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五余论（第2页）

[26]〔美〕墨子刻著，颜世安、高华等译：《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第165～166页。

[27]《自由与平等之间》，《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390页。

[28]刘军：《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清议传统》，《北方论丛》，2009年第5期。

[29]此外，法治是“法律主治”（ruleoflaw），并不是古代中国法家思想所谓的“依法而治”（rulebylaw）。（参见〔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283～294页）

[30]许倬云：《说中国》，第93页。

[3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第20～21页。

[3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3～184页。

[33]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65页。

[34]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9页。

[35]“臣”字在卜卦里和奴、奚、仆等字都是奴隶的称呼。（参见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华书局，2009年，第8页）

[36]三大罪分别为：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二、其谈话足以饰袤荧众。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53页）不过，孔子诛杀少正卯虽见于《吕氏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等，但朱熹以后儒家学者多否认此事，理由是此事未见于《左传》《春秋》等。

[37]《论蒙蔽》，《中外日报》，甲辰五月初五日。另见《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6期。

[38]参见〔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四章。

[39]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0～41页。

[40]根据汉制，公车为官署名称。《后汉书·百官志》称：“公车司马令一人，秩六百石。”司马彪注曰：“掌宫南阔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天下吏民上书及察举，被皇帝征召者均至京师公车衙门，居以待命、授职。清代则成为举人的代称。

[41]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87页。

[42]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7页。

[43]郑观应：《盛世危言》，第141页。

[44]〔美〕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45]〔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39页。

[46]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0页。

[47]〔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112页。

[48]钱穆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小国，无法直接用“舆论众意为治法”。在他看来，自中唐以下，中国“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举子士人”这个士大夫阶层自身的作用和道德责任显得十分紧要。（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3页）

[49]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98页。

[50]从发行渠道和影响看，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等都不能被认为是地方报刊。如《时务报》在苏、鄂、湘、京、鲁等地组建广泛的发行点，还包括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等。

[51]“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蠭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参见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99页）

[52]《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申报》，1887年10月2日。

[53]《本报第一万号议》，《申报》，1901年2月24日。

[54]郑观应：《盛世危言》，第141页。

[55]杨伯峻译注：《季氏》，《论语译注》，第172页。

[56]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卷十九，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7页。

[57]唐小兵：《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58]《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第132页。

[59]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曾专门组建一个小组，名为“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的研究小组，由瓦格纳（RudolfWagner）主持，成员包括他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受到哈贝马斯关于报刊在欧洲公共领域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启发，试图从早期中文报刊角度切入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认为上海早期的报纸特别是《申报》已经开创了不受政府控制的“言路”，形成了体制外的公共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