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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落以后又一次空前高涨。这一点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文坛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迷”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或称之为“社会问题小说”，其代表作家有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编》，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均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苏醒，等等。大概是受到这个冲击波的冲击，一些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小说（如群众出版社当时推出一套所谓“社会问题小说文库”），这些小说一般都选择现实生活中人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与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由于中国小说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或沉溺于语言形式探索，或热衷于表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批评声。“新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了一丝活力，难怪人们一致看好。[1]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20世纪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效应。在1998年1月22日《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中，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们看了一部分此类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以后，却发现它无论在对待社会转型的态度、反映现实的方式、审视社会的角度，还是在小说的文体、叙述方式、语言形式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而对于这些危机却缺少有力度的批评分析。我们在这里不想就具体的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就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文体应当如何反映社会现实、到底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的主要误区等理论性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文学应当如何反映转型时代?

中国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小说应当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何关心、怎样反映。比如，文学家，以及更广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关注与反映今天的社会转型时所持的态度、角度、标准、出发点、着眼点等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思但仍然未经深入探讨的问题。其中具体观点的分歧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的分歧。我们认为这是更为根本的分歧。这一分歧就是:文学家偏重人文关怀，而社会科学家更具历史理性。由此决定了，审视社会历史，尤其是在对待急剧的社会转型时（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更注重转型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或进步，比如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的文化道德合理性，以及它在个体心灵、人性深处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

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尤其是不应当只看到物质的、器物的层面，而更应当关注人性的、精神的、价值的层面。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微弱的、边缘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是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更重要的是物质生产自身的“铁律”以及政治家的施政方针（值得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中政治家与科技专家的联盟远远超过其与人文学者的联盟）。西方社会不乏对于现代文明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学家，但是没有一个西方社会因为文学家的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依照文学家的作品来施政。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提示社会转型在人（主要是个体）的心理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是被社会科学家忽视的，而且也不是他们研究的长项，因为这种影响常常只能用心去体验，却不能用图表去统计，用调查问卷去把握。

再者说，审美规律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理性地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外古今那些真正有艺术韵味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挽歌式的，也就是说，常常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长恨歌》是如此，《红楼梦》是如此，托尔斯泰是如此，福克纳也是如此（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文学与社会应当是有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心，是有距离的关注。因为知识分子绝不应当无视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与震**。

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所缺少的恰好是人文关怀;又因为这些小说家虽然大多生活在基层社会，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切身的经验，但是，由于他们毕竟不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知识结构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所以其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评价也大有问题。也就是说，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

二、“分享艰难”质疑

人文关怀的欠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分享艰难”的主题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说《分享艰难》为代表），恰恰是这个听上去似乎明达的理性精神，这个被用作解决中国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灵丹妙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混乱与认识混乱。我们应当追问的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遇到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以什么为代价分享?分享艰难能不能解决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分享艰难”的都是什么人，他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艰难以及如何分享的。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们、书记们。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2]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发展所谓“经济”。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是痛苦的，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当时是一个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的时代，是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四处奔波、精疲力竭。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钱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为了抓经济而把道德良心放在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虽然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塔山是镇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塔山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行为的准则是“经济第一”的原则（所谓“责任”高于“信念”）。小说竭力要表明的无非是:为了分享经济上的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尽管他是一个强奸犯，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里，人文价值的混乱与人文关怀的缺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我们觉得，那些口口声声“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现实主义作家”缺失的似乎正是真正的责任与使命。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同样突出了一个主题:为了维护工厂的经济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往往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所谓实际利益即物质利益），厂长也好书记也好，都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找妓女玩儿等）;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这样做当然绝对违反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厂子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里，作者着意突出的是历史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紧张与矛盾，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毛毛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儿）。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他们的“牺牲精神”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么?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厂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通过以上三种人的三种对于艰难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从而，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掌握在专门吃喝玩儿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触目惊心。

应当承认，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不无真实性（虽然也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但是，小说在表层上的真实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分析能力与理性精神的欠缺。即使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像小说所写的那样坏人不得不用，好人不得不受罪，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张扬人文主义，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制、理解，共享艰难。这种权谋之计、务实精神或许是一个政治家或部分（不是全部）社会科学家的可以理解的选择，而不应当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作家不是施政者，不是地方官，不是镇长乡长，也不是厂长书记，他考虑问题不应当过分地着眼于务实、可行，而更应当坚持正义与良知。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包括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务实主义者或成熟的政治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振聋发聩，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成熟”，“不务实”，他们的超越精神与宗教情怀。相比之下，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有太多务实精神而太少宗教情怀。

所谓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分析能力的欠缺，指的是这些作品没有揭示现实中造成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背离的深层社会原因，尤其是离开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社会转型期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却不能揭示造成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内在原因。问题是，历史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是建立在践踏正义与良知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所谓“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而且最终经济能否发展也是颇为可疑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历史与道德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离开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像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像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比如，如果郑主任不是为了公家订货而是为了自己的私人企业订货，他就不会以对方是否提供满意的“特殊服务”为订货的标准，而吕建国也就没有小说中写的这种烦恼了），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3]

更重要的是，此类小说不但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且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或者是在物质第一、经济至上的招牌下试图变相地为不公正现象辩护（中国国情、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大家要理解，等等），或者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意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但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缺乏真正的揭示社会问题根源的能力与勇气。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绝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贺玉梅献私房钱等），但是绝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像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所以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坏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中国特色”的现象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度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小说并不具备真正深刻的历史理性。

三、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说起当前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人们总热衷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或“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真实性”或“认识价值”，小说的真实性与认识价值也必然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或通信报道的真实性或认识价值。这里，我们碰到一个更具理论性的问题:如何认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反映现实?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通信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而说到“社会问题小说”，我们则知道在20世纪初就有社会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等）。关于现实主义，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这句话一直被用来证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称赞巴尔扎克的小说真实性或认识价值的?为什么巴尔扎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比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的著作的总和还要高?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但他始终抓住了人性的主题，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正因为这样，它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所不可替代的。否则他就无法提供与社会科学不同的另一个意义上的真实性，恩格斯也就没有必要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去认识当时法国社会的状况。可见，作为虚构性艺术的小说，包括现实主义小说，其独特的真实性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现在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与一些评论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一些评论家都是如此。比如，他们总是强调自己如何关心现实问题，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以为这就是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比如，何申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中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的文化局长，这期间把我那个地区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镇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这些东西自然地直往笔上窜。……生态或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投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4];“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二百多个乡镇，以及无数村庄，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作，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5]这里的认识误区是:事实上，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有了生活不见得就能写出好作品（因此，像何申说的“我就凭生活写”恐怕是不全面的）。熟悉生活只是写好小说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批评作家沉溺于形式的实验或私人生活、远离现实、远离百姓的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道理，强调作家的责任感与公民意识也都没有错，问题是生活与责任感都还不等于艺术，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必须经过审美的提炼与升华才能成为艺术。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有责任感，但是作家的责任感与其他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不是停留在反映现实表层上。这个原则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同样是适用的。他们经常以所谓“真实”“经得起实际的考验”来标榜自己的作品，而事实是，这种“考验”最多也只是通信报道意义上的“考验”，而不是小说艺术意义上的考验。在这里审美的形式化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6]

从小说与其他非文学性的文体（如通信报道、纪实作品等）的比较上看，当前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上将比不过通信报道或纪实文学;就其深刻程度上讲，更难敌社会学家的论文。它的特殊性何在?价值何在?这种反映方式的结果是以己之短敌他人之强，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现实?可以说我们身边的现实比报道中写的“精彩”，而报道中写的又比小说中写的“精彩”。有人正确地指出文学不应像电视、新闻那样地去谈论社会话题，虽然政治、社科、新闻、文学都在“说明”生活，但是“说明的方式有点不一样。”[7]而我们的感觉却是现在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恰恰没有找到自己说明生活的恰当角度与方式。比如，在题材的层面上说，《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而自己在现实中以及与别人的交谈中得到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事实，有的远远超过了报道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结果是作家想象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解释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都写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没有那么多的报纸，那么多的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

对于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误解，此类“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导致的结果是，小说与生活、形式与题材的关系过于紧密，常常直接记录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基层单位的改革现状与艰难困苦，被戏称为“记者”文学。就是说，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结果不但是出现上述所说的作品中大多数对于社会问题停留在浅层的琐碎描写，即使涉及对于社会问题的剖析一般也是比较肤浅的;而且在艺术上显得十分粗糙，可以说，以这样的方式写小说，写得再好也不过是社会问题小说。其艺术魅力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的忽视，必然而且已经导致“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非审美化与非艺术化倾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小说语言上，有人已经指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语言不能“太直、太满、太露”[8]，我们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没有意蕴而且缺少空灵;（2）叙述方式的呆板与机械，是一种“跟着写”（如孔太平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的方法，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巨细，如流水账。结果是出现不可避免的重复，这些小说不但在题材上都大同小异，而且叙述方式也都极为雷同。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既为社会科学家，也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与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共同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不同的与互补的，而互补的前提是不同，相同就无所谓互补了。就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隐秘而又深刻的震**（这种震**的剧烈与深刻绝不亚于器物或制度的层面），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背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情感力量，同时也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