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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老师散步（第1页）

陪老师散步

图九何业恒先生

我的硕士导师何业恒先生在生活中的一大爱好，就是散步。记忆中，跟他在一起的时光多半在路上，一边慢慢地跟着他走，一边听他讲话。他散步很有规律。无论阴晴寒暑，每天吃好晚饭，稍事整理，然后出门。一般是绕校园一周，大约个把小时。如果微雨，那就撑把伞。春秋佳日，偶尔也会跟师母相扶将出来走走。

他的这一习惯，我从大二时便略有所知。那时准备考研，打听到系里正好有这么一位以研究历史地理而著名的老教授，惊呼天助我也，一问便问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那时住上游村，去的时候正是晚饭后，师母说他不在，散步去了，要我改天再去。

谁知再去时他仍然不在，又散步去了。这一次师母让我在家里等，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我说明来意，他告诉我要先看古汉语、中国通史，随即问了我一些平常学习方面的情况。

从那以后，我去找他的次数便渐渐地多了起来。不敢说请教，因那时对学问根本未入门，还提不出问题，主要是为他誊稿子。何先生笔耕甚勤，定稿后需要抄清，认识我以后就喜欢把这个活儿交给我来做。

不知今天的弟子们还有多少人有幸替老师服这种劳。我以为这对于学生是一种极好的学术训练。那时我刚刚生发一份很美好的历史地理情感，课余练书法也非常起劲，给何先生誊稿子正好满足了这两方面的喜好。何先生的字迹基本上工整，只是关键句段常有修改，有些地方还推敲多次，为此免不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出一些字句写在空白处，甚至有浮签或将稿纸接长之类。他给我的要求是写字不连笔，遇有疑问就空出来。这样，我既可以大量试验各种字形的结体，然后工楷，同时还可以细细品味稿纸上留下的思维定型过程——对一个本科生来说，那些精微的字斟句酌固然难以深刻领会，但让我受用终生的是，从那时起，我就铭记，对于科研、学问，需要一种怎样的态度。

感受更深的是把誊好的稿子交给他之后。几乎每次，我誊好的稿子都会留下一些空格。有些是对原稿字迹吃不准，有时则是怀疑原稿存在笔误，特地空出来请他是正。面对我那些幼稚的质疑，他从无愠色，总是蔼然鼓励我说出自己的看法。何处可从、何处仍旧，亲切爽朗。从他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世上有一种人，叫“学者”。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理所当然地请何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导师仍是他老人家。

真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吧，那一年我能及时获悉考上的消息，竟然也跟何先生的散步有关。他老人家1919年生人，到1986年才开始招研究生，偏偏那一年还没有人考上；到第二年好不容易有3个人上了线，把他高兴得——每天散步经过研招办都要弯进去问一问：通知什么时候发？发出去没有？问得研招办那个女老师非常感动，有一天终于告诉他：“发出去了！”还把挂号信的存根拿出来给他看。这一看不打紧，何先生发现我的名字上多写了一竖，“伟”写成了“佛”。于是要研招办赶紧给我再写一封信，说明情况，让我凭此信领取正式通知。

当时我在老家中学里任教。眼见得季候一天天燥热，而复试通知还音讯杳无，内心早已渐渐地凉透。突然在一个黄昏，收到这样一封平信，真是如唐人所说“若幽谷之睹太阳”。也不管正式通知寄到不寄到——据说迄今仍下落不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长沙。正好赶上两天后的面试。

那年秋天，以及之后的三年，我便有很多个黄昏，和师兄一起陪着何先生慢慢地走在校园里。一路上由淡而浓弥漫着从岳麓山上铺下来的暮色。

曾听很多人议论各地大学校园之美。如今我东西南北也稍稍走过一些地方，看来看去，觉得兼具各方之长，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的湖南师大。湖南师大坐落在岳麓山阳坡，背负泉石山林之秀；前面蹲着几座低矮的山丘，外面是一些湖泊、农田和菜地，一派明媚的潇湘间田园风光。穿过菜地，面前横着一道湘江；江中是自古以来著名的橘子洲，江对岸是长沙城。出校门往左，一站地之遥，便到了湘江大桥；右边往山里走，是湖南大学，它后面有上岳麓山的公路，串着岳麓书院、爱晚亭、麓山寺等景点。这样一个所在，既得乡野的天然、静谧，又与现代都市文明近在唇齿，就连游人上山那一点点的尘嚣都避开了，实在是弦歌一堂的绝佳去处。

跟着何先生，自然不能像我读本科时那样，沿着校园后面的林间小路一上上到麓山之巅，或者顺着田埂走到湘江西岸——那里夏天是天然浴场，冬天**着长达数里的沙洲。我们只能陪着他在校内的马路上走。每次都是何先生从家里出来，走到我们住的研究生楼，站在楼下高呼师兄和我的名字，我们答应一声，赶紧下楼，陪他下到七舍，沿着外马路缓缓回走，把他送到景德村，然后回宿舍。

这样一趟的锻炼效果非常明显。之前我们从来不用这种健身方式，以为运动量太小；走过第一趟回来，我和师兄都感觉浑身酸疼，才意识到何先生将这一爱好持之以恒实在有道理。

当然更引人入胜的是何先生一路上的谈话。从学习中的疑问，到生活细故，再到治学感怀，以至前辈嘉言懿行，想到哪说哪。印象中，何先生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在路上完成的。他很少正襟危坐对我们训话。就连上课——我已经忘了研究生期间他给我们上的课算几门，反正每次到了上课的钟点，我和师兄就去他家，有时去客厅，有时去书房；师母吩咐阿姨沏上茶来，我们一边喝着宁乡风味的热茶，一边听先生开讲。顶多讲十来分钟。大体是一杯热茶喝完，先生的课也已经讲毕。他采取专题式，每次讲一个专题，只轻轻提挈一番要点，然后师徒四人一起去图书馆，各自用功读书。

何先生不喜欢装模作样，无论为人为学，都率性至诚，本色天真。他从不多话，当然也绝不木讷。但凡有话要让我记住，他就伸出右手食指，边说边点：“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出下文。

下文一般是四个字。他说过多少次，现在已经无法数计，印象最深的有三句。第一句在研一，当时我对未来没有想好，又是练书法篆刻，又去玩乐队；有一天去他家，作别时他面色凝重，对我说：“我只跟你讲四个字是的——轻、重、缓、急，你要搞清楚呐啊！”这句话让我天人交战了好久。到研二开学时，我终于死心塌地准备考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

第二句在研二快结束时，我去向他汇报硕士论文的设想。他作为一个历史动物地理专家，可是不希望我步他后尘，不愿我学位论文写珍稀动物。我彷徨了很久，觉得可以做南北朝的佛教地理，向他请示；他开始稍有顾虑，说这一方面他自己缺乏研究，但当我陈述几句之后，他用力地把右手往外一挥：“你做！”随即给我指点了一些书籍，问我有何具体打算。我说，我希望去上海、北京走一趟，拜访几位先生、查些资料。他觉得可行，当即照准，临别时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好、自、为、之！”

第三句他说过多次，记得读本科时就有密友拿它跟我打趣，但现在能想起具体情节的是在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当时湖南师大地理系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毕业前我们去了西安，向陕西师大申请学位。答辩会上，我的论文意外地谬承史念海先生青眼，得了几句不足与外人道的鼓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肯定，当时吃的盐米不够，不自觉地可能有点骨头轻。第二天中午，正想独自溜出去享用一碗羊肉泡馍，从招待所出来，经过一个小巷，被何先生发现了。他把我叫住，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伟然啊，我只跟你讲一句话是的——谦、虚、谨、慎！”

图十硕士答辩后合影，前排左1为朱士光先生，左2为何先生，左3为史念海先生，左4为李之勤先生，左5为曹尔琴先生；后排左1为李令福，左3为笔者

从研二开始，公共课上完，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训练，何先生便经常带我们出差。此后我们陪他散步的场所，也就由校园而延伸至外地。

真搞不懂当年的湖南师大何以对我们那么好，给的研究生经费那么多。读研的后两年，我一共出了四趟差：一趟武汉、南京、上海，一趟上海、北京，一趟上海、福州，一趟西安、兰州。

那时我们出差，除了去西安是申请学位，其他都以收集资料为中心。当时何先生的专著《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刚交稿（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随即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新计划：将珍稀动物的研究推广至全国，范围扩展至二级保护动物。这一研究的主干资料是明清方志，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非去当地无从查阅。我当时出那几趟差，除单独去上海、北京是为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去武汉、南京、福州、兰州都是为配合这一计划。为此何先生买了一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里面几乎每一条目都有他留下的各种标记，很多页面上还做了批注。现在这本书摆在我的案头，每次打开，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

图十一何先生读过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局部

印象最深的是从武汉去南京那次。在南京农业大学，我们住了约半个月。上班时间何先生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去农业遗产研究室读资料、抄卡片，动作很敏捷，我们不卖劲根本赶不上他。下了班一起回住处。招待所里开着一个套房，两个师兄住外间，我陪何先生住里屋。吃饭上大食堂，晚饭后在校园里走走。

特别有意思的是星期天。资料室不开门，我们又不上街，于是在招待所享清闲。我担心食堂关门，把四个人的早点都买了回来，可是他们躺着迟迟不起；我一边吃一边跟他们说话，走过来吃一个，走过去又吃一个，硬是帮他们把早点扫光。到了晚上，四个人围着电视机看歌手比赛，每一个歌手唱完，我们便揣摩着评委的亮分：“九点一！九点二！”音调起伏，参差错落，何先生叫得跟我们一样开心。

后来在别处，我再也没有那么好的饭量。记忆中也不再有那么回味温馨的时刻。

但是，跟着何先生，总还有另一种收获。何先生重感情，每去一个地方，都要拜访一些师友。由此我们也就有机会跟着他见识一些平常难以见到的前辈。

我常想，一个学者的养成，天资明敏、执着用功固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些恐怕不够，还须见一些人。古人云：读其书，想见其人；这是一种境界。而见识人，开会、听报告，固然比较方便，但仅仅这样也还不够。最好能聊聊天、散散步，这样才能见识一个人的常态。人的精神总是在常态下才会比较真实、自然、完整。

当然，这需要机缘。严重一点说，这是命。余生也晚，幸而曾随侍何先生左右，总算比周围同学多见过几位前辈。

头一位见到的马志琳先生，是何先生在蓝田国师（国立师范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去年读中亚史名家王治来先生的回忆录，得知她还是王先生在国师附中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她退休前任华中师大历史系资料员，亲属中好几个大学者：父亲马宗霍，弟弟马雍，丈夫李修睦。

研二上学期我们去武汉，查资料不理想，赴南京前何先生决定拜访几位师友。他首先找到马志琳先生。马先生的家住在校外，具体位置我已经说不清楚。只记得从华中师大出发，走了好远的路，中间还坐了一段公交车。那显然是一片老城区，房屋低矮、破旧且杂乱，地形很复杂。巷子很多，很窄，而最突出的感觉是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