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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03（第1页）

第一节永王东行的图景03

但是，对于那位曾对永王东行报以期许，哪怕只是些许希望的河南抗贼将领张巡来说，“永王之乱”对于他和他的军队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在“永王之乱”结束后，已退至睢阳的张巡仍旧在那里与叛军对抗了大半年。不过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肃宗几乎没有为张巡送去任何来自南方的支援。这并非南方没有可以支援的军队，至少季广琛的军队就是极重要的一支，但我们看到，肃宗没有这样做，他更愿意将季广琛的军队留在南方。此外，其时御史中丞宋若思似乎也曾受命欲率吴兵三千救援河南。[156]但这位帮助李白脱离牢狱之灾的官员在随后看来也没有立即赶赴河南[157]，反倒是借李白之手向肃宗上达了欲都金陵的表章。[158]直到至德元载八月，肃宗才正式任命宰相张镐都统江淮诸军北上救援重围中的睢阳。但我们知道，当张镐一行到达睢阳时，睢阳城已陷三日矣。

乾元元年五月，高适这位几乎全程经历“永王之乱”，也几乎全程见证睢阳之役的著名诗人[159]，终于在成功履行了肃宗对他的任命后被召回长安。在其途径睢阳城的时候，他特意写下了一篇《祭张巡许远文》。我想，无论对于高适还是其他很多士人来说，“东巡”的记忆不会只蜕化为一段无足轻重的哀思，但它也许永远不会像人们纪念睢阳一样，令人心生下述这番壮士扼腕的感叹：

只是讽刺的是，就在高适写下祭文的半年前，长安城内却还在为张、许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这种吊诡的气氛也许注定了，尽管“永王之乱”已经平息，但更大的悲剧却还将在肃宗朝继续上演。

[1]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99～1121页。近年来对永王事件进行讨论的文章还有张振：《唐永王璘事件考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此外，在两部探讨安史之乱前后政权结构的论著中，对永王事件也有较多涉及，它们分别是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六篇《唐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三章《肃宗灵武自立与唐室政权转移》，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

[2]《新唐书》卷119《贾曾附贾至传》。

[3]《全唐文》卷366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该制又收入《文苑英华》卷462、《册府元龟》卷122《帝王部·征讨》。《唐大诏令集》卷36作《命三王制》，第155页。《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亦有该制的记载。《唐大诏令集》的文本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三者相差较大，本文采用《全唐文》的文本，并参校《唐大诏令集》等。

[4]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5]《唐大诏令集》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第455页。《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均载赦文颁布的时间为“癸未”（二日），《新唐书》卷5《玄宗纪》作“壬午”（一日），现从二日之说。参看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85页。

[6][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0页。

[7]《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8]《旧唐书》卷111《房琯传》。

[9]贺兰进明所谓刘氏等人为房琯“私党”之说并非子虚，因为刘秩与邓景山都是后来由房琯担当统帅的陈涛斜之战中后者辟署的重要僚佐。（参见《旧唐书·房琯传》《新唐书·房琯传》）又《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胡注以为房琯私党“盖指李岘、李承（成）式、邓景山等”，误。

[10]刘秩是一代“名儒”（《新唐书》卷78《宗室传》），刘汇是刘秩之弟（《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而邓景山则以“文吏见称”（《旧唐书》卷110《邓景山传》）。

[11]《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12]《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

[13][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3页。

[14][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07页。

[15][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09页。

[16]《唐大诏令集》卷38贾至《册汉中王瑀文》，第172～173页。据冈野先生考证，册文的时间可能略误，不过李瑀被封为汉中王应该是到达汉中以后之事则应该是没问题的。（见《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07页）

[17]《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让皇帝宪传》称“宪子十九人”，现从旧传。

[18]《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皇帝宪传》。

[19]《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延王玢传》。

[20]《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延王玢传》。

[21]《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22]参见张振：《唐永王璘事件考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页。

[23]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第46页。

[24]据《新唐书》卷202《文艺中·萧颖士传》载，在安禄山将领进攻南阳，但潼关尚未失守时，萧颖士就已对时守襄阳的源洧言：“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八月”条则载潼关失守后，“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扶风太守）薛景仙之功也”。

[25]《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

[26]《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

[27]《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永王璘传》。

[29]《苑咸墓志》的拓片首次揭载于《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杨作龙等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并收录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一文（第147～157页），已对墓志内容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后胡可先先生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上的《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第57～67页）一文，进一步对该墓志所涉及的开元天宝年间政治、学术诸问题作了探讨。

[30]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7页。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则言：“在李璘割据江陵期间，苑咸时任安陆郡太守，被迫到扬州赴任，因患疾病，当时未能成行。后到任不久，于至德三年卒于扬州官任。”（《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55页）似对墓志文意理解有误。

[31]《李太白全集》卷11，第572页。参看[日]冈野诚：《论唐玄宗奔蜀之途径》，第1115～1116页。又李白在乱后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亦言：“遇永王东巡胁行。”（《李太白全集》卷26，第1218页）《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则称赞碑主韦良宰“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李太白全集》卷29，第1360页）。

[32]（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2页。

[33]参见郭茂育：《唐苑咸墓志考释》，《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第148～149、153页；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64～65页。

[34]有关庾光先事迹史料记载极略。据《旧唐书》卷187下《忠义下·庾敬休传》载，庾光先为南阳新野人。安史之乱爆发后，禄山迫以伪官，其与兄光烈皆潜伏奔窜。光烈后为大理少卿，光先为吏部侍郎。

[35]参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95《山南东道·荆州》，第2672～2673页。

[36]《旧唐书》卷112《李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