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讲的就是画山水画时,如何从物理境转入心理场的问题。所谓“斩刻之形”“刻画之迹”,实际上是指山水本来面貌,即山水的物理境存在。郭熙认为画家不能滞留在这里,而要“尽见其大象”,要“画见其大意”,要“远望”,就是指要超越物理境,转入山水的心理场。只有这样,原本是冷冰冰、无感情的山水,才会“淡冶而如笑”“苍翠而如滴”“明净而如妆”“惨淡而如睡”,才能有各种各样的情感的表现。至于古代诗歌创作中,依赖心理场特征而饱含诗情的句子,更是不胜枚举,如: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19]
人寿几何?逝如朝霜。[20]
来日苦短,去日苦长。[21]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22]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23]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2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25]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26]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27]
清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28]
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29]
所有这些句子,都是诗人情绪中的世界,是诗人的心理场对物理境的偏离、错位、误会、变形、变态、幻化等。
当作家从物理境转入心理场后,他获得了一个心理世界,这正是作家所梦寐以求的艺术世界。哲学家休谟说:“美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观照它们的心灵之中。”也许我们要批判他的唯心主义,但又不能说他的话全错。因为诗人若是只滞留在事物本身的性质中,只知道可以计算和测量的恒定的因素,那么诗人只能面对一大堆僵死的材料,诗人又从何处去获得诗兴和诗情呢?又从何处去找美呢?进入物理境,同时又超越物理境,并转入心理场,是文学家获得美和诗情的必经之途。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听听铁钦纳怎么说:“热是分子的跳跃;光是以太的波动;声是空气的波动。物理世界的这些经验形式被认为是不依赖于经验着的人的,它们既不温暖也不寒冷,既不暗也不亮,既不静也不闹。只有在这些经验被认为是依赖于某个人的时候,才有冷热、黑白、彩色、灰色、乐声、嘶嘶声和砰砰声。”[30]铁钦纳这里所说的温暖、寒冷、暗、亮、静、闹、乐声、嘶嘶声、砰砰声,正是作家们所需要的感性的艺术王国。许多成功的作品都得益于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心理场或人物的心理场。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几乎全部写的是主人公的心理场。例如,其中有一段描写,黄河竟成为主人公眼中燃烧着的烈火:
他抬起头来。黄河正在他的全部视野中急驶而下,黄河映着红色。黄河烧起来啦,他想。沉入陕北高原侧后的夕阳先点燃了一条长云,红霞又撒向河谷。整条黄河都变红啦,它烧起来啦。他想,没准这是为我燃烧。铜红色的黄河浪头现在是线条鲜明的,沉重地卷起来,又卷起来,他觉得眼睛被这派红色的火焰灼痛。他想起了凡·高的《星夜》,以前他一直对那种画不屑一顾,而现在他懂了。在凡·高的眼睛里,星空像旋转翻腾的江河;而在他年轻的眼睛里,黄河像北方大地燃烧的烈火,对岸山西境内的崇山峻岭也被映红了,他听见这种大河正在向他呼唤。
……
这时,黄河,他看见黄河又燃烧起来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熔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山谷是蒸腾着朦胧的气流,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轻唱着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我呢,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
这是作为物理世界的黄河吗?完全不是。这是《北方的河》中主人公此时此刻眼中心中的黄河。它本来是一条河,可在主人公的心理世界中变了形,变了态,竟像火焰一般燃烧起来了,而强烈的诗情也就蕴含在这心理场中。
再举一例。刘恪的楚风系列中篇小说《红帆船》写船工,写出了另一种风情,另一种韵味,另一种意境,另一个世界,作品厚重、有力,人物形象犹如刀刻斧砍一般,十分鲜明、突出。生活画面古雅拙朴,充满长江一带的山水气息,如其中有这样的描写:
江面的水雾,浪涛,疾风组成混沌未开的宇宙,仿佛有位睥睨千古的暴君把遥远的洪荒年代推到今天,又在今天把一切碾得粉碎。固体变成**而**融化成那不安宁的浊血,啊,一条烟雾迷茫水浪滔天的狭长大江!它把天地间一切都搅得分不清道不明。嗄嚓嘣咚,起落飞扬,那些可怕的声响不知从哪儿发出,有时似乎在幽远而不可触摸的深渊,有时似乎又高高飞扬于峰巅,长江是一部交混式奏鸣曲。跌宕顿挫,抑扬起伏的摇滚音律与变形嘈杂而毫无规律的节奏,在一个深邃奇谲的黑洞里迅跑,有如森然可怖的怨鬼如泣如诉地鸣叫,有如披头散发的疯女和醉汉歇斯底里地狂暴怒吼。
其实,长江作为一个物理境就是那本原的长江,它不是“混沌未开的宇宙”,不是“浊血”,更不是“一部交混式奏鸣曲”,不是“摇滚音律与变形嘈杂”,不是“怨鬼如泣如诉的鸣叫”,不是“披头散发的疯女”,不是“醉汉歇斯底里地狂暴怒吼”,但这是在海江的船即将触礁的前一刻。因此,长江在海江和叙述人心理的折射下变了形、变了态,成了这种狂暴的对象,又是极为真实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长江的粗犷力量之美。这段描写与上面所引的《北方的河》中那段描写相映成趣。
文学创作中心理场的形成,主要是由创作主体心理定势决定的。主体的心理定势是主体较稳定的素质与临时突发的际遇结合而成的。这里包括主体的民族文化背景、出身经历、文化修养、审美理想、动机需要、气质个性以及面对客观外界时的情绪心境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作用,都会使活动主体在由物理境转入心理场时,发生一种倾向于主观的心理变异,发生一种知觉感受、情感体验上的变形、变位、变态等。作家则总是利用这种心理场的效应,为所描写的事物着色配乐,以传达独特的诗情画意。
三、心理场的三个层次与两种类型
在文学创作中,由物理境向心理场的转换和深入,并不是总在一个平面上,一般地说,心理场效应可分为三个层次。这一概括是由清代大画家郑板桥所启示的。郑板桥有一段十分著名的关于创作过程的论述: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31]
郑板桥这里所说的创作的阶段,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都属于作为主体的艺术家的心理场范围内,是心理场的三个层次。
1。浅度心理场———“眼中之竹”
这是心理场的最初的层次。在这里,作家的心理已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即他的直接观照已超越了物理境进入心理场,在物理世界已变为心理世界,在这个层次上,事物已从恒定进入非恒定。“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都从眼中见出。其主要特点:(1)在心理场的这一层次,事物在不同人的眼中仍保持基本一致的知觉样式,并未出现与原本事物的过大疏离。尽管各人眼中不完全相同,却又还有基本相似的心理印象,个性化的程度还不高。例如,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是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算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如此,阴晴看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郭熙在这里所说的“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四时之景不同”“朝暮之变态不同”,是对所有的看山人而言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你、我、他都如此看。你、我、他眼中的山也可能有小的差异,但这是大同小异。“眼中之竹”作为浅层心理场属于大家,并非艺术家所专有。(2)在浅层心理场,主、客体是分离的,以我之眼观物,我与物之间有一种情感交往,但“我”还是“我”,“物”还是“物”。物我还是独立的。这种情形,跟一般游人观景相似。(3)这一层次的心理场,虽然还是初级的,但它是整个文学创作心理场得以建立的基础。王夫之所言“身历目到”是“铁门限”,就是强调初级心理场对创作的意义,但真正的作家不会匆忙地在初级心理场上来拼凑艺术形象。
2。深度心理场———“胸中之竹”
“胸中之竹”,这是心理场的较深入的层次。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从初级心理场到深度心理场,作家的心理实现第二次飞跃。其基本特点是:(1)心与物、主体与客观由相互对峙过渡到相互契合,甚至达到物我化一的境界。这一心理运动是不平静,甚至是**不安的。因为在此心理场中,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个是物、客体的声音,它顽强地要求听取它的声音;一个是心、主体的声音,它也同样顽强地要求听取它的声音,两种不同的声音争宠、搏击,在这种情况下,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双方”就要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解决矛盾,达成默契,走向和谐统一。这时就可能出现双方的化一境界。(2)由于在这一层次的心理场,作家内心处于**不安之中,因此事物在作家心中的变形、变位、变态、错位等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反复状态,迂回状态,随心与物的对峙而变化着、浮动着。(3)充分的个性化。作家的气质、精神个性、情绪感情都一一渗透进对物理世界的错位、倾斜、错位、变形、变位、变态中。因此不同个性的作家,面对同一事物,可以构建完全不同的心理世界。对文学创作来说,“胸中之竹”作为深度心理场,是创作成功的关键。深度心理场的加工、提炼、升华,使描写对象获得活动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将来作品的面貌。有的作家不惜用十年八年时间打腹稿,冥思苦想,就是希望赢得在深度心理场的胜利,使心与物以对峙始,以契合终。
3。形式化心理场———“手中之竹”
这是心理场的物化层次。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从深度心理场到形式化心理场,作家心理实现了第三次飞跃。这次飞跃实质就是把心理世界转变为用语言符号传达的艺术世界。其基本特征是:(1)作家在这一转变中,临时的情绪心境的介入,使“落笔倏作变相”,具有瞬间生成的特点。这就是说,一方面形式化心理场是深度心理场的继续与物化,与深度心理场总保持着基本的一致;另一方面,在形式化的最后一刻,因情绪、心境等随机性因素影响,还将进一步变形、变位、变态、错位、倾斜、疏离等。所以,郑板桥才说“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3)心与物、主体与客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心与物化一,主体与客体化一,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移情现象达到了顶峰。心理场的形式化,对文学创作至关重要,定相、定型全靠它,可以说它直接决定着作品的面貌。
从类型上看,文学创作的心理场又可分为投入型与静观型两种。这一划分属于王国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作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分。实际上也是把心理场分为两种类型:“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之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这段话既受到人们的重视,又受到人们的批评,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认为王国维用词不妥。因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实际上是移情作用的结果。而移情作用的最大特点是“物我两忘”,所以他认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而王国维所说“无我之境”,其实是冷静中回味起来的妙境,物我两立,其实是“有我之境”。所以朱光潜认为可以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改为“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说,这两境中都必须有“我”。我认为朱光潜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
在我看来,王国维所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实在是文学创作审美心理场的两种类型。“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以情观物,不过其中之“我”和“情”是“明我”“明情”,所以看起来,“物皆著我之色彩”。其实这种心理场是一种投入型类型,因为诗人、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景物上。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就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落花上面,这样情感就摆在明面上。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称这种境界是“以物观物”,这其实是不妥的。实际上“无我之境”,并非“无我”“无情”,只不过这里的“我”与“情”,是“暗我”“暗情”,是一种静观型的心理场。王国维自己也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静观地写景,是拉开心理距离的写景,并非无我无情,只是这种“我”和“情”埋藏得更深而已。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面上看,只写采菊、望山,其实是陶渊明写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生活方式,其中隐含了一个独立不倚的“我”。这是“与心而徘徊”后的平淡,烈火锻炼后的清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