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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复的死亡与哀荣（第2页）

[23]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强调玄宗在人事特别是政治核心层与武周时代的沿袭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295页），但事实上，玄宗对于武后时代的政治遗产另有审慎去取，保持距离的一面。

[24]开元中，“有上书请以皇室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旧唐书》卷八四《裴光庭传》，第2807页），为裴光庭所沮。刘浦江认为主张唐为金德者，大约是受王通《中说》的影响，改魏承晋统为魏承宋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15～16页）。

[25]《册府元龟》卷一七三，第2095页。

[26]《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92页。

[27]张说：《开元正历握乾符颂》，见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95～596页。

[28]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一文中已指出此点，（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29～131页）。

[29]张说：《开元正历握乾符颂》《贺大衍历表》，《张说集校注》，第595、769页。

[30]《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891～903页。

[31]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唐文粹》卷一九下，四部丛刊本。

[32]丁俊：《李林甫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57～492页。

[33]《册府元龟》卷四，第46页。

[34]之前仅立周、隋二王后，参见《册府元龟》卷一七三，第2095页。

[35]《册府元龟》卷四，第46页。

[36]《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八卫包条下恰好脱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45、1265页）。卫包曾于天宝三载奉旨改古文《尚书》，系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第1428页），以书法知名，开元十六年《石门汤泉记》署“太仆寺主簿文学直集贤殿修书院卫包八分书并篆额”，唐代直官一般出身不高（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唐代直官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53页），《金石录》录其撰书碑志多种，不过他与李林甫的关系不明。

[37]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122页。

[38]《宝刻丛编》卷十引《集古录》，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0页。

[39]《册府元龟》卷三六，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之后，虽然在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八年都有封嵩、华之议，但不过是仿效高宗、武后封泰山后，计划再封嵩山的先例，但天宝九载越过嵩山、封华山之议，无疑属自我作古，与玄宗的本命信仰密切相关。这点朝臣亦不讳言：“况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临坛，告陛下长生之箓。”（第403～405页）

[40]《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页；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新唐书》卷五《玄宗纪》，第147页。

[41]窦臮《述书赋》注云其“兼象纬之术”，参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42]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9～50页。

[43]《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按华岳庙碑高五十余尺，是见诸记载唐人所立最高大的石碑，是典型的政治景观，相关讨论见本书第四章。

[44]《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第927～928页。

[45]《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页。

[46]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第362～369页。

[47]《旧唐书》卷一九〇《杜甫传》，第5054页。关于杜甫献赋的时间，历来多取天宝十载说，张忠纲《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一文据《朝献太清宫赋》“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陬，将摅大礼以相籍”定为天宝九载冬（《文史哲》2006年第1期，第66～69页）。

[48]杜甫：《朝献太清宫赋》，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69～2871页。

[49]杜甫：《朝享太庙赋》，《杜甫集校注》，第2892页。按“闰”，原作“门”，据《文苑英华》《唐文粹》改。

[50]杜甫：《朝献太清宫赋》，《杜甫集校注》，第2872页。

[51]《唐大诏令集》卷六八《天宝十载南郊赦》，第381页。

[52]杜甫：《有事于南郊赋》，《杜甫集校注》，第2914页。

[53]甲子作为干支之始，往往被赋予了革新的政治象征意义，参见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4～342页。历代术士发挥其意义者不乏其人，《泊宅编》卷五：“道士王裕，福唐人，术数颇工，常云：‘天运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备，谓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元，后十八年复行天元，当有太平之应。’又云：‘唐明皇时，正行天元故也。’”（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此处王裕所云玄宗时正行天元，即指开元十二年甲子，或与《大衍历》之编纂有关。

[54]杜甫曾描述自己当时的困窘“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进封西岳赋表》，见《杜甫集校注》，第2938页）。

[55]《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4页。

[56]《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第27～28页。

[57]《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5页；卷四五《舆服志》，第19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