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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添写人生的新字作为文学内核的艺术真理02（第2页）

黑格尔则以“具体共相”的辩证法来解释艺术真理的可以观看的具体性质。黑格尔说:

艺术作品中的感性事物本身就同时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它又不像思想的那种观念性，因为它还作为外在事物而呈现出来。[35]

例如，在古希腊雕刻中，“神总是作为人表现出来的，因为人首先是从他本身上认识到绝对精神，而同时人体既是精神的住所，也就是精神的最适合的表现形式。在人体形象里，神由普遍性而转入个别形体，但是虽在个别形体里，神还要保持他们的普遍性”[36]。个别性与一般性是对立的，但这两者又可以统一，关键是要通过个别性去体现一般性，而不是相反。后来西方的“新批评”派也是在黑格尔的这条思路上来解释艺术真理的具体性，如美国的布鲁克斯说:“诗人必须首先通过特殊的窄门才能合法地进入普遍性。诗人并不是选定抽象的主题，然后用具体的细节去修饰它。相反，他必须建立细节，通过细节的具体化而获得他能获得的一般意义。”[37]

3。艺术真理的建构性

艺术真理既然是一种“名言所绝之理”，处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可解不可解”之间，那么它就是一种“理外之理”，具有一种悠远感、无限感。这样，对一部作品的艺术真理的寻找、把握的过程，就是一个建构和累积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确定的过程。对于那些有深邃的艺术真理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卡夫卡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或者如中国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曹雪芹的作品，其艺术真理之广度和深度，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反复的建构、累积，才可能像那海里的冰山，逐渐地显露出来。或者说艺术真理是一个超时空的空筐结构，读者可以凭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不断地去填充它，但对于真正的艺术杰作，它的艺术真理的空筐是永远不会被填满的。所以外国有“莎学”，中国有“红学”。曹雪芹在开始写《红楼梦》之时，就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担心他的读者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成为“解味人”。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红楼梦》在当时已流传开，但“解味”人有几个?“旧红学家”们差不多都是索引派，并没有悟出《红楼梦》深含的意味。“五四”后出现了“新红学”，应该说这些研究者领悟到了一些意味，但离真正理解它还差得很远。新中国成立后的《红楼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红楼梦》深藏的哲学意味至今也并未被完全“解”出来，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卡夫卡只活了四十一岁，他生前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几乎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理解他的作品。当卡夫卡给他的朋友朗读他的长篇《审判》时，他得到的是一阵哄笑。可如今，他成了一位世界性的作家。他为何能得到如此殊荣，原因就在于他的小说的哲学意味极其深沉，而且这种深沉的哲学意味正在被人理解。他的未完成的长篇《城堡》表面看也是“满纸荒唐言”:一位名叫K的土地测量员，要到城堡去办事。其实城堡就在前面的山丘上，可无论如何就是走不到，进不去。他不得不在城堡旁边的村子里住下来，并为进入城堡费尽心机，甚至勾引上了城堡里一个官僚的情妇，想通过后门进城堡。然而他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当城堡当局最后来了一纸公文，允许他先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住下来时，他已是生命垂危了。我们想从故事本身分析它的旨趣意味是徒然的，因为它的旨趣、意味在故事之外。我们可以越想越多，越想越深。也许用卡夫卡自己笔记中的一段话来“解味”是合适的:“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这样一种深沉的哲学意味，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的共鸣和深思，但读者要从《城堡》的故事中领悟到这种“味外味”“理外理”却是不容易的。

四、艺术真理的发现与锻炼

讲这样一个问题是危险的。因为作家发现真理、锻炼真理，各有各的路数，而且那玄妙、那契机、那绝招往往是理论家无法理解的。稳妥地讲，无非是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刻骨铭心的审美体验，要有超人的感悟、直觉能力，以及高深的文化哲学修养等。但这些已是常识，大家都知道，无须在这里重复。这里我想另外提出两个问题来简单地讨论一下。

1。寻找交切点

既然艺术真理是具体的，是特殊与一般、具象与抽象、具体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的统一，那么我们要发现艺术真理，就必须寻找到特殊与一般的交切点、具象与抽象的交切点、具体与普遍的交切点、偶然与必然的交切点。交切点是一扇窄窄的门，通过这扇门，才有可能迈进到艺术真理的领地。雨果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曾发表过这样一个意见:“天才所能攀登的最高峰就是同时达到伟大和真实，像莎士比亚一样，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38]雨果所说的“真实”，按我的理解就是特殊细节的逼真、具体形象的真实，而他所说的“伟大”，实际上就是“真理”。因为他说过，“伟大掌握群众，真实攫住个人”[39]。那么，莎士比亚是如何同时获得真实与伟大（或者特殊细节真实和深邃的真理）的呢?雨果说，莎士比亚“具有一种本领，而且这种本领形成他天才的至高无上的顶点，那就是他能够在作品中把真实和伟大这两种特性调和、汇集、结合起来，而这两者几乎是彼此对立的，至少是很不相同的，甚至一方的缺点倒成了对方的优点。真实的暗疾是渺小，而伟大的暗疾则是虚伪。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中，既有真实的伟大，也有伟大的真实。在他所有创作的中心，都能发现伟大和真实的交切点，就正是在那里，伟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参差交错，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界”[40]。发现这个交切点，并非易事。因为特殊与一般、具象与抽象、具体与普遍、偶然与必然，或者如雨果所说的真实与伟大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其交切点往往深藏不露，更不会自动跑到作家笔下来，甚至可遇而不可求。这就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这里强调“交切点”这一概念是想说明作家发现艺术真理的过程，与科学家发现科学真理是完全不同的。在科学家那里，真理的发现或者是从对特殊事物的归纳发现一般，或者是从一般原理的演绎推导出新的原理。在作家这里，艺术真理的发现，既不用归纳法，也不用演绎法，而往往是一次性的直接的默会、感悟与透视（当然，以后经过沉思会加深）。歌德曾这样说过:“在一个探索个别以求一般的诗人和一个在个别中看出一般的诗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产生出譬喻文学，在这里个别只是作为一般的一个例证或例子，另一个才是诗歌的真正本性，即是说，只表达个别而毫不想到或者提到一般。一个人只要生动地掌握了个别，他也就掌握了一般，只不过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或者他可能在很久之后才会发现。”[41]歌德的话相当深刻，他反对“个别只是作为一般的一个例证或例子”的“譬喻”文学，因为这样文学就会走上以个别去图解一般的道路，从而失去了文学的特性。他强调一次性地、直接地、“生动地掌握了个别”，而一般的意义与真理不论你是否意识到，就会寓合在其中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默会、感悟和透视。许多创作实践证明歌德的见解是深刻的。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歌德所说的“生动地掌握了个别”，必须是因为这“个别”非同寻常，它必定是个别与一般的交切点。如若不然，就仍然难以找到通过艺术真理的路。寻找交切点需要有一种超越的精神。你掌握了个别，如果仅仅是掌握了个别，不能超越它，那么，这个别就只具有现实性的品格。而如果你从个别出发，深入个别，扩大这个别，使个别与时代的、人生的精神结构相联结，那么作家就会使其作品从现实性品格转化为间接的普遍性品格。这就要排除个别中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

2。对司空见惯的事物投以新的一瞥

艺术真理之所以是艺术真理，就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常识，不是人人可言之理。假若艺术真理不过是普通常识，不过是人人可言之理，还要诗人、作家做什么?如前所述，艺术真理是指人类深度的生存意义，它深埋在生活的底层或者属于生活的另一面。一般的人，特别是成人，他们的眼光已充分的社会化，总是用社会共同的、规范的、世俗的眼光去看生活，因此，看到的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东西。他们难以发现生活中深藏不露的艺术真理的种子，看不见未曾翻开的生活的另一面。但是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他总是要向司空见惯的生活投去新的一瞥。由于有了这“新的一瞥”，生活的土地就显露出来，生活的五彩斑驳的状况也显露出来，这时候作家不论面对多么庸常的生活都可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独到的发现，就有可能摸到艺术真理之根。福楼拜这样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

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42]

在普通生活中蕴含着的艺术真理的幼芽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对同一种生活，每一种独特的角度都有可能窥见到一点未被人发现的东西。譬如，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不知被多少作家写过，但如果你投去新的一瞥的话，仍然能够发现新的真理。例如，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贯穿全书的是留洋回国不学无术的冒牌博士方鸿渐的爱情与婚姻，他与孙小姐的结婚与离婚，以及围绕他们的各种风流倜傥的名士才子，被称为新的“儒林”。但作者却对这寻常的生活投去新的一瞥，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生存方式和一种令人感到悲哀却又几乎无法拒绝的真理。让我们来听一听书中几个人物的博学的议论: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fortresseassiégée，，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

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也许就因为《围城》揭示了这一艺术真理的缘故，离婚率比中国大陆高得多的美国、日本等都翻译了此书，香港也盗印了多次，恐怕是因为在他们那里，有更多的人体验到了这一可悲的却又是普遍的真理吧!从上述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工作者为同一条真理而工作，因而他们遵守一条集体的原则，他们必须宽宏大度;而在艺术中，可以说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真理”。[43]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只是强调作家的独特个性对发现艺术真理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否定艺术真理的客观性。这一点是不应引起误解的。

[1]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页。

[2]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2页。

[3]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页。

[4]亚里斯多德:《诗学》，《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5]锡德尼:《为诗一辩》，《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7~246页。

[6]渥兹渥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7]渥兹渥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8]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9]雪莱:《为诗辩护》，《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页。

[10]左拉:《实验小说》，《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250页。

[11]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183页。

[12]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