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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第2页）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苑咸是崇奉佛教且佛学造诣精深的士人[33]，上引《神邕传》的记载亦可印证此说。上述记载显示，神邕在江陵停留的数月间，曾与窦绍、苑咸、韦子春诸人接洽讲学。而窦绍、苑咸、韦子春三人又都是籍名永王集团的人物。并且，窦绍正是玄宗在《命三王制》中任命的永王傅，而韦子春则是永王的“谋主”。如此来看的话，与他们过从甚密的苑咸，他此后跟随永王南下江淮，是否如其墓志所说的是被“强制于吏”的，就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神邕来到江陵的时间约略早于永王。传中说他是受出镇荆南（指江陵）的御史中丞庾光先之邀才逗留江陵。庾光先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不受禄山伪官，潜伏奔窜的北方官员。[34]他可能正是在逃离安禄山的控制区后被唐廷任命为江陵长史的。所以他出任是职的时间不会太早，估计在天宝十四载（755）底左右。[35]我们知道，在玄宗于天宝十五载七月中旬颁布的《命三王制》中，其为永王配署的副都大使、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是长沙郡（潭州）太守李岘。我在上文说过，玄宗以永王出镇江陵，必要辅之以江陵的地方大员为其保障。不过和《命三王制》中配署给盛王琦的广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本就担任是职的李成式不同，玄宗为永王配署的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李岘此前却并不在江陵任职。玄宗之所以选择以长沙郡太守李岘辅佐永王，一则是基于李岘作为唐宗室，以及曾在京兆尹等任上“皆著声绩”[36]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的时候，玄宗任命接替庾光先的江陵长史源洧不巧在任命伊始便去世了[37]，所以此时正处在逃难途中的玄宗也只能另择一临近江陵的南方要员补任此职。

现在的问题是，据墓志描述，苑咸在安禄山叛乱时应该正在安陆郡太守任上，那么他怎么又会在江陵与窦、韦诸人有过从呢？安陆郡地处淮河以南，并以桐柏山的平靖、礼山、百雁三关与北面的义阳郡（申州）分界。虽说安史叛军在乱初就已迅速推进到濒临汉东淮上的河南西部，但安陆在当时毕竟还不是处于战争一线的危险地区，因此作为一方太守，如果仅仅因为一己之身家性命就丢弃一郡士民，南逃至当时士人流寓播迁的集中地荆襄，恐怕是难以说得过去的。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苑咸是受永王之邀而南下江陵的。身为昔日权相李林甫的书记，中书舍人苑咸是公认的文诰高手。[38]李林甫死后，苑咸因受杨国忠排挤外放，天宝末年调至安陆任职。对于其时广揽人才的永王来说，这样一位深具书记之才的士人也许早就在其属意之中。[39]而苑咸熟稔并擅作诏诰的专长也决定了此后“东巡”江淮的永王必将携其一同南下。南下的苑咸也许并未携带家属随行，因为据苑咸墓志，其夫人邵氏就在其死后十年于江陵去世。[40]

苑咸的情况应该不是一个个案。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在《神邕传》中与苑咸并提的窦绍、韦子春诸人，他们是否与苑咸一样，是早在永王来到荆楚前就已经在这一地区的士人，或是之前即随永王行动者；但可肯定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无论是像苑咸一样早先就在此地任职的官僚，还是像上文提到的刘晏一样，因避乱才寓居襄阳的士人，富足而安全的荆楚已经成为一个士人聚集的区域。并且随着永王的东来，这些士人成为当时急于罗致人才的永王全力争取的对象。甚至连僧人神邕都很可能与永王有所接触，并且此后就是随着永王南下的舟师返回江南的，只不过《神邕传》的叙述避讳了他与永王的这段过从而已。于是在江陵，一个以永王璘为核心、云集着一批荆楚士人的政治集团就此形成了。

四、江汉：玄、肃二帝的暗战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荆楚士人都愿意加入永王璘的这个政治集团的，比如前文说的刘晏。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来谈一下作为江陵第一大员的李岘在当时的表现。在玄宗于七月十五日颁布《命三王制》后，长沙太守李岘接受了前者的任命，赴职江陵。然而据《资治通鉴》“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41]一句来看，改任江陵长史的李岘很快就离开了永王，并且径直奔赴肃宗的“行在”。是什么原因使促李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接受玄宗的任命而变为投奔肃宗？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

我们知道，在玄宗于七月十五日发布《命三王制》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肃宗已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位并尊其为上皇天帝的事情。[42]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蜀郡，玄宗方知肃宗即位。[43]十六日，玄宗发布让位诏文，并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44]十八日，遣宰臣韦见素、房琯、崔涣等奉传位册文前往灵武册立肃宗。[45]

诏文与册文均由曾为玄宗撰写《命三王制》的中书舍人贾至起草，诏文曰：

……况我元子，其睿哲聪明，恪慎克孝，才备文武，量吞海岳，付之神器，不曰宜然。今宗社未安，国家多难，其英勇雄毅，总戎专征，代朕忧勤，斯为克荷。宜即皇帝位，仍令所司择日，宰相持节，往宣朕命。其诸礼仪，皆准故事，有如神祇简册、申令须及者，朕称诰焉。衣冠表疏、礼数须及者，朕称太上皇焉。且天下兵权，制在中夏，朕处巴蜀，应卒则难，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皇帝处分讫，仍量事奏报。寇难未定，朕实同忧，诰制所行，须相知悉。皇帝未至长安已来，其有与此便近，去皇帝路远，奏报难通之处，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待克复上京已后，朕将凝神静虑，偃息大庭。踪姑射之人，绍鼎湖之事……[46]

任士英先生已对诏文与册文，尤其是这篇重要的《明皇令肃宗即位诏》的政治意义进行了分析，指出，诏文与册文的颁布固然昭示了玄宗承认肃宗即位的事实，但通过《令肃宗即位诏》，玄宗仍为保留其权力提供了法律依据（比如仍保有发诰权和处置权），使得肃宗为求获得合法正统之认可，于接受册命时，不得不接受诏书中对此所作的安排，使权力的交接过程留下空隙，从而形成了玄宗（太上皇）与肃宗（皇帝）各掌大权，共同进行平叛战争的二元政治格局。双方都以平叛为目标，互有妥协、让步，从而得以共存。[47]

到八月二十一日时，也就是玄宗册命肃宗后的三天，玄宗又发布了一道诰令，这道诰令就将与我们所讨论的李岘有关。这道名为《停颍王等节度诰》的诰令在《唐大诏令集》中同样被系于贾至名下。诰曰：

凿门命将，授钺专征。仗以方面之威，执夫赏罚之柄。邦家重任，固实在兹。颍王、永王、丰王等，朕之诸子，早承训诲。琢磨《诗》《书》之教，佩服仁义之方。乐善无厌，好学不倦。顷之委任，咸缉方隅。今者皇帝即位，亲统师旅，兵权大略，宜有统承，庶若纲在纲，惟精惟一。颍王以下节度使并停。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李岘未到江陵，永王且莫离使，待交付兵马了，永王、丰王并赴皇帝行在。[48]

其实，此诰的真伪问题贾二强与林伟洲两位学者都提出过疑问，疑点之一就是担任肃宗册礼使判官的贾至在八月十八日的时候正随宰相韦见素等人前往灵武，所以他不可能在三天后替玄宗撰写此诰。[49]我接受此诰为伪作的看法，即它可能确由贾至撰写，但却是其受肃宗之命模拟玄宗的口吻创作的，而且创作的时间也不可能是八月二十一日，至早也要在九月二十五日贾至一行抵达肃宗当时的行在顺化郡（庆州）以后。[50]

肃宗为什么要委笔贾至伪作此诰？如果像上述学者的分析所揭示的，若抵达肃宗行在的韦见素一行人在册命肃宗的同时亦向后者传达了玄宗《令肃宗即位诏》的旨意，即实际上，玄宗并不甘于肃宗为其安排的太上皇的位置，仍旧保留着发诰的权力，即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仍旧留有一手[51]，那么肃宗委笔贾至撰写《停颍王等节度诰》，并系其时为玄宗临轩册命肃宗一事的后三天，也许正可看作肃宗对玄宗仍旧不肯放弃发诰权力的一种回应。而诰中所言“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云云，正敷衍自诏文中的“其四海军郡，先奏取皇帝进止”，故肃宗此举也算是有据可依，并非全然妄为。

诰中虽然强调了暂停颍王等人的节度职衔，将“处分”的权力由玄宗任命的诸王转移到新帝肃宗手中，但是对辅佐诸王的地方大员（“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却仍旧令其“知事”，这样的措辞当然完全符合此时正偏处西北的肃宗尚没有能力去全面更革南方的政治格局，所以仍旧需要获得这些“先有”封疆大吏配合的实情。而这亟须争取的首要对象，就是本由玄宗任命的永王副使李岘。因此，假设此诰是肃宗于九十月间要求贾至撰写并颁布的，那么得知此诰的李岘由于永王此后未能与其交割兵马而辞疾离去，也许是说得过去的。

不过，当肃宗要求将此诰的时间系于八月二十一日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八月中旬的时候，永王一行还未到达江陵。更重要的是，据《新唐书·肃宗纪》载，十月的时候，肃宗“遣永王璘朝上皇帝于蜀郡”。而这与《停颍王等节度诰》中所要求的“永王、丰王并赴皇帝行在”的说法显然是不吻合的。是由于消息传达得不够及时，或者肃宗疏忽大意，所以没有意识到永王在八月中旬还未抵达江陵，还是他的决定如此反复，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忽而以玄宗的口吻要求永王赶往皇帝的行在，忽而又以自己的诏令要求永王朝觐蜀郡的玄宗？

当然，上述的情况都有可能存在，只是，这些可能性都不大。我的意思是，如果《停颍王等节度诰》确是肃宗借贾至之手的伪作，那么伪作的时间也要晚到“永王之乱”一事结束后。而李岘辞疾赴行在的原因，据《册府元龟·总录部·忠第二》的记载则为：

《册府元龟》的这段史料正是上述《资治通鉴》所引“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的资料所本，从其叙述语序来看，李岘的辞疾离任更像是由于肃宗诏令永王归蜀，而永王不从，所以李岘为不欲预其祸才离开前者的。“唯”字在这里的使用既突出了李岘“忠贞”的胆气与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但似乎也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即除了李岘这样的少数外，还是有很多江陵士人选择跟随甚至支持永王的。

李岘诚然是一个极有政治洞察力的士人，但是如果肃宗真颁布过所谓《令永王璘归觐于蜀诏》，或以玄宗的名义发布过《停颍王等节度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很多荆楚士人选择支持永王，会像我们在上文中说的那样，在江陵形成一个以永王璘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呢？需要指出的是，当永王一行于九月抵达江陵后，肃宗即位灵武的消息已为大多数南方士人所知晓[53]，并且，此举也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拥护。[54]那么，难道是他们对这些诏诰视而不见？实际上，在下文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那些卷入“永王之乱”中的荆楚士人，无论是乱中还是乱后不久，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永王者，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令永王璘归觐于蜀诏》或《停颍王等节度诰》。尤其是后者，如贾二强先生所指出的，甚至在李璘兵败后玄宗所下的《降永王璘庶人诏（诰）》中都只字未提此诰，如果是诰真颁布过，玄宗这样做是有悖情理的。[55]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肃宗在永王事件平息之前从没有以玄宗的名义颁布过《停颍王等节度诰》。至于肃宗令永王归蜀的诏令，我认为可能颁布过。但一则，它的颁布也应该是有前提或语气委婉的；二则，也许在由永王都统的荆楚一带，肃宗诏令的影响力确实有限。

我们看到，上引《册府元龟》关于李岘因永王不从肃宗令其归蜀的命令而离开永王的叙述，与我们本目开头引用的新书《永王璘传》的下述表达很相似：

它们都显示了肃宗诏追永王璘是在后者心生“窥江左之意”的前提下才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当然，正史的这种叙述难免有为肃宗辩护之嫌。但是，无论肃宗是否确有诏追李璘的行动，也不管这种诏追究竟是发生在李璘南下江左前还是后，两唐书等选择将肃宗诏璘一事与璘对江淮的觊觎联系起来，本身就说明，至少玄宗任命永王璘为江陵大都督的《命三王制》是有权威性的。因此哪怕是史家编撰肃宗诏追李璘的时序，也需要在李璘违背《命三王制》，亦即不安于江陵的任命，徒生希冀江淮野心的前提下才能被提出。

事实上，在永王璘尚未“东巡”江淮前，甚至在“东巡”江淮之初，在南方具有效力且影响力最深的依旧或者说只有玄宗的《命三王制》一文。在其时担任淮南采访使掌书记的萧颖士作于至德元载（756）十月的《上崔中书圆书》中，萧颖士就说道：

先奉七月十五日敕，盛王当牧淮海。累遣迎候，尚仍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华胄茂德，平时良守，清静临人，贪暴敛迹。虽古龚、黄、召、杜之化，无以先之。然与今时经略，颇不甚称……若朝廷不时遣贤王，即就镇求选博通宏略之士，以辅佐之。[56]

无论对于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还是其幕僚萧颖士来说，《命三王制》中要求诸王出守重镇的战略部署既具有效力，也明智正当。所以迎候盛王琦的出镇在萧颖士看来，既是尊奉玄宗意旨的当然举措，也是应对叛乱压力的迫切要求。所以《旧唐书·玄宗纪》说，在玄宗颁布《命三王制》后，“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一点都不是阿谀玄宗的夸饰之词。[57]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明智者看出这篇制文可能存在使帝国陷入分裂的危险性，比如高适、刘晏就都是具有这种政治眼光的人物。但是，看出归看出，既然制文已经颁布，永王已经出镇江陵，尤其是众人得知玄宗的这一决定，甚至还都可能在得知肃宗即位的消息前，那么，此后的行事处事就都还不得不以这份制文为依据，甚至肃宗本人在当时也不得不照顾到这篇制文的效力以及面对永王业已出镇的事实。[58]下面的这段文字是元结为被永王任命为江夏（鄂州）太守的董某在永王南下江淮之初向肃宗呈上的《自陈表》中的一部分：

臣某言：月日，敕使某官某乙至，赐臣制书，示臣云云。伏见诏旨，感深惊惧。臣岂草木，不知天心？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离心。臣谓此时可奋臣节。王初见臣，谓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臣本受王之命，为王奉诏。王所授臣之官，为臣许国。忠正之分，臣实未亏。苍黄之中，死几无所，不图今日得达圣听。[59]

董太守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忠正之分，臣实未亏”，依据就是奉了“承制”出镇的永王的诏令。而永王所承的这份制书无疑就是《命三王制》。《自陈表》中没有提及《令永王璘归觐于蜀诏》，也没有提及《停颍王等节度诰》，这不是董某为了自保不敢提及，以《自陈表》中坚定的语气来看，董某在肃宗派遣敕使来江夏之前，应该确实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诏诰，所以才会在《自陈表》“忠正之分，臣实未亏”后发出“不图今日得达圣听”的感叹之语。董某的心态以及没有提及肃宗诏诰之举不是个别，下文中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些事例。

回到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的原因上来。我认为，李岘并非因为未能实现《停颍王等节度诰》中与永王交割兵马的任务而辞疾离去，因为这份可能由肃宗假手贾至伪作的诰文，创作的时间应该晚到永王起事失败后，所以才更易产生我们之前提及的那些略有矛盾的问题。李岘也许是因为永王未能听从肃宗诏追其归蜀的命令而离开后者的，不过即便如此，肃宗的这份诏令措辞也应当比较委婉，或者影响力确实有限，以至于仍有很多荆楚士人愿意加入永王的集团。至于胡三省所说的，李岘是因为“璘将称兵，岘不欲预其祸”[60]而奔赴肃宗行在，当然也完全有可能。但不管李岘“辞疾赴行在”的具体原因为何，有一点无疑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江陵任上的李岘已经预感到了肃宗与永王间的紧张矛盾，而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就在于，现在的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永王璘为核心的军政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即位不久的帝国新君主肃宗的地位。

另一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尽管永王确实在江陵网罗了一批荆楚士人，造就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军政集团，但托故离永王而去的重要人物实际上也不会只有李岘一人，另有一位此时离永王而去的官员也很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他并非原在江陵任职的官员，但他离开永王的意义却也不在李岘之下，这位官员就是高适。

高适在“永王之乱”结束后写作的《谢上彭州刺史表》一文是一篇涉及自身履历的自叙性文字。其中的“南出江汉”一语，在诸家先后所撰的高适年谱及《高适集》注本中大多未详其事。近来已有学者推测，高适表中所谓“南出江汉”正是指其被玄宗安排在永王手下任职，并随后者前往江陵一事。

按高适在安史乱前正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掌书记，并深为后者器重。叛乱爆发后，他随哥舒翰镇守潼关，及翰兵败，高适奔赴行在，谒见玄宗。据《旧唐书·高适传》载，高适为人虽负气敢言，比如他在谒见玄宗后，就为玄宗力陈潼关败亡之势，以为府主哥舒翰开脱。但史称逃亡途中的玄宗也并未因高适的这种负气敢言就对其产生反感，反而还授予他“谏议大夫”的言官之职。关于高适在永王事件初期的表现，旧传只简略地记载为：

高适因论谏有素而为肃宗赏识当然完全有可能，但正如顾农先生的研究所指出的，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肃宗不可能从玄宗（尽管他后来已经承认儿子接班，但仍然是上皇）那里直接调走高适，他既没有这样的胆量，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至于高适私自离开玄宗而奔赴肃宗行在的可能性也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事实最有可能是：在高适表达过反对诸王分镇的意见后，玄宗干脆就把他派到永王手下任职，以省得在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既无法理解自己意图又太敢于直谏的谏官，于是就有了高适的这段“南出江汉”的经历。“南出江汉”的高适自然能够比较清楚地洞悉永王集团的内部情形，所以在离开永王奔赴肃宗行在后能向后者汇报永王的种种作为，并提出“江东利害”的分析与“永王必败”的预测。[61]

这一推测同样能得到正史关于李岘事迹记载的印证。有趣的是，李岘这位卷入永王事件中的江陵要员在两唐书中，唯有新传简短地提到了一句他在永王事件中的表现：

永王为江陵大都督，假岘为长史。至德初，肃宗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