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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高尔顿开启的研究（第2页）

统治者需要若干重要品质，包括献身于特种学问、坚定的毅力、社会关系方面亲切坦率、国家最强大脑都为他工作、平等地看待兴趣和观点、知道如何产生受人民欢迎的想法、能够忍受孤独等。另外，统治者不需要智力超群，因为国家中智力最好的人都在为统治者服务。

指挥家的特质是特别的，需要有策略。策略就像下象棋一样，需要大量的练习。在和平时期很难看到策略是如何与极致的耐力、无畏的勇气、不安分的性格结合来实现卓越的。

煽动家需要勇气和力量，不需要智力超群。

那些战胜反对派的高级政治家和统治者们，一定都拥有极大的天赋。

获得高声望的过程可以看作一场对高才能的公平测试。高尔顿认为没有被赋予极高能力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极大的名声的，而拥有极高能力的人是不会在获得声名的过程中失败的。

从高尔顿“天才的分类”中可见，他认为声望与天赋能力是一致的。而对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测量，正是从高尔顿开始的。

（二）杰出人物与家庭的关系

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里的论证中，十分重视家庭因素，因为他把家庭视为遗传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比较分析了超过300个家庭、将近1000名杰出人物。如果存在决定天才在家庭中的分布规律的话，通过这个大样本，高尔顿向社会展示了这一规律。

图3-1最具卓越天赋的家庭中每一代卓越人物的比例

我们这里仅引用了高尔顿研究中的一幅画（F。Galton，1978）[8]，反映了家庭与天才或遗传比例的“规律”。高尔顿认为图3-1只涉及了那些特别杰出的家庭，以非常准确的方式显示了相比远亲属关系，近亲属关系在遗传天赋方面的巨大贡献。大体上来讲，亲属关系隔一代，下一代遗传的比例就是14了。结果就是，第一代的比例大约是28，第二代大约是7，第三代大约是1。5。他又指出，能力从长远来看，不是突然地出现和消失的，而是从家庭生活的普遍水平逐渐地、有序地上升。随着血液的逐渐稀释，法官的后代达到杰出的顶峰逐渐显示出不可能。能力必须基于一个稳定的三角，其中每一条腿必须稳扎。具体来说，一个人为了遗传能力，他必须遗传三种分离和独立的东西，即必须遗传才能、热情和活力。如果没有三种，至少应该具备联合起来的其中的两种，否则就没有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

家庭由父母与子女组成，但通常研究只考察父子的关系而忽视了母亲的因素。高尔顿却重视这个问题，并做了如下的说明。很大数量的杰出人物的后代成为有名的人，说明这个人的妻子应该是超越平庸的。杰出人物的妻子，通常应该是在他的社交场合能够碰到的，因此不太可能是愚昧的女人。并且事实上，大量杰出的男人都与杰出的女人成婚。接下来，他对比了男性和女性亲属间的能力传递的强度。高尔顿从研究中看到5种名人类型（法官、政治家、军事家、文化人、科学家）男性和女性的总体亲属比例几乎一致，男性∶女性=70∶30，或者超过2∶1，其他名人类型也超过2∶1。他又指出唯有在神学家这一类上出现男女比例的翻转，女性在宗教培养上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因此，“伟人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应该只是伟人孝顺心理的一种夸张的表达。

在研究杰出人物与家庭关系的同时，高尔顿也涉及了杰出人物与亲戚的关系、与不同职业以及教育和机遇的关系。他指出，能力在亲戚类型上的一般性分布规律也是很明显的。名人家庭中，有名的儿子的数量总是多于有名的兄弟，同时他们的数量略高于有名的父亲。按照亲疏远近，第二级和第三级亲戚关系的名人数量骤减（堂表兄妹相对于其他第三级关系仍具有较大的数量）。在所有名人类型的分组上，不同亲戚级别的名人比例相近。其中一个异常值是军事家的儿子的数量（31）远低于平均值（48），这与军事工作的性质不无关系。但军事家的孙子的数量与其他类别没有差别，高尔顿将之归因于教育的优势，即良好的教育确保了亲戚成名的比例。另一个异常值是伟大科学家的有名父亲的数量（26）远低于儿子的数量（60）。这是因为科学成就应归因于训练和母亲的遗传，并且家庭中第一位具有科学天赋的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获得成就，而他们的后代被教导以科学为专业，会少走很多弯路。另外，艺术家家庭的数量（28）并不比诗人家庭的数量（20）大很多，但艺术家有名的儿子的数量（89）却极大。对科学家后代超过前辈的解释同样适用于艺术家。伟大艺术家的后代，比那些具有同等天赋但缺少专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的名人。艺术家的儿子成为名人数量之大，证明了特殊能力的强烈的遗传特征。以上仅呈现出一般规律的很小的变异，可以这么说，高尔顿发现每10个名人的家庭中，有2～4个有名的父亲，4～5个有名的兄弟，5～6个有名的儿子，这能正确估计24个案例中的17个，其中7个案例估计错误，而这个错误在其中2个案例（军事家的父亲、文化人）中将小于1个单位，在4个案例（诗人的父亲、法官、军事家、神学家的儿子）中等于1个单位，在1个案例（艺术家的儿子）中大于1个单位。他还指出，如果仅考虑一个人与某位名人的亲戚关系，那么有多大可能他会成名？总体的结果是，恰好12的名人具有1个或更多有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某数列的数值除以2，将得到对应的另一数列——成功的可能性。

从杰出人物与家庭等诸多关系来分析，高尔顿强调的天才主要来自遗传。他用其测量统计方法比较了近亲与远亲的差异，仍然在证明天才或创造人才发展的第一因素是遗传。与此同时，高尔顿也承认某些教育、机遇即环境因素在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起到了加速或延迟遗传能力发展的作用，但真正改变某些遗传基础的是变异。

（三）智能发展与种族的关系

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还进行了种族、国家和历史的比较。比较的前提是什么？是天赋的智力。他指出，文明是群居高智力动物的必要产物。智力同体力及其他自然天赋一样重要。因此，任何在其他方面享有同等天赋的物种之间，拥有最优智力的物种无疑在生存斗争中最有优势。类似地，与人类一样有智力的动物，在其他品质同等的条件下，最具社交能力的物种最有优势。

高尔顿首先比较了种族。他对研究对象做如下的假设：假设能力等级的间隔在所有种族间相同，即如果某种族的能力等级A等于另一种族的能力等级C，那么前者的能力等级B等于后者的能力等级D。他比较了黑人种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些能够独自成为法官、政治家等不同类型名人的品质，结果发现了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差异。在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或种族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例如，英格兰和英国北部的人比普通英国人智力上具有一些优势，因为前者杰出人士的数量远高于他们自身种族按比例所能达到的数量。同样的优势，还出现在幸福感的比较上。

高尔顿还做了历史比较分析，比较种族的智力差异。通过历史分析法，他指出古希腊毫无疑问是历史记录上有才华的种族，二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智力活动上的杰出事迹仍未能被超越，另一部分是因为创造杰出事迹的人口很小。古希腊不同的亚种中，阿提卡是最有才华的，主要是因为雅典不加选择地吸纳移民，吸引了很多高能力的人。阿提卡在公元前530年到公元前430年共产生了14名杰出人物，我们对该时间段内阿提卡的人口进行近似估计，得到杰出人物产生比例为1∶4300或者更高。雅典种族的平均能力几乎比今天白人的种族高两个等级，就像白人的智力高于非洲黑人两个等级一样。

如何提高当前人们的智力呢？高尔顿断言，如果种族的平均能力提高一个等级，当今杰出人士数量将提高10倍。将整个国家平均能力提高一个等级，社会上有天赋的人数将提高17倍。具体措施是什么？高尔顿从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思想出发，提出以下三条建议（Galton，1978）[9]。

一是倡导文明。我们当前平均能力的提高对于将来后代的幸福必不可少。文明是能够通过历史进程作用于人类的新条件。它们或者通过自然选择修正种族的属性（当改变足够缓慢，种族适应性足够强时），或者摧毁种族（当改变太过突然时，种族不能妥协时）。集权化、交流和文化，需要比种族平均水平更高的脑力和耐力。目前我们的种族是超负荷的，需要倡导文明以提高智力。

二是改变落后的种族。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在大部分野蛮人身上发现游牧文化不再适应新条件。游牧文化与开明文化的差异在于，前者的本能是猎食，满足野蛮生活的需要，不需要思考过去和未来，而这样的本能在文明社会中则是完全行不通的。人类种族在最初完全是野蛮的，在未开化的无数年之后，人们才逐渐发现通往道德和文明的路。

三是改革结婚年龄。民族的本能和智力影响国家的发展，而婚姻的年龄能从遗传变异角度提高民族的本能和智力。于是高尔顿提倡：最明智的政策应当让那些软弱的种族或阶层的平均结婚年龄得以推迟，而让那些充满活力的阶层或种族的平均结婚年龄得以提前。但让他感到惋惜和痛心的是，许多社会行为强烈地且致命地走向这一政策的反面。

高尔顿用统计方法详尽地分析了杰出人才或创造性人才与种族的关系，无论是在创造性心理学史上，还是在整个心理学史上，都是第一次。并且，这既是一个典型的遗传决定论观点的体现，又是他提倡优生学以改良人种的体现。智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抑或是先天与后天的结晶，这是心理学的一个古老问题，也是当今世界耗资最多的一个研究项目。对于智力的种族差异，距高尔顿研究整整百年后，1969年詹森（A。R。Jensen）通过总结四大洲八个国家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IQ）和学业成就》的文章，表达了与高尔顿100年前相似的观念。他指出亲缘关系越近智商相关越高的研究结果表明，种族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智力变异的环境影响远远小于遗传影响，可以认为智力是出生时就定型了的，甚至教育的最大努力也很难改变（Arthur&Gopinathan，1981）[10]。詹森与高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人类一般智力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是以杰出人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智力与能力为研究基础，但两者形成的都是悲观的种族智力遗传决定论。

三、对高尔顿创造性心理学观的简评

心理学界公认，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不仅是遗传决定论的最初心理学著作，也是创造性心理学的奠基著作。

首先，高尔顿确定创造性或杰出人物的活动是心智或智力与能力的活动，而智力与心智分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高尔顿从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构成智力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在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上的表现。他把特殊智力分为14级水平，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常态分配趋势，这“两头小”之一就是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高尔顿就这样开启了创造性心理学研究之先河。

其次，高尔顿论述了创造性人才或天才的基础是遗传，也就是反复阐述杰出人物来自天赋。他从个人发展、家庭成员和种族特征等诸方面论述了遗传决定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的类型。换句话说，他认为创造性来自遗传。这一观点引发了心理学界一百多年激烈的争论，于是包括创造性在内的智能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或者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成为心理学界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结论最难确定的课题。这也是心理学界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相互决定论的缘起。

最后，高尔顿在创造性心理学领域乃至对心理学方法论上的贡献是他的测量学、统计学与心理学具体研究手段的创新。他应用统计方法来处理心理资料，并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证明人的心理特征尤其是生理指标与智力指标是呈常态分布的。他在研究杰出人才及其声望与家庭关系时，创造了一种数学统计方法，运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遗传对智能差异的影响，前边列举的图示法表征了相关系数的基本性质。高尔顿最早研究联想和问卷问题，以此来测定并表示杰出人才与非杰出人才心理特别是意向的差异指标。此外，高尔顿还发明了测定视觉距离最小可觉差的仪器——高尔顿横木（bar）和测量音高绝对上阈的仪器——高尔顿音笛（tube）。

如果说高尔顿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有何不足之处，绝对不会是他的遗传决定之天才观，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争论的课题。作为创造性心理学的开创者或者奠基人，高尔顿通过杰出人才的天赋论来研究创造性心理学仅仅只是个开始，他没有建立创造性心理学的体系，也没有应用他创造的心理学仪器开展创造性的实验研究，甚至连基本的实验研究都没有开展。然而作为一名开创者，高尔顿的贡献是永远无法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