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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复的死亡与哀荣（第3页）

[58]《新唐书》卷三三《天文志》，第865页。

[59]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附录三《古今“五星聚”一览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

[60]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见《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61]尾宿的宽度约18度，其大约位置在245度至263度之间，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222页。

[62]《宋书》卷二五《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页。另参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81页。

[63]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见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7～190页。

[64]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一书第五、六两章以彗星见与五星凌犯为例，对星象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做了梳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5～285页）。

[65]参见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两文（《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24～71页）。

[66]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一文曾述及宋初五星聚奎这一天象如何在两宋间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并赋予新解（《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27～34页）。

[67]《宋书》卷二五《天文志》，第735～736页。

[68]《开元占经》卷一九，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152页。

[69]这一占词是关于五星聚常见而权威的表述，《史记》卷二七《天官书》云：“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4年，第1575页）其后历代正史《天文志》大都沿袭此说。

[70]黄一农《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五星会聚”》一文以为五星聚乃是吉兆，预示着明主将出，但所谓的吉凶是相对而言，五星聚房，于周武为大吉，于商纣则为大凶。五星聚东井，于汉高为吉，于嬴秦则为凶。而关于星聚，《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的经典解释为：“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第1575页）按“三星合”至“五星合”呈一种递进关系，三星合、四星合都是兵丧并起的凶兆，则五星合也不能被理解为吉兆，特别是对当朝天子而言。

[71]《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6年，第459～460页。

[72]因此时人论及四星聚、五星聚，皆将其视为新朝受命的依据，例如《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叙受命之符：“时议者曰：‘昔武王胜殷，岁集于房，国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脱于邺，大衍之数，复得明夷，则周为国号，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张，占者云，当有帝王兴于周者。故汉祖建国，由平阳、陕服趋洛阳以应之，及隐帝将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虢之胄，复继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异乎。”（第1699页）因此这种天象容易成为叛乱者号召起兵的借口。

[7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6899页。按韦英墓志署三恪韩国公元伯明书并篆额（《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475页），凑巧的是韦英卒于天宝九载八月十二日，葬于十一月十七日，制作墓志时元伯明很可能已被废，但在志文中仍自署为三恪。

[74]《汉书》卷一一《哀帝纪》：“侍诏夏贺良等言赤**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0页）另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第5册，第477～483页；杨向奎：《西汉今文经学与政治》，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79～290页。武则天专权时，亦有唐再受命之谶，可知此种学说对唐人而言并不陌生，参见《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第918～919页。

[75]根据江晓原、钮卫星的推算，五星聚的天象结束于九月乙未，所谓“集议之后，晴空万里”的天象变化或许是指五星聚的天象恰好在集议后的几日内消失。

[76]武周一朝的故事作为重要的当代史背景对于我们理解玄宗朝的政治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文已经指出，由于武周革命时曾经改承周、汉正统，使之成为周、唐不同的重要标志。因此，尽管所谓再受命之说或许是玄宗认可的办法，但操作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还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例如从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来看，玄宗改承周、汉的理论依据与武后载初改制接近，容易落人口实（参见《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第18～20页）。因此一旦当玄宗对李林甫失去信任之后，这个问题很容易成为杨国忠攻讦李林甫的借口。

[77]新刊元伯明之子元份墓志为我们提供了其家族的情况，元伯明的父祖皆仅仕至县令、县丞，“皆抗迹高人，栖迟下位”。元份则在其父元伯明卒后袭爵，继为三恪，拓片刊《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2页。

[78]杜甫献赋的具体时间不明，杜甫《进封西岳赋表》中云“克生司空”，杨国忠天宝十三载二月守司空，历代注杜者系于天宝十三载，可从。参见《杜甫集校注》，第2940～2941页。

[79]杜甫《封西岳赋》，《杜甫集校注》，第2943页。

[80]杜甫《封西岳赋》：“虽东岱五岳之长，足以勒崇垂鸿，与山石无极。伊太华最为难上，至于封禅之事，独轩辕氏得之。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杜甫集校注》，第2942页）。

[81]玄宗御制《西岳太华山碑》，《唐文粹》卷五十，四部丛刊本。值得注意的是，玄宗的华岳信仰是杂糅的，带有道教及民间祠祀色彩，如开元十年，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而唐人诗文中，华岳多巫女，如元稹的名篇《华之巫》（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63页），这与儒家的封禅学说并不完全一致。

[82]杜甫：《进封西岳赋表》，见《杜甫集校注》，第2939页。

[83]《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7页；《册府元龟》卷八六，第1027页。

[84]从天象来看，影响较大的还是荧惑守心，日蚀尽管也是常见的灾异，但至唐代已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日蚀救护礼仪来应对，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257页；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第176～189页。

[85]《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9页。

[86]《新唐书》卷三三《天文志》，第856页。

[87]《册府元龟》卷一一，第117页；《旧唐书》卷一〇八《韦见素传》，第3277页。

[88]《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68页。

[89]《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尾、箕，析木之次也。寅初起尾七度，中箕星五度，终斗八度。其分野：自渤海九河之北，尽河间、涿郡、广阳国，及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乐浪、玄菟，古之北燕、孤竹、无终及东方九夷之国，皆析木之分也，尾得云汉之末流，北纪之所穷也。”（第1316页）

[90]或因此史思明称帝后，尽管自居于正统，“以禄山为伪燕”，但并没有放弃燕的国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91]尽管目前很少有关于安史政权如何制造“金土相代”社会舆论的记载，但唐末黄巢与朱温这两个同样以金德自命政权的事例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巢建号大齐后，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王，宜改年为金统。”（《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第5393页）朱温“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旧五代史》卷三《梁太祖纪》，第54页）。唐哀帝禅位诏书中亦提到：“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况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征，讴歌所归，属在睿德。”（《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第811页）五代割据的政权中亦是如此，王建玉册云“金承土运，开国于坤”，并叙及“禾生九穗，麦秀两歧”等祥瑞（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版陆贰、陆叁）。

[92]唐之前的十六国、北魏，之后的辽、金皆是如此，参见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7～56页；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见《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31～40页；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释义》，见《金宋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88～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