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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民族革命运动总结（第1页）

第三节民族革命运动总结

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场由激进派挑大梁的运动较以往的民族运动而言，发生了质的改变。本节就这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失败原因予以分析，并对运动的历史意义予以概括。

一、运动的性质

在对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革命运动进行探讨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多半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但这仅仅强调了运动在量上面的变化，实际上这次运动的性质远非如此，之所以会在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首当其冲的就是因为这次运动作出了质的改变。

由于寇松所颁布的分割孟加拉法的实施，孟加拉人民随即站起来斗争表示抗议，这一举动成了引爆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导火索。集会游行示威似乎并不能威慑到殖民当局，运动很快便发展成为了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印度几大城市也很快投入了这场运动当中，不久便扩展成为了一场全印运动。在国大党内，温和派虽多次说服当局取消对孟加拉的分治，但数次无果，终于在分割孟加拉法生效之后，号召人们团结一致，将英国人赶出印度。而激进派则以提拉克为代表提出了“四点纲领”，运动就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通过抵制英货、司瓦德西、民族教育来实现司瓦拉吉，还在各地自主地积极开展活动，努力为自己打开局面，积极主张实现经济独立，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民族运动以及主张“不要乞讨，要战斗”。最开始的运动成员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知识界、青年学生及部分自由派地主，后来很快发展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工人阶级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他们把司瓦德西运动和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结合起来，在孟买、加尔各答、阿拉哈巴等城市都举行了罢工。不仅如此，运动还扩展到了教育领域，1906—1907年间，人们纷纷抵制公立学校，出现了一股兴办民族教育的热潮。革命活动发展的同时，还有一批爱国青年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这是以印度解放为明确目标，以武装起义为道路的革命组织，较激进派而言，纲领较为明朗，更加激进。

同以往的资产阶级运动相比，这场民族革命运动在几个方面有本质上的区别：首先，这场运动的斗争目标已变成了争取印度独立、摆脱殖民当局的统治，而以往运动的斗争目标是争取局部改良，相比而言，这次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目标有了质的跨越；其次，这场运动已由最初局部地区的反抗斗争发展成为了声势浩大的全印运动，这一点较先前的少数人的斗争运动也有所不同；最后，这场民族革命运动可以被定义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尽管从斗争方式上来说，这是一场以非暴力为主的抵制运动，但是激进派在暴力革命方面多多少少做了一些准备性的活动，比如提拉克在提出“四点纲领”之后，就认为暴力革命是达到司瓦拉吉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当时时机还未成熟，因此不能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的道路。只能说，当时的印度人民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走什么道路，他们还在努力摸索着。

这样一来，该如何界定这场运动呢？是一场改良运动？还是一场革命？林承节先生认为，这场运动本质上的变化已足以表明这不是一场改良运动了，而马列主义给革命所下的定义则是用暴力推翻旧政权，但这场运动称不上是一场武装起义，将其称为革命，似乎有点不太合适。可以这么认为，1905—1908年的这场运动是被划分在革命范畴内的，但在方式上和程度上与革命又有所区别，因此将这场运动称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所以用“民族”两字，是因为这是一场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运动。列宁在论述1905年后的亚洲觉醒时有一段话指出了印度的运动与中国、伊朗、土耳其革命的区别。他说：“我们知道，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16]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有意地将这场运动与其他国家的革命区别开来，但又用“革命运动”这4个字将这场运动划定在革命范畴，给我们对印度的这场运动的认识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运动的领导权

在这场民族革命运动的前期，国大党温和派一直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在分割孟加拉法实施之前，温和派就数次派代表团前往英国与寇松会晤，说服当局取消孟加拉分治，但毫无收获。待分割法实施之后，温和派就在群众当中大力进行宣传，激烈抨击英国的殖民掠夺政策，号召孟加拉人民不计宗教信仰，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把英国人赶出印度，支持以抵制英货的方式来迫使殖民当局取消分割，并大力推进司瓦德西运动，还将分割法生效之日定为国耻日。

但总的说来，这场斗争主要还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激进派领导的。从运动一开始，温和派和激进派就持有不同的目标、方法和行动。首先，双方的目标不同。温和派的初衷只是说服殖民当局取消对孟加拉的分治和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但不料未果，只好转而赞同抵制、自产和民族教育。国大党在1905年年会上通过了司瓦德西的决议，但却未曾提及抵制这一做法。很明显，这样看来，取消分割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抵制、自产和民族教育只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罢了。1906年的国大党年会中，温和派还投票赞成司瓦拉吉的决议，人们通过这些还是可以看到抵制殖民统治的共同信念多少能把温和派和激进派暂时团结在一个组织内。但1907年，温和派领袖开始责难激进派“走得太远了”，因为他们只是将自治作为远期目标，认为现实的任务主要是通过自产运动来推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激进派倒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司瓦拉吉才是最终目的，其他的种种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其次，双方的方法不同。由于双方的目标不一致，在如何运用抵制英货、实行自产、争取民族教育等手段问题上，激进派和温和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激进派不但主张把抵制英货推广到整个次大陆，还希望将其发展成为全面抵制殖民统治，从而进一步达到自治的运动。在抵制方面，激进派主张光抵制英货远远不够，还要抵制殖民当局的经济、文化、政治以及思想。因此，提拉克在国大党1905年的年会结束后提出了“消极抵抗”思想，这也是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自治”的政治目标。

激进派也给予了司瓦德西愈加清晰明朗的解释。要达到司瓦德西这一目标，不单要使用国货、发展民族工业，还要在建设民族学校、民族法庭以及发扬民族文化方面下足工夫。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民族政权才可以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抵制和司瓦德西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做到了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司瓦拉吉就可以实现。

温和派虽然也将自产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看作是“报国福音”和“民族进步史上的里程碑”，但他们始终强调抵制运动不适合发展到孟加拉以外的地区。虽说他们在运动**中卷入了斗争洪流，但激进派领导下的抵制运动来势凶猛，让温和派感到如坐针毡。他们担心顾虑过激的行为会招致报复，于是便开始指责激进派的这种行为超越了宪法，有害无益。显然，温和派并不赞同激进派的观点。

再次，双方的行动不同。目标观点的不一致导致了两派在行动上的表现有所反差，激进派将运动发展得风起云涌，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加强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还将运动扩展到了教育界。温和派则唯唯诺诺，不愿再前进下去，还在殖民当局的拉拢挑拨下拉运动的后腿。通过激进派的努力，1906年要求司瓦拉吉已经成为印度群众的普遍呼声。在这一年的年会上，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并且还通过了司瓦德西、抵制和民族教育等决议。

显然，上述的一切表现出国大党温和派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保守性，以及对宗主国的幻想和依赖性，害怕过激的行为招致报复，因此他们一直没有决心和勇气开展坚决的反帝斗争，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则勇敢地肩负起了主要责任。归根结底，虽然这么做是为了使国家能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对资产阶级最有利，但当时却受到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打击，激进派不得不花费很大气力排除他们设置的障碍。

激进派的领导作用“不是通过国大党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实现的，他们争夺国大党领导权的斗争未能取得胜利，他们的领导作用主要靠自己在下面直接发动群众。当然，影响国大党也是一条渠道。由于得到下层群众的拥戴，他们在国大党中有一定势力，对温和派形成一定压力，促使那些领导人不能不多少反映新气候，这也间接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作用”[17]。

三、运动失败的原因

1908年7月工人总罢工结束后，1905—1908年的民族革命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成为运动的终结点。那么，这场运动为何失败呢？

首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顾虑性和妥协性是导致运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运动最初，资产阶级并没有明确的革命要求，被卷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后，一直三心二意，顾虑重重，生怕运动的深入会引起殖民当局的报复，有碍于自己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孟买一位著名工业家冯马尔达斯说，虽然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激烈的行动，可是在已有的条件下，这种行动对他的阶级是有害的。达·瑙罗吉也同样表示了担心，英国人如果报复，很有可能会停止向印度出口机器。在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所要求的司瓦拉吉是通过印度脱离英国从而达到自治的，资产阶级虽不愿接受，但迫于当时的社会潮流不得已才提出了自治的要求。实际上，这只是双方彼此妥协的产物，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将自治看作遥远未来的事情。运动开始后，他们在反分割和司瓦德西运动方面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但因为害怕得罪了殖民当局而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抵制英国方面还是顾虑重重，视如玩火。能从抵制运动中初步得到实惠他们就满足了，他们不希望运动再深入下去，因为越深入，令他们感到越加不安。比如，1907年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秘密组织活动的开展就令他们感到大祸将至，于是赶紧抓住了殖民当局这根“救命稻草”，寻求妥协。再者，在这场斗争的**中，资产阶级并不是积极的领导者，甚至都是被迫参与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资产阶级此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态度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弱小，反倒是因为自己有了一定的发展，害怕运动深入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由于是处在英国这个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再加上英国所吹捧的自由主义，他们觉得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不愿打乱这个秩序，结果造成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局面。

其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也是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在政治上也控制住了国大党，因此小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依附于资产阶级。认识到这一点，国大党激进派从没想过独立领导这场运动。他们只是希望可以通过推动资产阶级来领导这一运动，无奈资产阶级不愿领导，他们迫不得已去争夺领导权，但还是希望和资产阶级一起领导这场运动。于是运动一开始便出现了这一幕，激进派一边发动工农群众的力量，一边又联合温和派，希望从两个方面来获取力量。但温和派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同激进派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温和派还是拉拢了殖民当局，并对激进派的做法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加之殖民当局当时对工农斗争的镇压和对温和派的安抚与勾结，加速了国大党的分裂。国大党分裂之后，温和派退出了这场运动，已经失去一方力量的激进派唯有巩固提升工农力量，提出革命的反封建纲领，把反殖民地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才能维持壮大自己的力量。然而，由于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在殖民地印度，尤其是在民族运动发展的早期阶段，民族压迫在政治生活中把阶级矛盾排到次要地位。“因此，甚至当时最进步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即小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都没有起来为消灭印度农村封建残余（地主统治）而进行自觉的斗争”[18]。激进派的一些领导者一方面打算团结全体印度人民反对外国统治，一方面又希望将来在印度仍然给王公一定的地位。他们错误地认为反殖统一战线可以包括所有阶级的所有人，认为提出反封建的要求会削弱民族团结，削弱反殖斗争。他们虽然做发动农民的工作，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当时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殖民压迫的条件下，在社会关系和人民意识中还保留着严重封建残余条件下发展的，而无产阶级人数还比较少，还没有自己的组织，还没有形成本身的意识形态。因此，国大党分裂后激进派领导人对继续领导运动失去了信心。提拉克把重点转移到搞禁酒运动，而奥罗宾多·高士则提出“宗教民族主义”新口号，给人民打气壮胆。这些措施当然不能使运动起死回生，以至于殖民当局1908年把奥罗宾多·高士和提拉克等激进派领袖及一大批激进派报刊编辑投入监狱后，激进派顷刻瓦解，变成一盘散沙。总的来说，激进派继温和派之后，仅仅主张限制封建剥削和地主专横。可见在民族运动的各大派别之间，客观上在这一点也存在着深刻分歧。因而，运动的最终失败成为一种必然。

第三，秘密革命组织的负面作用也加剧了运动的失败。秘密革命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1905—1908年运动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秘密革命组织中，印度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缺陷暴露无遗。这些秘密组织主要成员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所开展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武装起义思想，筹集经费，搜集武器，在军队中策反和制订未来实行武装起义的战略计划等。这些人虽然饱含革命热情，但与激进派相比更缺少磨炼。最初，他们低估了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斗争的难度，遇到困难后便产生急躁情绪；面对殖民当局的镇压，这种情绪就转变为个人英雄主义狂热，一时间兴起一股暗杀和设置恐怖炸弹之风。并且，1909年对英印总督哈丁勋爵的暗杀事件使这一恐怖行为达到了顶峰，这种错误的行为招致秘密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严重破坏了武装斗争转变工作，败坏了秘密组织的名声，加剧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嫌恶，阻碍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此外，激进派和秘密革命组织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虽起了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作用，但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使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力量相互抵消。激进派多数人强调武装斗争道路不适合于印度，秘密组织则强调消极抵抗行不通。“由于两股力量不能结合，结果在一极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盲目崇信合法主义斗争方式，在另一极则促进了个人暗杀活动盛行。个人暗杀活动是暴力斗争的歪曲反映，是要求暴力革命的潮流得不到支持，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表现”[19]。

第四，殖民当局挑拨宗教矛盾冲突，在革命运动内部造成另一巨大裂痕，也是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以来，英国对印度一直采取着“分而治之”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离间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挑拨印度教伊斯兰教纠纷来完成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到**后，殖民当局更加肆虐地挑拨离间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关系。殖民局巧妙地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上层人物之间制造各种矛盾和摩擦，并纳入宗教仇恨的轨道中。例如，伊斯兰教封建地主贵族由于陷入印度教高利贷者的债务而不满，印度教徒占优势的商人们相互间的营业竞争，以及知识分子为了争夺国家机关职位而相互倾轧等。并且，殖民当局借口保护伊斯兰教人数较少的宗教利益，开始公开给予上层伊斯兰教徒以特权，指望用这种办法加强上层伊斯兰教徒对于广大伊斯兰教徒商人和知识分子以及伊斯兰教群众的影响，进一步挑起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纠纷。运动发展到越后面，殖民当局的挑拨手段就更加恶劣。1906年，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省宣布优先接受伊斯兰教徒担任官职，并且在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财产资格的数额规定要比伊斯兰教徒高出近5倍。当局还利用一些被涂抹印度宗教色彩的口号来挑拨宗教冲突，比如司瓦拉吉。当局以此为借口，宣布运动是威胁伊斯兰教徒的幸福，甚至是危及其生存的印度教运动。于是在殖民当局的一手操纵下，东孟加拉的一部分上层穆斯林力图阻扰伊斯兰教徒参加民族运动，并提出了“护教运动”的口号，与提倡国货的口号抗衡。就这样，当局利用了许多类似的措施，唆使伊斯兰教徒反对民族运动，他们的阴谋很多也得逞了。在许多地方，都纷纷出现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表示效忠英国当局，拥护孟加拉分治，反对抵制英货，民族运动就这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第五，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也是导致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政府看到了这场运动的革命潜力并进行了大力的镇压。他们以管控和禁止公共集会、游行和限制新闻自由等方式进行打压。参加此次运动的学生都被政府的各个学校、院校开除；职员被政府部门开除、被罚款甚至被警察毒打。例如在1906年的巴里萨尔大会上，警察以暴力驱散了大会，并野蛮地暴打了大部分与会者。再者，运动内部的不和谐也为殖民当局的镇压提供了条件。运动内部出现了意见不合，特别是1907年国大党的分裂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场运动。虽然抵制英货运动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孟加拉，但印度其他地区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种新型、新阶段的政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加强政府的打压。此外，“参加运动的人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涨的战斗精神不变，也不可能一味进行自我牺牲，特别是在英政府的严酷镇压下。他们不得不中断斗争并为下一次的斗争积蓄力量”[20]。

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后来整个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都有着重大影响，在整个印度民族运动发展史上也起着突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