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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花一世界文学对象的内涵整体性（第1页）

第七章“一花一世界”———文学对象的内涵整体性

文学创作基本问题是创作客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矛盾与统一。这一章我们将先讨论创作客体问题，或者说是创作的对象问题。

我们必须说明，文学创作的客体与主体是互相依存、密切相关的。客体是主体的客体，主体是客体的主体。没有主体，无所谓客体。反之，没有客体也无所谓主体。主、客体永远是互为依存的。更进一步说，在文学创作中，主、客体不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相互渗透，主体中有客体，客体中有主体。主体与客体不能截然分开。当我们谈创作客体的时候，必须要谈主体对客体的观照、体验和把握;当我们谈创作主体的时候，又必然要谈到客体对主体的能力、结构的制约。因此，创作主体与客体永远是关联在一起的。文学创作的客体不是外在于社会的人的单纯的客观世界，而是社会的人与客观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关系，即审美关系。因此，创作客体就与作家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这也是本章要着重谈到作家的审美经验的缘故。

一、别林斯基的一个理论失误

对创作客体或对象这一问题的提出及讨论，必须以清理别林斯基的一个原则性的失误为前提。

1。艺术与科学的差别仅在形式吗

在别林斯基的理论体系上，有一个观点对我们文学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就是他认为文学与科学所要把握的对象、客体都是同一种社会生活，它们在对象上并没有丝毫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仅是反映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别林斯基说:

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政治经济学家被统计材料武装着，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诗人被生动而鲜明的现实描绘武装着，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状况，由于某一种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1]

别林斯基这段话是非常著名的，过去，凡是谈到文学艺术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客体问题，就总要引用它。别林斯基的意思是，文学艺术与科学所面对的客体或对象是同一的，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从这里不可能区分文学艺术与科学的特性。文学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仅在反映的形式的不同上面。科学和文学艺术都是生活的反映，但前者用逻辑的形式，后者则用图画（或者说形象）的形式。这样他的结论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仅在方法、方式、形式。我们的问题是艺术与科学的差别，仅在形式吗?难道与它们的客体、对象无关吗?

2。别林斯基理论的矛盾

现在的问题是，别林斯基这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的这一著名论断是不是不容怀疑呢?

事实上，早就有人对它产生了怀疑。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文学创作的客体与科学研究的客体相等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是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例如，请试一试表现勾股平方之和等于弦平方的思想），那么看来，黑格尔（同他一起还有我们的别林斯基）在谈到（艺术和哲学具有同一种对象）时，是不完全正确的……”[2]苏联文艺理论界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前，在讨论中对别林斯基这段话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内容同一的原理是不正确的”。有的人则认为别林斯基的论点是不容争辩的，“必须恪守别林斯基的遗教”[3]。这里我觉得苏联美学家布洛夫的观点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布洛夫早在1953年，就对人们反复引用别林斯基的上述理论提出疑问，他说:

别林斯基说: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在我们的理论书籍中一再引用了别林斯基的这句话。由于这句话被理解得简单化，结果某些批评家、甚至艺术家，就否认艺术内容的特性，把艺术同科学混为一谈。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有人竟断言，只要艺术能够用具体形象的形式来反映自然科学的规律，那么，甚至自然科学的规律（如光合作用，物理摆动，原子内部过程等）原则上也可以成为艺术的对象。[4]

当然在我看来，不是人们把别林斯基的话简单化了，而是别林斯基的话根本就错了。布洛夫于1956年出版了引起广泛讨论的《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进一步申说他的理论，强调文学艺术的特征首先是在客体、对象、内容方面，然后才是在形式方面。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对象是人的整体的生活，而且还指出:“在艺术中认识的对象本身是这样的:对它不发生情绪上的关系，它就不能被认识，因而不能对它进行艺术加工。”[5]

在我国，特别是“**”以前，一般都正面运用别林斯基这段话，对它评价很高，认为它科学地规定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区别，但也不是没有批评意见。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评述别林斯基的艺术思想时，指出了别林斯基这一论点的偏颇，他说，“诗和哲学的分别不在内容而只在形式，完全相同的内容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内容和形式就可以割裂开来了。”[6]又说，“诗和哲学就在内容上也不能看成同一的。他之所以把它们看成同一，是因为他随着黑格尔相信艺术是从理念到形象的。”[7]朱光潜先生的意见我认为是对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别林斯基错误的根源。在我们看来，艺术和科学所反映的不是什么“理念”，而是具体的现实。因此，就反映的客体而言，不但艺术和科学不同，而且此一科学和彼一科学也不同，怎么能说艺术和科学在内容上没有区别呢?可能有人会为别林斯基这一论点辩护说，就艺术和科学反映的总的对象看，艺术和科学所反映的难道不是相同的客观现实吗?当然，就最广泛的意义说，艺术和科学的对象是一样的，但这只能说明艺术和科学的相同点，而别林斯基提出的命题是艺术和科学的区别。既然研究的是两者的区别，怎么能只看两者在形式上的区别，而不首先看两者在对象上即客体上的区别呢?而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别林斯基的观点，似乎文学的审美特性只在形式上面，而不在对象、内容上面，似乎什么样的对象和内容，不论作家有无真切的审美体验，只要加以形象的描写，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这就必然使文学脱离开作家的真正自由的审美创造，使文学变成一种不是内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之物。这种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别林斯基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一方面，他强调文学和科学的区别不在客体，客体是同一的，它们的区别仅在反映客体方式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当他的理论进入到总结创作经验，具体谈到文学创作的客体时，又不能不强调文学创作所反映的生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诗意的生活。例如，别林斯基自己就明确说过:“谁要想成为纸上的诗人，他必得首先在心灵里是一个诗人，能够本于自己的天性从现实的诗的一面去看现实。”[8]他反复讲过，文学所提取的是人的活生生的情欲，是人的**，是诗意的真实，等等。这又清楚地表明了文学创作的客体与科学研究的客体是不相同的。他的这种内在矛盾说明他在理论建构中的失败。[9]

那么，作为文学创作的客体的社会生活具有什么特点呢?作家又是怎样艺术地把握这种社会生活的呢?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二、整体性———活生生的人的世界

文学和科学都反映生活，但在是否反映生活的整体性问题上，文学与科学分道扬镳。艺术是人对世界掌握的重要方式之一。一般认为，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的掌握方式共有三种:一种是物质实践掌握，如通过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以达到对物质世界的了解和利用;一种是精神掌握，如通过哲学、科学理论研究等认识活动，达到对世界固有规律的把握;一种是精神实践掌握，如通过宗教、道德和审美活动等，达到对人的世界的意义的了解和评价。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的精神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哲学、科学在掌握世界时，人的理智处于活跃状态。欲望、情感、想象等心理机能则处于次要的地位或睡眠的状态，但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人的感知、欲望、情感、想象、理智等一切心理机能都处于兴奋、活跃和开放的状态中，人的精神力量全面展开。在这两种不同的活动中，人的心理机能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别，与它们掌握的对象不同密切相关。在哲学、科学研究活动那里，世界被有意地切割开，它已经不完整了。但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世界，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永远是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整体性是文学对象的一大特征。怎样理解文学创作对象的整体性，怎样去把握对象的整体性，这是本章要讲的重点问题。

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人的社会生活，也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作家要处理的是人的世界，而这个人的世界是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作家面前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文学创作对象的整体性特征。

1。外部与内部的统一

文学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而人的世界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因此，作为文学创作对象以人的世界的整体性必须从人的活动结构中求得解释。一般地说，人的活动由两个因素构成，即主体的外部活动和主体的内部活动，考虑这两个因素又可分为若干亚因素，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

（1）主体的外部活动:甲、认识，乙、评价，丙、劳动，丁、交际。

（2）主体的内部活动:甲、自我认识，乙、自我评价，丙、自我创造，丁、“自我交际”（自动交际）。[10]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认识”“自我认识”都是广义而言的，即包括了感知、情感、想象、理解、意识、无意识等。人的“‘外部’和‘内部’的活动是相互联系的。人在劳动、认识、评价和交际过程中活动时，便扩充、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自我评价、自我认识、自我创造和‘自我交际’不仅是形成和建立个性的过程，而且必然要使人的活动深入到生活。”[11]科学在研究人的活动时，可以将人的外部活动和内部活动分开来研究，而不顾及人的活动的多样性和完整性，但文学创作在面对作为人的世界的活动结构时，总是从人的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的联系中、交汇中、融合中，来反映人的多样的完整的生活活动。作家在描写人的外部活动时，也总是把它们当作人的内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加以把握。作家在写人如何改造、征服外部世界时，不仅仅把这种行为当作一种单纯的知识对象、评价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把它当作一种赞叹的对象或感慨的对象，这样在文学创作中人的外部活动与人的内部活动不但搭上了界，而且是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譬如，一部写工业生产劳动的作品，假如一个作家把这生产劳动过程写得极为精致，把它单纯地当作人的外部过程来写，尽管其中也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知识，那么这部作品肯定不会成功。因为它没有写出人的活动的、人的世界的整体性。但是，如果作家把生产劳动过程，作为情感的对象，写出它的“精神性”，写出人的感受、情怀，那么这部作品就会把人的生活活动当作一个整体推到读者面前，他有可能获得成功。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说:

梵·高（VanGogh）画的椅子并不向我叙述椅子的故事，而是把梵·高的世界交付予我:在这个世界中，**即是色彩，色彩即是**……[12]

这就是说，椅子在凡·高的画中，不仅是作为人工制造物而存在，而是作为画家的完整的生活世界而存在。同样的道理，曹雪芹描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人物的言谈举止，描写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也是把他自己的世界交付给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对象不仅是人的外部活动中的可见物、可触物和可听物，而且是人的内部活动中的“情感物”，也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说的“物以情观”的“物”。

例如，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分为“春日”“晓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十二首，共六十首。表面看，是写农村一年四季的劳动过程和生活情景，似乎是写人的外部活动。实际上，诗人是把农民的活动当作一个整体来写，与《诗经》中的《七月》一诗有很大的不同，如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首诗中的确写了“耘田”“绩麻”的劳动生产活动，但诗人想要告诉读者的并非农民怎样“耘田”和“绩麻”的过程和技术，而是诗人所理解的农民的既充满辛劳又充满情趣的完整的世界，这是范成大的世界，“耘田”“绩麻”“种瓜”已不是一种物质生产的说明，而是一种情绪物、精神物，是人的完整世界的组成因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创作是人的生活活动的形象模式，它通过人的内部与外部活动的联系、交织、交融和统一中的“译解”活动，从而再现人的世界的多样性与完整性。这是文学创作区别于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

2。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人的生活的整体。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生活是分层次的。首先是表层，即生活的现象;其次是深层，即生活的本质。匈牙利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说:

现实有各种不同的阶段:有表面的瞬息即逝的不再重复的暂时的现实，也有更为深刻的现实因素和倾向，它们虽然随着变化着的情况而变化，但总是规律性地一再重现。[13]

这就是说，我们直接感知到的生活现象，是生活的低级因素，而生活中一再重现的规律性，是生活的高级因素。文学创作既不是现实生活低级因素———现象———的机械的复制，也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高级因素———本质———的概括。文学创作所反映的生活是现象与本质融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即生活的低级因素和高级因素的和谐统一，直接性和规律性的和谐统一。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具体的一般”。创作实践已充分证明，在文学作品中，生活是以整体性特征出现的。作家尽管也力求揭露生活的“一般”“本质”“规律”，但一般是在个别中出现，本质是在现象中呈现，规律是在感性中显现。所以，卢卡契正确地指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那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4]正因为作家笔下的生活形成了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具体性与概括性相融合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每一部作品所写的生活都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世界”。这个“自我世界”既不同于普通的实际生活，也不同于其他的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它是一个独特的、有机的、有生命的完整体，其中的一切都是依据必然性规律整合而成的，没有任何武断的随意的东西，既不多什么，也不少什么。正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所说:“我的作品有它的地理，正如它有它的谱系和家族，它的地区和物产，它的人物和它的事实一样;正如它有它的盾徽，有它的贵族和市民，有它的手艺人和农民，有它的政治家和花花公子，有它的军队一样，总之，它的整个社会就是!”[15]巴尔扎克这样说，不仅是讲他的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更重要的是讲他的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所反映的本质，并非事物的物理本质，而是经过人的情感过滤和评价过的那种诗意的本质。说到底，文学揭示的本质是人本质的外化，不是外界事物的那种可一层一层加以认识的本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王维并没有揭示什么荒漠、烟炊、长河、落日的客观本质，如果说这里有本质的话，那不过是王维心中所蕴含的关于这些事物的诗情画意。

反映整体的生活，是创作客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外部与内部、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具体性与一般性的统一中把握住生活的整体性，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创作才能的重要表现。缺乏创作才能的作家，往往把握不住生活的整体性，他或是抓住了生活的一些表面的枝节，进行琐碎的描写，不能触及生活的本质;或是抽象地抓住了一些关于生活本质的概念，而不能把它溶解于具体的动人的生活画面之中。总之，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外部与内部、现象与本质、直接性与规律性、具体性与一般性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留下了两者联结的人为的痕迹，不可能使两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谢榛《四溟诗话》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韦苏州曰:‘窗里人我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