彻底为牙军支配，因此到了这个时候，节帅们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诸如与唐廷或邻镇的关系，也不是如何利用魏博的军事优势跻身唐末的争霸行列，而唯有如何控制牙军这一问题。[123]

乐彦祯父子采取的措施是“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意欲通过培植更为亲信可靠的私兵取代牙兵。但此举导致的后果却是“军人籍籍，各有异议”。以至于招募“子将”的乐彦祯之子乐从训不得不“易服遁出”。不过此后乐从训仍被乐彦祯任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后，般辇军器，取索钱帛，使人来往，交午涂路，军府疑贰”[124]。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乐彦祯外放乐从训固然是与牙军的一种妥协，但就其任命后者担任“六州都指挥使”一职来看，仍是试图令后者掌握除牙军之外的镇军、州军的兵权，从而对魏州城内的牙军形成震慑。但这一举措不仅再次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使得乐彦祯在牙军的逼迫下退位为僧，而且还引发了乐从训与会府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125]

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断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朱温将马）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127]

受城内牙军被杀的影响，散居魏博六州之内的牙军和外镇军也纷纷起兵独立，不再倾心罗氏。数月后，魏博境内的军事骚乱被朱温平定，但史称：

（朱温）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128]

尽管以牙军为支柱的魏博镇实力雄厚，但其“嗜利性”与“地域依附性”使其满足于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缺乏与唐末群雄并争天下的动力。而倚靠着牙军之力维持其半独立体制到唐末的魏博，最终也因为牙军的覆灭，在新兴的朱温面前变得毫无还手之力了。后梁乾化二年（912），朱温大将杨师厚趁前者之丧进据魏州，魏博末代节帅罗周翰被迫离镇，历时149年的唐代魏博政权正式宣告结束。

（五）成德与魏博的意义

渡边孝先生是第一位将成德与魏博的权力构造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在他看来，成德军事结构的主导权在“大将”，而魏博则是作为“军士”整体的牙军集团。承袭安史叛军以来的传统，成德的宿将人数多、威望重，世袭与彼此间的联姻关系是其巩固势力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对，成德的兵士层却可能不断经历着新陈代谢。因此，成德是一个“将”与“兵”地位悬殊的社会。或可说，成德的历任节帅本身也是将领伙伴集团中的一员。魏博的牙军本是以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不过，其随后很快就转化为以“丰给厚赐”为利益主旨的雇佣兵集团。地域意识强烈、“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是魏博牙军的主要特点。而藩帅拥立与魏博自立的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兵士集团。

上文有关魏博的研究，对渡边孝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修正。首先，我赞同渡边氏关于成德的论述。成德的军事构造从李宝臣时代就已奠定，并且，这种构造直接承袭自安史集团，又终成德之世始终没有改变。不过在我看来，魏博的军事构造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以牙军为主导的格局的。尽管田承嗣创立牙军为此后后者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这只是魏博军事基础与传统不如成德的一个反映，这使得田承嗣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直属于藩帅的亲卫部队，而创立牙军最初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自卫”。至于魏博军事的基本构造，其实在最初和成德一样，因为魏博毕竟也是由安史降将与安史旧部为基础建立的藩镇。这就是为什么在元和七年（812），宪宗在田季安死后意欲经营魏博时李绛所说的：

因为在元和七年左右这样一个依旧由田氏统治的时代，魏博的权力结构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魏博牙军势力的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权，是从田弘正时代开始的。田弘正到田布，可能是一个过渡时期。在随后的史氏和何氏的时代，魏博的将领，尤其是粟特集团的将领看来仍旧有一定势力。不过粟特将领得以跻身魏博上层，最初也可能正是借着魏博发展牙军的契机以及旧将的退出。但何全皞之后，将领层就再也无法对魏博政局造成影响了，牙军开始完全把持魏博。而到了这一时期，节帅就不得不通过设置更为亲信的私兵作为新的“自卫”部队与驻守牙城的牙军对峙，甚至不惜动用外镇或州兵的力量来威慑和挑战作为魏博征战核心的牙军。也就是说，魏博牙军的势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壮大的，而与牙军势力发展相对，魏博将领的影响力却在日益下降。其导致的结果便是魏博节帅的人选由诸将拥护的田氏一族变为由牙军拥立的田氏大将，再到牙军推选出来的粟特将领，然后是魏博本地的军校，最后则是与兵士身份所差无几、世仕魏州的罗弘信。魏博藩帅更替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藩帅身份差异，正是将领地位下降与牙军势力崛起最好的表征。

那么，成德与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差异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在我看来，成德与魏博正代表了安史之乱后，以两河藩镇为代表的藩镇军事构造的两种模式。第一种以河北的成德、河南的淄青、淮西为代表。这三个藩镇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军将集团构成了三镇权力结构的中枢。有关淄青的情况，史料言：

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130]

淄青最终因持兵在外的大将刘悟的倒戈，结束了李氏祖孙四世近六十年的统治[131]，也就此被一分为三，彻底结束了其半割据的历史。淄青的情况可以说与成德最为相似，所以在淄青被宪宗平定后的次年，当成德节帅王承宗死后，其弟承元执意不接受诸将的拥戴、一心离镇时，就说过下述一番话：

昔李师道之未败也，朝廷尝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固留之。其后杀师道者亦诸将也。诸将勿使承元为师道，则幸矣。[132]

与淄青的藩帅之位由李氏一族长期把持不同，淮西节帅在半个多世纪里则更迭数姓。但是，李忠臣之后的历任淮西节帅——李希烈、陈仙奇、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均为当镇大将；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与刘悟一样，均非淮西当地人；并且，也都是主动夺取节帅之位的。因此与成德、淄青相似，淮西其实也是一个由将领主导当镇军政大权的地方。史称宪宗发兵讨伐吴元济时，

又称此后元济意欲降唐，“为群贼所制，不能自拔”[134]。可见这种情况与淄青很相像。

淄青、淮西与成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则是，三镇都相当重视骑兵，并以骑兵为当镇精锐。史称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135]。淮西“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