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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俄国文学理论的复调说和狂欢化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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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甚至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小说中，主人公所有重要的自我表述，也都可以拓展为对话，因为它们好像是两种对语融合的产物。但是不同的声音的交锋隐藏得很深，渗透到语言和思想的精微之处。

第四，人物思想不再是作家主体的对象化。在独白型的小说中，人物及其思想不过是作者主体描写的对象、客观，但在复调小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主人公不仅是作者的对象、客体，而且还是主体自身。主人公的意识，被当作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不会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的客体。

第五，作品面貌的变化。在独白型小说中，小说主要是通过作者的统一意识，描写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但在复调小说中，思想成为作者表现的主要对象，而环境描写、人物肖像描写、人物性格描写等都大大减弱，思想形象凸显出来。

第六，复调小说的历史来源。任何一种新的东西都不会绝对的新。它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根源。对于欧洲的叙事文学来说，巴赫金的论说，可以有三个基本的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狂欢节的变体形式的发展。欧洲古老的狂欢文化基本上是对话式的。第一个变体是“苏格拉底对话”，它是在民间狂欢节基础上形成的，深刻地渗透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苏格拉底关于真理的思考都具有对话的本质，对话的主人公则是一些思想家，对话中也有情节场景，最后实现了思想与形象的结合。随后苏格拉底对话体解体，又产生了多种对话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约公元前3世纪伽达拉哲学家梅尼普命名的所谓“梅尼普体”。与“苏格拉底对话”相比，“梅尼普体”增加了笑的比重，有最大胆最不着边际的幻想、惊险故事，有神秘的宗教因素与“粗俗的贫民窟自然主义”的结合，有广博的哲理，出现了所谓三点式结构:情节和对照法的对话，从人间转到奥林普山，再转到地狱，还有闹剧、古怪行径、不得体的演说，还有各种文体的插入，如故事、书信、演说、筵席交谈，此外还有政论性等。这个文学体裁反映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想优雅的风度和伦理规范遭受破坏的时代的特点，是一种文化时尚的产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几乎可以找到“梅尼普体”的全部特征，是古老的梅尼普体的又一次发展，也是当时俄罗斯现实特点的曲折的反映，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俄罗斯文论专家程正民教授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一书中也指出“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主体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三个方面”[24]。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同作者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同作者平起平坐，关键在于他们是思想式的人物，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有很强的主体性”;而复调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意识“是通过对话展开的，这就使得复调小说具有对话性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由于“对话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因此复调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未完成性”。

钱中文先生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关注时间也比较早。他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就做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的发言，并发表在1983年第4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文中钱中文先生详细梳理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由来及其存在的问题。钱中文认为由于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发现了一种与过去“由作者统领全局，虽然其中不同人物相互交织，但不过是一种‘同音齐唱’，是一种‘独白小说’”不同的新的“全面对话的小说”，因此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小说”，其中“对话”是“复调”的理论基础。钱中文先生认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它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确实能够引导人们深入到这位俄国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去，发现与了解他的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25]文中，钱中文先生还就人物关系结构、小说结构等的“微型对话”“大型对话”做了具体生动的分析，还进一步就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复调”的界限作用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颇具慧眼。

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理论渗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不仅人物是对话的（其中又包含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内心的对话、人物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情节结构是对话的，语言也是对话的（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是“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正是这种关系，这种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语言结构特点的对话关系，在这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26]）。这种建立在“对话”为基础之上的“复调”小说表现在作品的艺术层面上，不仅使小说的艺术视角、叙事模式较之传统的独白型小说更加富于变化，同时因“对话”带来的艺术视察也由“历史性”向“共时性”发生位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观察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不是形成过程，而是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他观察和思考自己的世界，主要是在空间的存在里，而不是在时间的流程中。”[27]这种共时性的艺术视察也注定了巴赫金在作品分析中夹杂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具有浓厚的现实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之所以是“文化诗学”的成功实践，主要在于巴赫金由内及外，从体裁、语言看出思想文化，又回过来从思想文化考察体裁与语言——由外而内的分析视角。这种内外结合、双向贯通，“打通”文本内外关联的研究策略正是我们当下学人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姚爱斌博士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化诗学旨在超越文学理论史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甚至对立，实现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融合与贯通，在此基础上辩证地确立文艺学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中所必需的学科品格。文化诗学不仅重视研究语言、形式、结构、符号等形式因素，而且重视研究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物、生活、社会、形象、历史、情感、哲理等内容因素;不仅重视文学中的审美性、文学性和诗意等超越性的审美价值，而且重视文学作为文化符号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权力争斗、性别差异、族群矛盾等现实内涵。”[28]林继中教授在实践“文化诗学”时，主张“双向建构”的理念，并将其作为“文化诗学”研究的方法论内核，而他的双向建构理论关键就在于“打通”（打通内外、中西、古今）。李春青教授讲“中国文化诗学”喜欢经常强调“文化诗学的入手处就是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只有重建历史语境才能完成从文本的意义世界到文化语境，再从文化语境反过来看文本意义世界这一循环阅读的过程，完成文本意义世界的增殖”。在我看来，无论是林继中教授的“双向建构”还是李春青教授这种“文本—历史文化语境—文本意义世界”三者间循环往复的阐释策略其实与巴赫金这里所讲的内外结合，打通文本内外关联都是同一个道理。因此，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可以看成“文化诗学”成功实践的典范。

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我们上面所讲的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小说”可以追溯到民间底层传统的狂欢节。而在狂欢节仪式中逐渐形成的以平等对话和更替精神为内核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又通过文学语言成为一种“狂欢化”的诗学理论模式。“狂欢化”这个观点也属于苏联学者巴赫金。巴赫金在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拉伯雷的时候（主要的著作是出版于1965年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从民俗文化的视野，提出了文学理论中“狂欢化”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认为它也是一种解构主义。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狂欢化”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诗学，是巴赫金丰富的西方中世纪民俗知识积累所形成的理论创造。拉伯雷是可以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他的小说《巨人传》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但是过去的拉伯雷及其作品总是不能充分被人所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人们总是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理性、理想、典雅、规范、标准语言等观念去套拉伯雷的作品，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纳入到官方文化的框架内”。巴赫金认为要了解拉伯雷的创作，就必须了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笑”文化。狂欢节的各种活动中，如游行、演出、祭祀等活动中，有扮演小丑、傻瓜、巨人、侏儒和畸形人的极为热闹场面，充满了笑。狂欢节是人们的“第二生活”，在这第二生活中，人们摒弃官方的一套，而达到不受束缚的自由自在的境界，与平时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狂欢节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人们摆脱中世纪时期平日生活中的等级关系。狂欢节是无拘无束的、全民性的，统治者和平民在节日中处于平等的甚至颠倒的地位。这样就使人摆脱一切等级关系、特权、禁令，并从非教会非官方的观点来看世界，置身于原有的制度之外。

第二，人们产生“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和乌托邦式的思维。由于上面所说的情况，人们在狂欢节中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平时要讲究身份、角色、职业等，可在狂欢节时刻，人们不拘形迹，在摆脱上述束缚后，人回到自身，异化感消失，摆脱神学严肃性休息一下，开开僧侣的玩笑。

第三，人们动态发展观念的强化。狂欢节的节目和活动，都包含了生死相依，更新与衰落相伴，有盛筵的欢乐，但没有不散的筵席。总是面向未来和发展。这与官方的节日不同。官方的节日无非是庆祝他们的统治万世永恒、万古长青，总是面向过去。

拉伯雷小说的诙谐和嘲笑完全是“狂欢化”。他写奇怪的身体，写饮食，写排泄，写性，写骂人的脏话，写广场的欢笑等，巴赫金称为“怪诞现实主义”。拉伯雷小说中有浇尿和用尿水淹军队的情节。例如，《巨人传》中高康大把尿浇到巴黎人身上的故事;高康大骑的马在一个浅滩上撒尿，淹没了毕克罗寿的部分军队;还有朝圣者陷入高康大的尿河中的故事。巴赫金分析说:“尿和粪便的形象……是正反同体的。它们既贬低、扼杀又复兴、更生，它们既美好又卑下，在它们身上死与生，分娩的阵痛与临死的挣扎牢不可破地连结在一起。”作品中有许多所谓的“广场语言”。例如，有的章节是这样开始的:“著名的酒友，还有你们，尊敬的花柳病患者……”巴赫金分析说:“在这些称呼中辱骂和赞美混为一体。肯定的最高级与半是骂人的词语‘酒友’和‘花柳病患者’合而为一。”这是辱骂似的赞美，赞美似的辱骂，对于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是颇有代表性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从民俗文化的视野来分析作品的。这在思想上是很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在方法论上，则启发我们，研究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流行的、规范的、教条式的观点，完全可以从民间“笑”文化的视野吸收营养，另开一扇窗户，来看文学世界。这个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的几部古典长篇小说，都可以从这个新的文化视野进行分析。例如，《红楼梦》第九回“玩童闹学”，就是一次非儒教的狂欢。义学本是读圣贤书的地方，最讲究礼节的地方，如今却发生了带有狂欢性的闹学事件。当这个事件达到顶点时，确有过节般的气氛。“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劝一回那个，谁听他的话?肆行大乱。众顽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躲过一边的，也有立在桌子上拍着手乱笑的、喝着声叫打的，登时鼎沸起来。”对于整天要枯燥地背诵陈旧的“四书”“五经”的儿童来说，这次活动，的确是他们的一次狂欢。在狂欢中，把儒教的伦理消解了，这只要考察这件事情的起因，以及当时那些污秽的话语，如金荣说秦钟与香怜两人在后院“亲嘴摸屁股”，与“子曰诗云”的儒家道德教条做对比，就可以做出有意味的分析。又如第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怡红院的丫鬟给贾宝玉过生日，把十二钗都请到。吃、喝、玩、游戏，特别是其中做占花名的游戏，差不多玩了个通宵，只能胡乱歇一歇，芳官竟和贾宝玉同榻。第二天醒来，芳官知道后害羞了，可贾宝玉却说:“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不同阶级的人平等对话，阶级在狂欢中消解了，人与人之间都是兄弟姐妹。但这只有在狂欢这一刻才能做到。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也是“由外而内”，再“由内及外”，宣扬了一种消解性的文化心态，也是成功的“文化诗学”的实践。

程正民指出，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的理论蕴含是丰富的和多层次的。从哲学的层面去看，巴赫金文化诗学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张扬平等对话的精神，更替和更新的精神，同时体现了全体民众的一种乌托邦，洋溢着一种快乐的哲学”;从文化的层面去看，“巴赫金的诗学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一种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同时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对话、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从文学的层面去看，“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容方面，又有形式方面。其中最有理论价值的是他论及狂欢化对作家艺术思维形式的影响和狂欢化对文学体裁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小说体裁固有的未完成性、易变性、反规范性、多样性和杂语性，都同民间狂欢文化所体现的对话精神和更新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理论蕴含来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特别是注重在民间文化背景上来理解文学和研究文学”。[29]

刘庆璋教授也指出，巴赫金独创的“‘复调小说’和‘狂欢化’这两个基本的理论概念……他更从艺术思维这个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的‘复调艺术思维’的问题”。巴赫金“从狂欢节及西方古代一切类型的民间节庆、仪式和游艺形式中，概括出一种观察世界的特殊角度，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他称之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并探讨和阐明狂欢化思维和文学的艺术思维，特别是复调艺术思维的关系。这样，他就不仅建构了独创的小说理论，而且在艺术思维和观察世界、体验人生的哲理方法方面也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见解。巴赫金的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结合从而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30]

简而言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观给我们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巴赫金提倡一种多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巴赫金首先就指出“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31]。其二，在研究立场上，巴赫金主张“对话”，提倡自我的“外位性”研究。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巴赫金指出“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32]其三，在研究对象上，巴赫金注意到官方严肃文化与滑稽文化之间的对立，他尤其重视民间底层的“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法国结构主义大师托多罗夫就曾指出“巴赫金的研究正好填补了一项空白”，因为他揭示了“异端的民众传统广泛地受到歧视”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巴赫金而言，他的“文化诗学”观的形成，又有其产生的现实语境和历史文化根源，与俄罗斯民族自身深厚的诗学传统紧密相关，在此不再展开。但是，需要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思想，不仅在时间上要早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学派，而且还对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当然包括文化诗学的建构）形成重大影响，更被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所借鉴和吸收。对“新历史主义”而言，就单拿其“主帅”格林布拉特来说，他就撷取了巴赫金关于“独白话语”“对话语言学”及“群众欢会”（ival）等思想，运用于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研究中。西方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原因之一就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强调文本内部研究的反抗，而这一模式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俄国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就已宣告完成。而对中国而言，巴赫金的影子更是处处可见。除了巴赫金关于“复调”“狂欢化”等理论的影响外，他所倡导的那种多元、对话、互动、整体的文化诗学观，对我国文化诗学话语的建构也形成了一定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巴赫金的诗学思想是较为复杂的，需要大家在读书中慢慢地去体会。他的学术思想，包括从俄罗斯到西方、到中国，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识、被阐释的过程。他的第一批阐释者是法国解构主义者，他们发现了巴赫金能支持自己学说的观点，于是将它们介绍到西方。巴赫金的思想一经传至西方，由于其理论的研究旨向具有很好的契合度，很快便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因巴赫金研究文学的视角极具独特性，他的理论广泛地被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学者所采用。总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诗学”思想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辩证互动的、整体性的、多元对话的方法论模式，更为我们研究“文化诗学”树立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而取得伟大成就的榜样。

小结:通过对中国古代诗学中“兴”与“意境”以及巴赫金“狂欢化”与“复调”思维的考察，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化诗学”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外先贤文学探索中的经典实践。其实，无论在中国传统诗学模式还是巴赫金的理论分析实践中，都自觉地践行了这种西方学人称之为“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巴赫金强调“对话”整体性研究的综合式思维不仅与当下倡导的“文化诗学”观念想通，而且对后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构成了直接的理论影响，更为格林布拉特等学人所吸纳。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拉伯雷小说的实践阐释中所提炼出的这种“复调”理论与“狂欢化”思维模式，为我们在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中践行“文化诗学”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典性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