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手册》还介绍了“心智综合、意象和知觉实验”“唤醒和注意实验”和“操作性实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简评
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在研究创造性方面最大的特点在于控制。在研究中严格地进行实验控制,能有针对性地控制创造性的影响因素,同时有效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例如,我们团队的刘春晖采用实验方法考察了个体变量和材料变量对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为了有效控制个体变量(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等),课题组采用自编大学生信息素养问卷(刘春晖,林崇德,2015)[28]、法乔恩(Fae)等人编制的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中文修订版)筛选出四类学生。同样,为了有效控制材料变量(信息量、批判情境等),课题组借鉴以往类似研究的经验,从近5年出版的科普书籍中初步选取了8篇文章,请30名大学生从难度、趣味性、引发思考性三个指标进行五点评分,筛选出引发思考性较强、趣味性较强、难度适中的四则文本材料,进而采用2(信息素养:高、低)×2(批判性思维倾向:强、弱)×2(信息量:高、低)×2(批判情境:有、无)四因素混合设计开展了研究。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创造性的重要优点是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因果关系,而且通过使用“安慰剂”还能确定实验变量的真正效应。黄希庭教授在《心理学导论》中讲述了一个实验:咖啡因能使大脑兴奋,提高大脑功能,研究拟检验咖啡因能否提高数学成绩(成绩中也包含数学的创造性)。自变量是咖啡因,因变量是数学成绩,实验的所有条件是严加控制的。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成绩,证明立论成立,那么咖啡因就是因,数学成绩就是果。如果在实验中用与咖啡因色香味类似的代替品,同样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数学题,如果成绩不如之前的水平,反证咖啡因与数学成绩的因果关系,而代替品效应就是安慰剂效应。
实验法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过程操作复杂,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二是对实验的主观期望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这种期望可能来自被试,也可能来自主试,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出的霍桑效应、单盲效应和双盲效应;三是对对照组(控制组)的控制相当艰难。在我们提交的包括创造性在内的思维品质培养实验中,控制班不断学习实验班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验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不少心理学研究采取准实验的研究取向。
准实验设计是指在实验情境中不能用真正的实验设计来控制无关变量,但可以使用真正实验设计的某些方法来对创造性研究计划收集资料,获得结果。在对实验点中小学生培养创造性在内的思维品质实验中,条件控制不如实验法严格,它是在不可能进行严格实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我们就让实验点教师对那些影响结果的无关变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由于我们所运用的是现代学生群体,其主要的特点是被试不是被随机地安排到不同条件之中的,因此,我们不设控制班,而较多地使用已经形成并可作为研究对象组合的比较组。在创造性或思维品质的培养实验中,我们严格贯彻教学要求与教学方法,严格处理实验点的前测、后测,通过间隔时间序列设计、重复处理实验设计和循环法(轮组)设计等方法,最后在26个省市的3000多个实验点取得较多圆满的实验结果。
五、神经生物学取向
神经生物学是以动物机体神经系统的生物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心理学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认知神经科学,即关于心智的生物学(Gazzaniga,Ivry,&Mangun,2011)[29]。近20年来,从神经生物学角度研究创造性,探索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与分子遗传机制,已成为创造性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一个新视角。
(一)神经生物学取向的特点
对创造性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揭示其生物学的基础或神经机制,但神经机制最大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近20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许多借助于新科学技术、手段来探讨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与分子遗传机制的研究涌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创造性研究者从过去只是在行为层面上研究创造性转向强调将行为与创造性活动的神经机制联系起来,开始共同关注创造性内在的生物学基础。
其二,对于创造性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主要探讨神经系统的有关结构和功能对创造性的作用,现在较多的研究集中在创造性脑结构成像研究和创造性脑功能成像研究。
其三,在研究创造性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经机制或神经系统活动时,可以在体表或者神经元上记录到电信号,这种电信号为我们推知个体创造性活动的生理机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脑电图、脑磁图及生理多导仪是记录电生理信号的有效技术。
其四,更深层的创造性高低差异研究,个体有无脑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研究,可以用无损的磁共振成像(MRI)或近红外成像(FNIRS)进行研究,前者可从功能性磁共振研究、结构性磁共振研究、纤维追踪三个方面揭示不同创造性水平大脑差异的特征;后者可以检测高创造性与低创造性个体差异的大脑皮层功能活动的特征。
其五,随着人类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完善,研究者开始关注创造力的遗传机制,而创造力神经机制的揭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影响创造力候选基因的搜寻。创造力神经机制研究经常可以揭示与创造力加工过程或个体能力差异相关的脑区,而对这些脑区认知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神经递质通路相关的基因就成为影响创造力的候选基因。
(二)对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研究
《创造力手册》介绍了多种“创造力的生物基础”取向的研究:创造力与大脑皮层的激活、诱导性皮层激活、唤醒的静息水平、唤醒水平的可变性,创造性认知和皮层唤醒、皮层唤醒的自我控制、创造力去抑制和反应性、创造力过度敏感和习惯化,创造力和对新奇与刺激的需要、创造力与大脑扫描、创造力与大脑半球的不对称、诱导性右半球激活、非创造性任务的个体差异、创造性活动中的半球不对称性、创造力与额叶的激活、生理学差异的基础,等等。这16项创造性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探索创造性的神经机制。
这里,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我们团队在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的四项系列研究做些介绍。刘嘉、邱江等教授基于结构性磁共振研究,对创造力特质的神经基础做了研究(Li,Li,&Huaal。,2015)[30]。他们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对246名大学生的创造力特质进行测量,这246名被试同时参加磁共振扫描,获取其大脑结构成像,经过系列处理后,得到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参数(灰质总量)。之后研究者以每一个体体素的灰质总量为因变量,以被试创造力的得分为自变量建立一般线性模型,来定位与创造力特质相关的脑区。研究发现,右侧颞中回后侧与创造力有关,右侧颞中回后侧的灰质总量越大,创造力越高。基于开放性与创造力行为数据的高相关,研究者还进一步探讨了开放性在创造力与右侧颞中回中的中介作用,检验发现开放性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与刘嘉、邱江等人用结构性磁共振研究创造力神经基础不同,罗劲教授等人则用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创造力加工过程中的神经机制(Huang,Fan,&Luo,2015)[31]。他们以汉字组块破解型顿悟为例,对人在创造中所包含的新颖性和有效性特征如何在头脑中表征的问题开展了研究,这也是首次从脑科学角度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汉字组块破解的基本原理是部首水平的拆字具有常规思维的特点(如拆掉“学”上面的学字头使之成为“子”),而笔画水平的拆字则具有顿悟的特点(如拆掉“学”上面的左右两点使之成为“字”)。通过操纵汉字组块破解的新颖性(新颖的笔画水平的拆字与常规的部首水平的拆字)和有效性(能拆解出真字的有效拆解与不能拆解出真字的无效拆解),就可以分离创造性顿悟中负责表征新颖性和有效性的脑认知成分。研究发现,新颖性成分由程序性记忆系统(基底节)表征,并可激活中脑奖赏系统;而有效性成分由情节记忆系统(海马)来表征,并伴随情绪中枢的激活。这一发现更新了以往认为顿悟过程主要涉及情节记忆的看法,揭示了顿悟需要程序性记忆和情节记忆的协同作用才能完成,它提示了新颖性特征与人们头脑中的技能和习惯系统的修改和保持有关,而有效性则与长时情节记忆的形成有关。
金花教授等人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学脑成像技术(funear-irosIRS)对创造力的神经机制开展了系列研究,在一项个体执行创造性认知任务时的神经活动与创造性特质之间关系的fNIRS研究中,金花教授等人修订徐芝君等人编制的《〈报纸的不寻常用途〉测验》将其作为概念扩展诱发任务,选取前额和颞叶皮层为功能检测区,以氧合血红蛋白(Oxy)为评定指标,对概念扩展中脑额—颞位置神经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与特质创造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右颞在概念扩展过程中显著激活,研究还发现了双侧额极(BA10)和右背外侧前额叶的显著去激活。这些结果对于揭示概念扩展神经基础具有特殊意义。该研究还采用个体在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测验的得分作为被试的特质创造性指标,结果发现,想象性维度与右FA(BA10)、眶额(BA11)等呈负相关;冒险性维度与右FA(BA10)、眶额(BA11)呈负相关;挑战性维度与双侧FA(BA10)、左DPFC(BA46)、右DPFC(BA946)呈正相关。该实验结果为右半球在创造性中的作用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依据。
张景焕教授等人采用分子遗传学研究方法,对创造性的遗传机制开展了研究。她及其团队选取了DDR2(disaior2,盘状构造域受体2)和T(ethyltransferase,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内的多个多态性位点,来考察这两个基因与一般创造力的关系,发现DRD2rs6277、Trs4680、DRD2rs1800497、Trs174697等位点多态性与一般创造力相关。除进行单位点作用关联分析外,她们还对多位点的联合效应进行了考察。她们发现,DRD2(dopamiorD2,多巴胺受体D2型基因)基因的TTGTACAGTT和CTGGCCGCGC单体型(rs4648319-s4436578-rs7122246-rs2283265-rs1076560-rs6277-rs6276-rs6279-rs6278-rs1800497)与言语任务的流畅性显著相关。此外,她们还发现T基因的TCT和CCT单体型分别与图形任务的独创性显著相关,TATGCAG和CGCGGGA单体型分别与图形任务的独创性和言语任务的灵活性显著相关。上述研究尤其是多位点的联合效应分析,为今后的创造力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简评
不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的研究,包括我们团队努力探究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的研究,都是初步的或有争议的。《创造力手册》之所以介绍了16种创造性的生物学研究,是为了说明国际上从多方面、多角度、多样化地探讨了不同被试、不同创造性范围、不同神经生物学领域,目的都是一致的,即揭示创造性的神经机制,为培养创造性人才服务。
从众多创造性的神经生物学取向研究中,我们看到课题还是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创造性认知,特别是发散思维、创造性想象和顿悟问题解决的神经机制;二是创造性人格,对照不同创造性的人群,即高创造性者与低创造性者的脑机制的区别来证明大脑某结构部位是创造性的中心;三是探讨语言创造的脑机制,如创造性语言生成、理解、发展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在这些领域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为研究方法,尽管研究创造性的脑机制的手段很多,上边我们也提及了这些手段,但仔细分析研究报告,包括我们团队的研究,就会发现在技术上主要只采用某一种仪器。我们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同时采用时间精度高的脑电、生理多导仪和近红外成像技术来提高创造性认知或创造性人格的研究,甚至可以与行为研究、分子遗传学研究联合取向进行研究,将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结构、功能与外部行为以及遗传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六、创造性实践取向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通基础,也是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或心智活动的创造性,起源于实践,实践是创造性的基础和动力,也是检验创造性水平的唯一标准。
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形式是生产活动,还有阶级斗争、经济活动、政治生活、科学试验、文学、艺术、教育等多种形式。人们在生活活动与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教育等一切实践中,都有所发现、创造、发明和发展,创造性心理学有义务对其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且积极推广,这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
(一)实践取向研究的特点
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由于是基于生产实践研究的创造性,因此,与前面几种创造力研究取向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其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回溯性特点。在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中,创造性研究者关心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或实践产品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规律和可以借鉴的经验,并希望可以将之上升到理论。这个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必须要去寻找已经产生出来的、符合研究要求的实践或实践产品,并且通过查找各种已有资料、访谈亲身实践者,回溯总结出实践活动被创造出的过程和关键经验,并基于此开展研究,因此,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往往具有回溯性特点。
其二,重视案例研究。人类社会中一切包含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都可以成为创造性研究者的关注对象,而这一个个的实践活动就是一个个案例。由于典型案例比一般案例往往更能凸显问题的实质,其示范意义也更大,因此,一些社会影响巨大、创造性水平高的案例往往成为创造性研究者的潜在研究对象,如北京奥运会场馆中,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鸟巢(国家体育场),世界上首个基于“气泡理论”建造的多面体钢架结构建筑——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量子卫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等。这些案例研究既包含单案例研究,也包含多案例比较研究。当前心理学越来越重视案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早在几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中国应用心理学案例中心,推动案例研究与教学,这里面也包含创造力实践取向的案例研究。
其四,重视创造过程中的管理创新。很多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往往都是由大量人员一起努力完成的。例如,2015年物理学领域顶级杂志《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ReviewLetters),曾发表了一篇估算希格斯玻色子质量的论文。这类研究必须要有大型探测器才能完成,需要大量团队一起攻关,这篇论文共有5154名署名作者,以致33页的论文中,只有9页是真正描述研究本身的,其余24页列出了所有的署名作者及其所属机构。我们上面举到的多个例子也都具有这种参与人员众多的特征。那么,以这类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创造力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高效管理与运转、多环节紧密连接才能完成这些实践活动,这就涉及创造过程中的管理创新问题。
(二)对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
以往大量研究针对各类实践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创新、产生重要社会影响的实践活动,并从多角度进行创造性分析,可以说这些都是创造性的实践取向研究。在这里,我们选择几个典型的创造性实践取向研究进行介绍。
图1-2教育经验总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