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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第2页）

[31]《明实录》四二，《宪宗实录》卷七八，叶四（第1516页）。

[32]《明实录》四八，《宪宗实录》卷二二四，叶三（第3851-3852页）。

[33]Elli曾撰文否定佐藤长先生提出的明朝政府于西藏实行了“分而治之”政策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出自清初官修《明史》的史官，与其说是对明朝西藏政策的总结，倒不如说对理解满清初年西藏政策更具重要意义。明初的西藏政策偏离了儒家传统的统驭外夷的理想规范，而更多地受到了商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朝对西藏贡马的依赖是促使其于西藏广封诸地方豪强的主要原因。明朝实际上没有直接干预西藏事务的实力，一旦明朝对西藏之经济和宗教的利益减弱，它与西藏之外交关系亦就急剧下落。参见Sperling氏，“DidtheearlyMiempttoimplementa‘DivideandRule’poliTibet”，tributioaoryandCulture，Wien1983，pp。339-356。笔者不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仅因为明朝没有在西藏采取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和其派往西藏的使团曾多次遭受藏人的袭击，就否定明朝对西藏的统治显然失之简单。明朝或许并没有自觉地于西藏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但它对西藏之施政正是以汉族王朝对待其周边民族的传统的“怀柔远夷”政策为出发点的，而这一政策的推行直接导致了明朝于西藏“分而治之”的局面的形成。

[34]邓锐龄，《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历史地理》第十辑，第228-238页；邓锐龄，《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1期；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陈楠，《宗泐事迹考》，《贤者新宴》2003年第3辑，第75-87页；李亚，《明代中官使藏考》，《贤者新宴》2003年第3辑，第225-250页。

[35]对进贡番僧赏赐之常例，详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卷八四，《番僧部》。

[36]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北平，1935年，上册，第936-966页；亦参见沈卫荣，《明乌斯藏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事迹考述》，《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1995年，第247-289页。

[37]《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

[38]佐藤长，〈明朝冊立の八大教王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号；第22卷第2号；同卷第4号。佐藤长，《中世纪チベット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第173-248页。

[39]参见沈卫荣，《明封司徒锁巴头目剌昝肖考》，《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号，1999年，第103-136页。

[40]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文物》1963年第1期；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诏敕》，载《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85-99页。

[41]《明实录》四九，《宪宗实录》卷二五八，叶一（第4353-4354页）；《明实录》五一，《孝宗实录》卷四，叶一（第0056页）；参见黄颢上揭书，第20-21页。

[42]参见OtosakaTomoko（乙阪智子），“AStudyofHong-hua-siTempleregardiiohedGelugs-paandtheMingdynasty”，MemoirsoftheResearchDepartmeoyoBualLibrary），No。52，Tokyo：TheToyoBunko，1994，pp。69-101。

[43]《明实录》五五，《孝宗实录》卷一一四，叶二（第2026页）；参见沈卫荣，〈元、明代ドカマのリンシアン王族史考证——《明实录》チベット史料研究（一）〉，《东洋史研究》第61卷第4号，2003年，第76-114页。

[44]《明实录》二六，《英宗实录》卷九七，叶二—三（第1942-1943页）。

[45]《明实录》四八，《宪宗实录》卷二二四，叶三（第3851-3852页），载：“赞善王连二次已差僧四百一十三人，今又以请封请袭差一千五百五十七人。”番僧贡使之多、之频，于此可见一斑。

[46]《明实录》五一，《孝宗实录》卷二，叶九（第0026页）。

[47]《明实录》三〇，《英宗实录》卷一七七，叶一（第3407-3408页）。

[48]《典故纪闻》卷八，第144页。

[49]《明实录》三二，《英宗实录》卷二一〇。

[50]《明实录》四一，《宪宗实录》卷五八，叶十三（第1195页）。

[51]《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

[52]《明实录》三八，《英宗实录》卷一三六，叶七（第2708页）。

[53]《明实录》三八，《英宗实录》卷三五七，叶一（第7117页）。

[54]《明实录》三八，《英宗实录》卷三五七，叶二（第7119页）。

[55]藏文史书《贤者喜筵》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或可作为例证：当明朝以派兵入藏相威胁时，当时乌思藏最有力量的地方贵族伯木古鲁派的头领、明封阐化王葛剌思巴监藏（Gragspargyalmtshan）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在乌思藏本无很大政治力量的大宝法王求助，以劝退明朝可能发起的军事进攻。而大宝法王则因为使乌思藏免遭战乱而被视为功臣。显然这些法王们因得到了明朝廷的尊崇，其于其本土的地位已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详见dPa'bogtsuglagphrengba，Dampa'ichoskyi’khyurbarnamskyibyungbagsalbarbyedpamkhaspa'idga’ston，Beijing：Mirigsdpeskrunkhang，1986，smadcha，pp。1011-1012。

[56]《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盛衰，第679页。参见佐藤长，〈明廷におけるラマ教崇拜について，〉《鹰陵史学》第八号，昭和五十七年；亦载于同氏著，《中世チベット史研究》，第287-320页；乙坂智子，〈归ってきた色目人——明代皇帝権力と北京顺天府のチッベト仏教〉，《横滨市立大学论丛》（人文科学系列）51-1。2，2000年，第247-282页。

[57]参见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58]今尚存其御制护持朵甘思乌思藏诏、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赐西番国师诏，见《明太祖集》卷1，第12-13、26页。

[59]《明实录》六，《太祖实录》卷一七六，叶五（第2674页）；《罪惟录》卷二六，“惺吉坚藏”。

[60]参见明西天佛子国师智光，《西天班的达禅师志略》，《金陵梵刹志》卷37，第1216-1220页；来复，《萨哈拶释哩塔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1991年，第51册，第17页。

[61]《明实录》十，《太宗实录》卷六四，叶一（第0910页）；参见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62]JonathanA。Silk，“hehistoryoftheYongleKanjur”，Suhr-llekh?h：FestgabefürHelmutEimer，hrsg。VonMi，JemannundRolaal-Odendorf：Iica-Verl。，1996，pp。153-200。

[63]参见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234-239页；PatriciaBerger，“Miraanjing：AnImperialRecordoftheFifthKarmapa'sVisittotheeseCapital”，CulturalIionsonLatereseBuddhism，editedbyMarshaWeidner，Honolulu：UyofHawai'iPress，2001，pp。145-169。

[64]乙坂智子，《永乐五年御制灵谷寺塔影记をめぐって——明朝によるチベット佛教道入の一侧面》，《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第41-42号，1997年，第11-22页。

[65]《明实录》一一，《太宗实录》卷六五，叶一（第0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