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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第3页）

反倒是《资治通鉴》关于李岘的记载更耐人寻味一些：

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62]

史料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肃宗召高适与李岘同谋，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人同样反对永王，支持肃宗；也因为他们两人都来自江汉，都在永王的府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职务，并且都对永王集团的内部情形有所了解。只不过两人离开永王的时间不一定一样罢了。至于两唐书《李岘传》中有关李岘的这段经历之所以会被记载得如此简略，原因当和《高适传》一样，应该是后人刻意抹去了两人与永王过从的这段经历所致。[63]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永王东行相关的正反人物事迹，其与永王关系的记载几乎皆有缺漏。[64]以至于到了两唐书的编撰时，彼时的编撰者也只能因袭这种简笔处理的文本了。

如果我们承认正史的这种编撰模式，即当史料记载一位士人曾先后在玄、肃两个行在任职，但是对他们如何由玄宗行在到达肃宗行在的过程却语焉不详，那我们就应当注意了，因为这很可能表明，他们不是从蜀郡的玄宗处直接赶赴肃宗行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的环节。而这一中间环节即便不是位于江陵的永王处，也很可能就是在江汉一带，比如说，第五琦的经历就是如此。

第五琦是在潼关失陷前与颜真卿共同区处河北南部抗贼事宜的北海太守贺兰进明的属下，据《资治通鉴》“至德元载八月”条载，玄宗幸蜀后，

两个月后的至德元载十月，《资治通鉴》又载：

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盐法，用以饶。[65]

我推测，受玄宗任命赶往江淮的第五琦应该就是于半途辗转去往肃宗的行在彭原郡的。第五琦的府主贺兰进明此时也正赶赴肃宗行在，所以第五琦这次改变行程，有可能是受前者的影响。至于行程改变的路线，最有可能的就是取道江汉北上。

如果说玄宗任命永王璘出镇江陵，是其试图从军政层面控制南方的一项举措，那么他此时任命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就是旨在从财政层面上掌控南方。不过遗憾的是，第五琦已改变行程转道肃宗行在，这不仅使玄宗的计划流产，也让肃宗再一次看到了争夺江淮财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总之，江陵的日子是东行途中的永王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不仅为帝国南部培养了一支颇有实力的军队，也为自己培植了一个以荆楚士人为主干的集团。然而，与永王的表面风光相对照的，却是玄宗与肃宗两人在暗中的较量。并且，这种较量同样也已对永王的僚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永王“东巡”前，这些暗中的较量终究不至于造成双方的彻底决裂。一切的变化，都将始于年底的永王“东巡”。于是，在结束了上文有关“东巡”前奏的讨论后，我们的论述也将正式切入“东巡”的主题。

五、河南：东巡的“目的地”

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璘率舟师由江陵东下，开始了旧史所谓“东巡”之旅。有关李璘“东巡”的原因，旧史或以为李璘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人物，或以为其确实存有割据江东的私心，抑或“东巡”之举是受了身边士人的怂恿。也许我们还可以为李璘的“东巡”再加上另外两种推测，他也许是受了肃宗令其归觐于蜀及其他一些遏制措施（见下文）的刺激而产生反感，也许，“东巡”背后正得到了玄宗的暗示或默许（见下文）。总之，上述的种种都可能成为促成永王璘“东巡”的直接原因。不过以目前保存的有限史料来看，要证成上述任何一种假设都是颇为困难的。

其实，我们不用过于纠结李璘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才进行“东巡”，我们所关心的是，李璘将以怎样的名义来开始他的这趟“东巡”。上文说过，尽管此时众人都已经知晓肃宗即位灵武的事实，但李璘所秉持的玄宗《命三王制》仍是一份在当时广为南方士人所承认，甚至肃宗本人也不得不有所忌讳的诏令。但是，偏偏是在这份被众人接受的《命三王制》中，并不存在允许永王璘可由江陵继续南下的内容。换言之，璘的出镇江陵以及在江陵扩充实力都是有据可依的，因为《命三王制》诏令璘出任的就是都统山南东道等四路的江陵郡大都督。但是，离开江陵的“东巡”却是“无名”[66]的，如何将这“无名”变为“有名”，才是现在的李璘最需考虑和亟待解决的。

又（张）巡答（令狐）潮书：“主上缘哥舒被饂，幸于西蜀，孝义皇帝收河、陇之马，取太原之甲，蕃、汉云集，不减四十万众，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门。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67]

这段史料出于司马光《通鉴考异》引李翰《张中丞传》中。这里有必要先对李翰的《张中丞传》，以及上述传引《张巡答令狐潮书》的创作背景作一下简单的介绍。《张中丞传》是张巡死后，其友人卫县尉李翰于至德二载底，亦即肃宗收复两京后创作并上呈肃宗的一篇文字。[68]关于撰写《张中丞传》的原因，李翰解释为，当时“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窃痛之。今特详其本末，以辨巡过，以塞众口”[69]。《张中丞传》现已不存，据阅读过此传的唐人韩愈和宋人欧阳修的描述，“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70]，“翰之所书，诚为太繁，然广记备言，所以备史官之采也”[71]等来看，李翰的这篇《张中丞传》保存了颇为详备的有关张巡事迹的资料，无怪乎连《张巡答令狐潮书》这样的书信都有保留，所以宋代欧阳修撰写《新唐书》、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都引用过李翰的这部传记。

李翰何以能获得《张巡答令狐潮书》这样交通于战争一线将领间的书信，我们已经无从考知了。而且正如引用过此传的司马光后来说的，传中部分内容“其日月前后差舛，不可考。盖李翰亦得于传闻，不能精审”[72]。司马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上引的这份《张巡答令狐潮书》应该还是张巡本人所作。以李翰当时撰写《张巡传》的背景及上呈肃宗之事来看，这份书信绝不会是李翰的伪作。而即便这封书信的内容确有“得于传闻”之处，它也应该是真实地反映了像张巡这样处于战争一线的将士，他们在当时所能获知的有关唐廷动向的情报。

按张巡守卫雍丘（陈留郡属县）、抵抗叛军将领令狐潮的攻势，始于天宝十五载二三月间，直到当年十二月才放弃雍丘，南撤至宁陵（睢阳郡属县）继续抗敌。从上引《张巡答令狐潮书》的内容来看，雍丘城中的张巡已经知晓玄宗幸蜀、肃宗即位、永王一行东出汉中三桩大事，所以是书必作于七月中旬至十二月间。[73]

书信中的内容未必完全可靠，比如司马光已指出：“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门’，盖围城中传闻之误也。”[74]这当然完全有可能。而从张巡作书的心态来讲，除了要表明守城的决心外，还要尽可能起到警戒与威慑令狐潮的目的。所以信中所言不仅完全可以，而且势必要夸大唐军的实力。此外，即便张巡洞晓或预感到永王一行可能造成玄、肃二帝间的紧张关系，他也不可能在答令狐潮的这封信中表露出来。

现在我要来谈谈《张巡答令狐潮书》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关注了。我们知道，玄宗在南逃伊始发布的《命三王制》确定了以皇子分守重镇的战略格局，同时，制文也可能含有压制太子的用意。但是，《命三王制》实际上并未对皇子分守重镇的具体目的作明确交代。即使在后来的《銮驾到蜀大赦制》中，玄宗也只是笼统地将其这一举措的目的定义为“合其兵势，以定中原”。实际上，对于刚刚到达蜀中的玄宗来说，能否期待他的这些此时拥兵甚少甚至前途未卜的皇子（无论是太子[76]，还是永王）立刻实现所谓“合其兵势，以定中原”的目的，玄宗心中还不一定有底。所以对玄宗来说，更现实的目标，恐怕还是期望永王能够先顺利到达江陵，只有安全到达江陵，并控制住荆襄一带，才谈得上去考虑接下去的事情。因此《命三王制》中要求永王此行的首要任务——出镇江陵（即令永王充任江陵大都督），这个目标是表述得相当明确的。不过，也只有这个目标才是明确的。同样，对于从汉中与玄宗分手的永王来说，即便他在离开汉中之初就打有收复河南的旗号，这一旗号也未必能打得响亮。这不仅是因为初离汉中的永王一行人员寥寥，而且即便从稍后玄宗颁布的《命三王制》来看，河南尚是未出阁的盛王琦的统内，与此时诏令统辖江汉一带的永王还不存在关系。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永王一行的目的从出镇江陵变为收复河南了呢？我认为，正是在到达江陵后，尤其是当永王决意由江陵“东巡”江淮时，他开始具体落实玄宗“合其兵势，以定中原”的含糊旨意，即大肆宣传此行的目的是为收复河南了。因为若如实依照玄宗的《命三王制》，永王可以在江汉一带大力发展势力，但不能进一步南下，于是，只有打出“收复河南”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李璘那“于理”虽颇有欠缺的“东巡”之举才能“于情”上变得正当。

然而对于永王“东巡”即将途经的江西的士人来说，他们就不会像张巡这样来理解永王一行的目的了。他们或已对此次“东巡”带来的后果洞若观火，或许，那是比张巡更天真地去相信了所谓“收复河南”。

“东巡”的永王于十二月左右进入江西境内。有关永王东巡途经江西的情况，因著名诗人李白加入永王军队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李白与永王的“谋主”韦子春此前熟识，并曾作《赠韦秘书子春》诗。[77]不过以李白的文名，即便没有这层关系，其被永王赏识而辟为从事也在情理之中。

历来的研究多从李白缺乏政治远见的角度来理解其参与永王“东巡”一事。后来冈野诚先生指出，既然永王是依玄宗之命采取行动的，因而对想为唐朝做贡献的士大夫而言，永王军是正统军，故自有积极加入其中的价值。[78]不过即便玄宗实质上认可或鼓励永王继续南下，但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在玄宗诏令永王出镇的明文《命三王制》中，其实并没有涉及永王在到达江陵后可以继续南下的内容。因此吸引李白加入永王军队的，除了他可能被告知（或者自认为）永王此行得到玄宗的认可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些更直接的原因。

在李白随永王“东巡”时所创作的《永王东巡歌》第五首中，李白写道：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79]

显然，李白知道肃宗即位的事实，但对他而言，二帝并存的格局并不妨碍永王此次的“东巡”，因为永王的“东巡”是以救援河南为目的的。而且诗中的语句也清楚表明，包括李白在内的诸多士人此时都已经听闻了这一消息，即由于十月河北的全面沦陷，到十二月的时候河南的唐朝军队也开始节节败退。无论是西部的颍川郡（许州），还是中部的鲁（兖州）、东平（郓州）、济阴（曹州）诸郡已经全部陷入贼手。不仅是于雍丘抗贼的张巡已经退至宁陵，就是时任河南节度使的虢王巨也可能已从彭城（徐州）退守临淮（泗州）。所以永王的此次“东巡”，显然肩负着重要的军事责任。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81]

“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一句与《东巡歌》第一首中的“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相似，乃强调永王此行有“节钺”的“名器”在手，为其行动的合法依据。而“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一句则与《东巡歌》中多次提及的收复疆土、扫静胡虏的主题类似，都是表达“东巡”乃出于与叛军作战的这一目的。只是和《东巡歌》不同，《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有着明确的创作情境，那就是李白是在水军宴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赠歌给诸多永王府中的同僚（“四座公”）的。换言之，期待着此行能在与叛军的对抗中有所建树，不仅是李白个人的心声，也是他能够公开宣扬并与府中同僚共同分享的一种豪情。

同样的想法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中也能看到，甚至更为明显：

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意其然者，人未离心。臣谓此时可奋臣节。王初见臣，谓臣可任，遂授臣江夏郡太守。近日王以寇盗侵逼，总兵东下，旁牒郡县，皆言巡抚。今诸道节度以为王不奉诏，兵临郡县，疑王之议，闻于朝廷。臣则王所授官，有兵防御。邻郡并邑，疑臣顺王，旬日之间，置身无地。臣本受王之命，为王奉诏。王所授臣之官，为臣许国。忠正之分，臣实未亏。苍黄之中，死几无所，不图今日得达圣聪。

《自陈表》显示，永王的“东下”正是以抵御“寇盗侵逼”为名进行的，而所谓“旁牒郡县，皆言巡抚”也正是“东巡”一名的由来。

因此对于李白这位著名诗人牵涉“永王之乱”的行为，我并不认为李白是一个具有政治洞察力的士人，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婉拒永王之邀的士大夫不在个别，而且即便一些在永王“东巡”前还支持玄宗令诸王出镇主张的士人，此时也开始反对永王的移镇，比如萧颖士即是如此。[82]但是，李白的缺乏政治远见也并不表示他的选择就是毫无根据的行为。因为永王的“东巡”既可能如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有玄宗在背后的默许，而且还相当高调地打着出征河南、“以定中原”的标语。并且，这种政治宣传也确实在永王集团中产生过很强的共鸣。所以加入永王的军队对于李白来说，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