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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心理健康及其与创造性的关系（第3页）

我们不必去细细评论积极心理学的具体内容，应该看到的是积极心理学使心理健康或健康心理学走向积极的或正能量的方向。

1983年，在国内我率先提出学校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的设想，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我又强调学生心理健康是主流，不要把心理问题扩大化。1995年，我与几位专家商议心理健康的标准，我们从学习上的“敬业”、人际关系中的“乐群”和自我的“修养”这三个方面来确认标准（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1995）[22]。后来我按这三个标准，提出了18项心理健康的指标（林崇德，1999）[23]：敬业（乐学善学、勤学反思、有满足感、卫生用脑、排除忧惧、良好习惯），乐群（权利义务、客观看人、关心他人、诚实守信、积极沟通、和谐相处），自我（自知之明、镜像自我、正确归因、珍爱生命、抱负实际、自制力强）。对照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我们提出的时间相近，各有内涵与外延。让我们一起把心理健康理解为积极的心理特征吧。

三、关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有高创造力的人都是心理不健康的，并出现了天才者丧失理智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心理健康是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一）创造者有心理健康的缺陷

在西方心理学的文献中，在心理健康与创造性的关系研究中，持高创造力者有心理问题的往往居多数。

1。当代西方应用率最高的三个研究

在当代西方的创造力与心理健康这一主题上，被引用和转述最多的三个文献（J。，2016）[24]如下。

第一个就是贾米森（K。R。Jamison，1993）[25]总结的她曾做过的一些小型调查分析，包括一些传闻逸事以及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的观点。她在文中主要专注于研究躁狂抑郁症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所收集的个案大都服务于证实这种联系。后来，她（K。R。Jamison，1997）[26]写了一本关于自己与病魔斗争的回忆录，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该论著在欧美有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使得躁狂抑郁症与创造力存在紧密联系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二个得到广泛引用和传播的研究是安德烈亚森（N。dreasen，1987）[27]做出的。他曾经用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分析了30位具有高创造力的作家，还选取了30位与作家相匹配的一般人作为对照组。此外，他还访谈了这60位被访谈者的一级血亲。基于访谈内容，安德烈亚森得出结论，高创造力的作家更容易患上躁狂抑郁症及其他情感性精神障碍；高创造力作家的一级血亲也更有可能同时具有高创造力和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安德烈亚森和格利克（N。dreasen&L。D。Glick，1988）[28]还得出结论，与高创造力的科学家相比，艺术家看起来存在更多的焦虑、情绪不稳定和容易冲动。

第三篇引用和转述较多的文献是基于路德维格（A。M。Ludwig）采用历史测量学方法所做的研究（A。M。Ludwig，1995）[29]。加州大学西蒙顿曾经完善和开拓了这一有悠久历史的创造力心理学研究方法（D。K。Simonton，1990[30]，1994[31]，2009[32]）。历史测量学的数据主要来自高创造性杰出人物的传记资料，涉及杰出人物个体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出生顺序、智力早慧、精神创伤、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移民迁徙和教育经历等。路德维格的这项大规模研究囊括了西方1005位出现在1960年到1990年主要传记中的高创造性杰出人物，这些人来自18个职业领域。在研究中，他发现艺术领域（如写作、视觉艺术和戏剧）杰出人物比非艺术领域（如商业、政治和科学）杰出人物更易出现心理和行为上的病态（包括酗酒、吸毒、精神病、焦虑障碍、躯体化问题和自杀等）。

这三篇文献被引用和转述最多，它们均支持高创造力人群与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存在高相关这一观点，同时，这三篇文献还容易衍生出这种假设，即所有的创造力都与精神疾病高度相关（J。，2016）[33]。当然，所有上述三项研究在得到了高度关注的同时，也都受到了严格的批判。例如，罗斯伯格（R，1990）[34]认为安德烈亚森（N。dreasen）的实验对照组并没有与选中的作家很好地匹配；施莱辛格（J。Sger，2009[35]，2012[36]，2014[37]）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证明这三项研究的缺陷（她称这三项研究为创造力研究领域“不稳定的三脚架”）。而考夫曼（J。，2016）[38]认为，尽管路德维格的研究存在缺陷，但却具有研究价值，但贾米森和安德烈亚森的研究除了增加了这个主题的喧嚣之外，几乎无法给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论据。

2。创造力与心理健康的特殊领域

与路德维格（A。M。Ludwig，1995）使用类似方法的其他研究也发现了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存在较高的相关这一结论。这些研究分析了不同领域的创造力与精神疾病的联系，如有研究发现爵士音乐家具有更高的患精神疾病的可能（G。I。Wills，2003）[39]，有的研究发现杰出的男性艺术家和作家多伴有人格障碍（F。Post，1994）[40]，还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高创造性作家更容易罹患情感性障碍（F。Post，1996）[41]。路德维格（A。M。Ludwig，1998）[42]在另一项历史测量学研究中发现，艺术领域的高创造性人才比其他职业领域的同类人才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马钱特-海寇斯（Mart-Haycox）和威尔逊（G。I。Wilson，1992）[43]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量了162位表演艺术家（包括演员、舞蹈家和音乐人及歌手），结果发现这些人在焦虑、内疚和抑郁几项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哈蒙德（J。Hammond）和埃德尔曼（R。J。Edelmann）（1991）[44]则发现职业演员比非职业演员在EPQ的神经质量表上得分更高，这表明职业演员可能更容易焦虑、紧张、担忧、郁郁不乐和忧心忡忡，他们的情绪可能起伏更大，遇到外界的刺激，更易有强烈的情绪反应。

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关注创新人才所在的领域在精神疾病发病率方面的差异。考夫曼（J。，2001）[45]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类型的女作家（小说作家、剧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和男作家（小说作家、诗人、剧作家和纪实文学作家）相比，女诗人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此处的精神疾病是按是否具有自杀企图、是否曾住院接受治疗或特定时期是否出现抑郁症来衡量的）。将诗人与政治家、女演员、小说家和视觉艺术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诗人比其他职业类型更容易患精神疾病。还有研究发现，知名诗人比其他作家患有精神病的可能更大（J。，2005）[46]，并表现出认知扭曲（K。Thomas＆M。P。Duke，2007）[47]。

研究也发现，西方作家的平均寿命要短于其他从业者（包括与艺术相关的职业）（V。J。dro，1998）[48]。考夫曼（J。，2003）[49]对近两千名美国、中国、土耳其和东欧作家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这四种文化中，诗人的寿命比小说作家和纪实类作家的寿命都短。早期研究（Simonton，1975[50]）也发现，诗人是所有作家中最容易英年早逝的人群。

前文提到的西蒙顿对204名西方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进行历史测量学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又表现出领域性差异。具体来说，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单调递增函数，而对于科学家、思想家和作曲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非单调单峰函数。达米安和西蒙顿在探讨精神疾病与创造力的关系时还引入了另一个因素，即成长逆境。他们发现，在预测创造力成就时，成长逆境具有与精神疾病相似的作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有些天才人物具有很高的精神疾病表现，但成长逆境得分较低；而另一些终身未曾罹患任何精神疾病，但其成长逆境的得分会很高。西蒙顿等人用“均衡”理论（trade-offtheory）来解释这种互补现象[51]。

贾米森（K。R。Jamison，1989）[52]采访了47位英国艺术家和作家，结果发现他们中患有某种形式精神疾病的比例高于普通人口中一般的预测比例，特别是罹患情感障碍（如双相情感障碍）的比例较高。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施莱辛格（Sger）指出的那样，该研究没有控制组；路德维格（A。M。Ludwig，1994）[53]研究了59位女性作家和59位对照被试，结果也发现作家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大，这些精神疾病包括情绪障碍（包括双相障碍）和一般性焦虑。科尔文（K。，1995）[54]发现音乐家比那些有天赋的音乐专业的学生出现更多的情绪情感障碍。内特尔（D。le，2006）[55]研究了诗人、数学家、视觉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发现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具有更高的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数学家罹患精神分裂的可能性较低。

3。综合探索创造者的心理困扰

考夫曼（J。，2001）[56]对1629名作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女诗人比男作家和女性作家经历更多的心理疾病的困扰。这可能与女诗人的情绪状态有关。进一步追溯该类研究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伦（F。Barron，1966）[57]在研究创造性作家时发现，他们在MMPI测定精神分裂症倾向、抑郁症倾向、癔症倾向和心理变态倾向的一些量表中，得分较高。如果我们认真而谨慎地接受这些测验的结果，那么作家似乎比普通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也更成问题。换言之，他们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但也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巴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作家的社会行为。他们显然是一群高效率的人，他们骄傲地、与众不同地驾驭自己，但他们置身于现实世界时却是痛苦的，这个世界常常容不下他们，有时又是冷漠和令人畏缩的，而且他们的确也容易对此大动感情。然而这些心理品质显然都是正常的品质，他们在诊断测验中较高的得分便是这些品质的标志。赖恩-艾希鲍姆早在1932年就提到，许多变成精神病患者的天才，只是在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之后才生病的，如哥白尼、多尼采第、法拉第、康德、牛顿、司汤达等。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Ellis）在1904年对英国天才人物的研究中发现，确实有4。2%的天才患有精神病。他认为“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联系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仅仅不到5%。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要对任何关于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理论采取蔑视态度。”

（二）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呈正相关

在心理学界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而且只要创造性潜力一实现，不管其范围如何，都使人在心理上处于正常状态。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更认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将创造能力更好地付诸实现，富有创造力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和表现。

牛（Niu）和考夫曼对722名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家进行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文学家，中国文学家表现出更低的精神疾病得分，似乎在中国高创造性的文学家身上并不存在比普通人更高的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他们指出，存在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普遍受儒家和道家传统哲学影响，推崇与自然及他人和谐共处，认为这样才更具创造力（罗晓路，2004）[58]。

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借助于唤起病人创造性能力的精神治疗，应当是心理疗法的全部目的。他们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视为使神经官能病患者养成克服对他们来说苦难情境的行为的心理治疗程序。通过学习解决日常问题的战略方面的课程，加强了心理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有可能变换策略和使行为正常化的灵活性。根据这种观点，“个人创造性天赋”与“正常人的心理”的概念的意义是相同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是两种创造力的整合，即初级创造力（primarycreativity）和次级创造力（sedcreativity）。初级创造力来源于无意识里的冲突，而次级创造力则是自我状态良好的、心理健康的成人的行为中自然的、逻辑的产物。人本主义关于创造性人格的观点和高自尊的特征基本相同。一项关于那些具有高自尊的个体才能获得高水平的创造力研究探索了阻碍大学生个人创造力的因素，发现缺乏时间机会、压抑羞怯是两个重要因素，且男女生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教育者帮助大学生减少阻碍创造力发展的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罗晓路，2004）[59]。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程喜中等人2003年利用卡特尔16PF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大学新生的创造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因素与创造能力个性因素成负相关关系，创造能力个性因素超常组的心理健康因素与正常组存在显著差异，超常组心理健康因素高于平均数的仅占26%，远低于正常组62%和总体56。5%的水平。说明超常组较其他学生有更多的焦虑和抑郁，在适应社会上有更多的苦难。但是，更多的研究结果与此相反。俞国良（2003）[60]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了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以及这些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培养和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创造素质。王极盛、丁新华（2002）[61]发现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较为密切，创新意识与学习压力、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创新能力与学习压力、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适应不良呈显著正相关，竞争心与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健康水平高者其创新意识和竞争心较心理健康水平低者高；学习压力对创新意识和竞争心的预测作用较大，学习压力、适应不良和抑郁对创新能力的预测作用较大。还有研究者（卢家楣，刘伟，贺雯，等，2002）[62]通过教学现场实验，研究了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性总体水平显著高于难过情绪状态，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面。盛红勇（2007）[63]也利用威廉姆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探讨了大学生的创造力倾向与适应不良、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方式。结果发现，大学生的适应不良与心理健康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与创造力倾向呈显著负相关，适应不良对创造倾向、心理健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适应不良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适应性强的学生的创造力倾向明显。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说明健康的心理是创造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心理条件。

（三）对于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分歧的文化分析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能初步看出，西方的研究结论是西方的高创造力者大多是心理不健康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高创造力者的研究，或中国学者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是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1。西方对心理健康与创造性关系的结论来自古代西方的教条，在一定意义上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古代西方的不少学者都将创造力与意识状态的改变或强化联系起来，这种改变或强化通常具有个体心理健康变化方面的含义。在古希腊，创造力也被视为魔鬼附体。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魔鬼是半神性的，是给予特殊个体的神圣礼物。苏格拉底曾说他的大部分思想来自魔鬼，柏拉图用“神圣的疯狂”来描述创造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创造性的个体具有抑郁质，但是此处的抑郁并不是现在语义，而是指其后有某种东西支持他们。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es）的体液说中，抑郁质也并不等同于某种精神疾患，而是四种气质类型之一，与抑郁症相关的特征包括了敏感、情绪化、内向和古怪（R。M。Ryan&E。L。Deci，2000）[64]。前文提到的西蒙顿的研究发现，到1800年这种创造力与疯狂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刻板印象已经成为教条。

在西方，相信精神疾患会导致创造力的观念主要发端于浪漫主义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疯狂是极端创造性带来的副作用。这一阶段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认为疯狂的状态是创作所需要的，所以开始拥抱疯狂，宣称自己经历着精神折磨甚至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这种将创造性与疯狂联系起来的信念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当代社会仍然存在。西方的作家和艺术家有时行为怪异，不少富有创造天赋的个体觉得正常就意味着平庸，从而渴求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别开来。有一位曾获得过奥斯卡提名奖的电影明星，曾有过吸毒、因犯罪被拘捕的历史。后来，他说：“我的恶习，现在看来，是创造力。”

2。中外学者对心理健康与中国创造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反映了东方文化的特点

衣新发、谌鹏飞和赵为栋（2017）[65]运用历史测量学的方法研究了92名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唐朝杰出文学家48名，宋朝杰出文学家44名。结合唐宋杰出文学家的传记及文学史相关资料，研究者们使用“远距离人格测量”（At-a-distayAssessments，APA）（R。I。Damian&D。K。Simonton，2014）[66]的方法对文学家的精神疾病逐一编码评分，其中所涉及的精神疾病包括以下四个维度：①心境障碍（如抑郁、躁狂、焦虑等）；②认知神经障碍（如精神分裂、精神错乱、精神衰弱等）；③成瘾（药物或酒精）；④自杀。同时，研究者们使用历史测量学的技术对这些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予以评分。此外，还将朝代、性别、出生年份、智力早慧、成长逆境、移民迁徙和宗教信仰作为唐宋杰出文学家创造力成就的影响因素纳入整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成长逆境对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具有稳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取得高创造力成就的文学家历经了更多的成长逆境。但精神疾病对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未产生任何影响，也未发现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在预测西方杰出人物创造力成就时所存在的“均衡”现象。无论是在唐宋合并的总体样本，还是在分朝代分析的样本中，都未出现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精神疾病与杰出创造力成就关系方面可能存在中西方跨文化差异，这个差异可能折射了精神疾病作为一种心理特质在东西方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也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