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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对创造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第2页）

为了促进教师职业发展，改善教师培养模式。从2009年起，王雄在扬州组建教师团队，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培训和发展机会。培训为小班制的参与式培训，通过行为评价鼓励教师帮助中小学生开展社会创新活动。林崇德（1999）在《教育的智慧》一书中指出：教学行为有六项指标：教学行为的明确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学的任务取向、富有启发性、教学活动的参与性和及时评估教学效果。王雄将这六个方面作为评估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王雄组建的扬州市教师公益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15位小学教师和20位中学教师。在8年中，这个团队在国内创立了“阿福童社会理财教育”“酷思熊儿童哲学教育”“小画眉生活识字教育”“扬帆伙伴计划”“故事田”等多个有影响力的教育改善项目（见表10-3）。扬州的教师团队为全国17个省市2300多所中小学提供了300多场公益培训，推动中小学生（特别是乡村小学）开展各种社会探索和公益活动。

表10-3扬州市的教师公益团队四个典型教育创新案例

由表10-3可见，扬州市教师公益团队成员在教育创新或为创造性教育做了努力，而他们都是普通的青年教师，他们也在创造性教育活动中成长，他们大多掌握了五种以上的教学方式，对教师职业有着很高的认同感。他们中90%成长为骨干教师，40%成为学校中层领导或校级领导。取得这一成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求教师发现社会问题，用公益的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培养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团队中所有教师都远赴贵州、四川、甘肃等十几个省份支教，在支教中不仅感受到自我成长的快乐，也促进了自身专业技能的提高。

第二，在公益实践活动中，教师们获得的是质疑批判与建设性的思考力、沟通与协调能力、设计与动手能力、想象力与执行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更为重要的是宽容与开放的心态、团队合作高峰体验与创造力。

第三，对教师的培养需要改变传统的讲座方式，更多采用多样化的参与式学习，让老师动手、动脑、合作，才能逐步让教师改变思维方式，为确立学生本位的创造性教育做贡献。

第四，最好的学习是指导他人的学习，公益团队的教师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教学必须学习更多的教学技能，在帮助贫困地区教师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发展了专业技能及创造性，而且建立起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二）刘春晖基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开展的大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研究

200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了一项人才培养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该计划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基础学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促进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为目的，以全国19所高等院校的五个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作为试点。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入选该计划的高校之一，创建了“基础理科（含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示范作用；同时，北京师范大学也注重人文学科拔尖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创建了“人文学科（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和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力图培养学生浓厚的人文素养和坚实的人文学科专业知识，为其将来成为文史哲学科领军人物、知名学者奠定坚实基础。

为了深入研究励耘实验班培养模式对大学生创造性心理特点的影响，我们团队刘春晖博士选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实验班和常规班的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对照研究反映了“珠峰计划”对学生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影响（刘春晖，2015[34]；刘春晖，林崇德，2015[35]）。在该研究中，选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大一至大三的学生共529名被试。被试来自两种群体：一是励耘实验班（包括励耘基础理科实验班与励耘人文学科实验班），二是常规教学院系的对照班级，由于励耘实验班的学生来自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等专业，因此也从这些专业中随机选取相应的学生。从总体来看，男生180名，女生349名；励耘实验班学生256名，常规教学班学生273名；年龄在17～22岁，平均年龄为19。38岁（SD=1。20）（W。Hu，2004）[36]。

该研究采用申继亮、胡卫平、林崇德2002年编制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中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分测验作为研究工具，题目描述如下：“现在假如允许你乘宇宙飞船去太空旅游，接近一个星球，也可以绕这个星球转动，你准备研究哪些与这个星球有关的科学问题？”该工具广泛用于中外中学生、大学生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测查，信效度良好（M。Liu，。Adey，etal。，2013）[37]。

评分按照答案所反映的被试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和想象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来进行。三个维度的计分方法为：流畅性得分是所提出科学问题的个数，每个问题得1分。灵活性得分是通过评分前对所有学生在该题上提出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归类，并以此为标准对被试提出的问题分类，类别数目就是灵活性的得分。独创性得分由选择该答案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来决定，若该比例小于5%，得2分；若该比例在5%～10%，得1分；若该比例在10%以上，得0分。结果如表10-4所示。

表10-4不同班级类型、学科类别的大学生在创造性问题提出测验上的得分（M±SD）

以创造性问题提出的三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班级类型和学科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班级类型主效应显著，表明励耘班学生和常规班学生的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有显著差别；班级类型与专业类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理科专业的学生还是文科专业的学生，励耘班学生的得分均优于常规班学生得分；励耘班学生在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流畅性和独创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常规教学班学生，其中，在独创性上的差异更明显，这说明励耘实验班的学生提出的问题更新颖、独特，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励耘实验班的培养模式可能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我们团队坚持这一观点：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外部因素是创造性的环境。在励耘实验班中，有四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对学生成长起重要作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报告编写组，2015）[38]。

首先，励耘学院的创新管理模式，为创新教育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进入“珠峰计划”后，学校专门成立励耘学院作为计划实施的载体，并成立了专家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培养工作，在招生、教师聘任、经费使用、考核评价学生管理方面实行特殊政策，既为励耘学院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创新教育氛围，也引领和带动了全校各学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充分起到了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作用。

其次，励耘实验班拥有一支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创造型的教师队伍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从而培养出创造性的学生。我们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杰出人才的成长规律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影响往往是系统和长期的。学校汇聚了一批国内外教学名师、知名学者担任授课教师，同时也为学生配备了由校内各相关领域学术水平高、责任心强、有热情和肯投入的“长江学者”“杰青”“973首席科学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及资深教授担任学业导师和学术导师，真正发挥教师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激发、启蒙、引领、规范、赞赏、参照等作用。

再次，励耘实验班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学校构建了导师指导下的“开放式、宽口径、厚基础、个性化”的“三段一体式”培养模式，深化了因材施教理念，给学生以充分的专业选择机会，促进了学生创新品质的提升。在具体教学中，实验班大力推进研究型教学和自主性学习，从教师讲授知识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研究、探索为主要方式的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对学生理想、兴趣、动机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促进其创造性的发展。

最后，学校提供的各类条件保障，有助于学生开拓学术视野，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学生各级各类重点实验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部对励耘实验班的学生开放，学生可以在大一下学期进入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励耘实验班的学生在图书馆等各类信息资源平台上拥有研究生标准的权限，并拥有全校本科生最高选课权限……这类条件保障为学生提供了研究型教学和自主学习的平台支撑。此外，学校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形式、多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大开拓了学生的国际学术视野，在得到更多一流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有更多机会展示、锻炼自己，提升科研能力。

总之，正是由于励耘实验班在营造创新环境、设计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加强课堂教学改革、重视教师的重要作用等多方面的努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初见成效。

（三）衣新发对德国大学生艺术创造性教育的研究

我们团队的衣新发教授从德国大学生的艺术创造力研究入手，探讨了德国文化和教育对于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影响（X。Yi，2012[39]；X。Yi，;H。Scheithauer，etal。，2013[40]）。这是一位中国心理学家对外国被试的研究。在该研究中，我们选取了29名德籍白人大学生（其中包括17名女生和12名男生）和16名德籍亚裔大学生（包括9名女生和7名男生），这些德国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25岁（年龄为19～36岁，标准差为3。48岁），具体而言，白人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96岁（年龄为19～36岁，标准差为3。86岁）；亚裔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3。14岁（年龄为20～29岁，标准差为2。51岁）。他们中的12人为移民的第二代，4人为移民的第三代；其中14人（87。5%）能够在家与他们的父母使用他们父母在亚洲的母语流畅交流。截至研究时，这些德国大学生只具有德国国籍且没有在德国以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均在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等德国大学上学。

在研究中，我们选取的实验材料为艺术创造力测量任务。为了从实验材料的角度避免先前的艺术知识或专业训练的影响，我们选择了两个艺术创造力的任务。一是制作拼贴画任务（T。M。Amabile，1982）[41]，第二为画外星人任务（Ward，1994）[42]。在艺术创造力作品的评分阶段，我们首先收集所有被试制作的艺术作品，然后将其逐一扫描到计算机内，并制作幻灯片。每位评分者在评分之前都看一遍所有的作品。评分者被告知，所有的设计图片都是由大学生使用相同的材料来制作的。之后，要求评分人员从以下8个维度给每幅作品评分，该评分维度参照了牛（W。Niu）和斯腾伯格的研究（;R。J。Sternberg，2001）[43]，又经过进一步的完善，根据每个作品的描述性定义在维度名称的后面标出：①创造程度（该作品的创造性程度）；②可爱程度（您喜欢该作品的程度）；③切题程度（与所代表主题的契合程度）；④技术水平（制作中运用技术的水平）；⑤想象水平（制作者的想象力丰富程度）；⑥艺术水平（该作品的艺术性）；⑦精进程度（作品对于细节的完善程度）；⑧综合印象（您对该作品的综合评价）。

用于给作品评分的量表是李克特7点量尺。共感评价技术是这一评分方法的基础。我们邀请了21位来自中国和德国的评分者对所有被试的作品逐一评分，评分者所评分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大都在0。70以上，说明评分者信度是理想的，所评分数可用于最终对德国大学生艺术创造力水平的刻画。

德籍白人大学生和德籍亚裔大学生两组学生在拼贴画制作和画外星人任务上的得分如图10-3和图10-4所示。直观看来，白人学生在后一任务上好于亚裔学生，而在前一任务上亚裔学生则更有优势，但合并两个任务做差异检验，发现两组大学生的艺术创造力得分并无显著差异（白人学生得分均值=4。37，亚裔学生得分均值=4。35，t=0。44，p=0。66）。

图10-3两组德国大学生在拼贴画制作任务上的得分

图10-4两组德国大学生在画外星人任务上的得分

从结果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在艺术创造力发展方面，并未发现同一文化环境下的种族差异。可以说是德国的文化环境和教育，尤其是德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创新教育的重视影响了德国大学生的创造力发展。德意志民族向来以思想深邃、创新能力强而著称于世。历史上，对于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康德启蒙哲学、科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和量子力学等都诞生于德国。产生自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任何存在都有能力经由自我调节而生成创新性的观念（S。Preiser，2006）[44]。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在全世界面前坦诚认罪、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富于创新性的文化教育战略，使得德国重新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国际创新中心之一。2013年11月27日，德国新一届执政党联盟发布施政纲领。该纲领指出新政府将继续贯彻教育和科研经费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0%的投入目标。在基础教育领域，政府将加强青少年在数学、信息、自然科学和技术（MINT）上的综合学习，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数字化教学建设、在体育精英学校的基础上，尝试组建以信息技术为重点的中小学。

德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曾经在2014年总结了德国在创新教育方面的系列做法（贝格，林昕，2015）[45]。罗兰·贝格指出，德国的文化教育环境一直重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2009年德国发布的《德国科研和创新报告》及2010年欧盟发布的《教育和文化总体指南》是目前德国创新教育的重要依据之一。德国主要从四个方面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创新教育教学。

第一，德国教育界普遍遵循让学生创新学习的理念，积极发展学生将感知、观察、思维和想象等能力综合起来。德国教师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追求；德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般不干涉学校教育活动和教材组织，给教师充分的教学创新的空间。

第二，德国学校普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学习与核心素养发展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在不断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培养比知识教学本身更为重要。德国在国家培养目标体系中已经把培养学生的关键素养作为主要目标，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终身教育的需要。德国学校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和自我生存能力。研究显示，德国中学生在每个学期平均每人需要根据教师指定的内容做4～6个课堂报告，在学生完成报告的过程中，老师要求学生独立选题、收集资料、小组讨论、制作演示等并在课堂上讲解，教师会及时对学生课堂报告进行点评。这样的学生课堂报告的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20%～50%。

第三，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德国教育行政机构认识到，以往偏重专业训练的中小学课程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应充分增加通识教育和能力训练，以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德国中小学课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领域的通用性，特别强调综合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相结合，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例如，德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就为中小学制定了“信息与通信技术教育计划”，在中小学课程中有计划地渗透新技术知识，使学生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接触最新技术的新发展，实质性地了解和体验社会的发展变化。

第四，德国教育界认可这样的一条原则——学生的创新素质主要不是从日常教学中获得的，根本上源自学生在适当环境下的自有创造和发展。因此，德国的中小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式的理念贯穿德国中小学教学活动的始终：学生可以将学习安排在校外的实际场景中，学校也可能请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等到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在课堂中多数情况下都会采取小组讨论、师生共同探究的教学形式。

[1]Guilford，J。P。，“Sometheoreticalviewsofcreativity，”InH。Helson&W。Bevaemporaryapproachestopsychology，Prion，NJ，vanNostrand，1967，pp。419-459。

[2]Taylor，I。A。，Psychologicalsourcesofcreativity，TheJouryBehavior，1976，10，pp。193-202，p。218。

[3]Williams，F。E。，Creativityassessme，Buffalo，NY，DOK，1980。

[4]TreffingerD。J。，SelbyE。C。&IsaksenS。G。，Uandingindividualproblem-solviandapplyiiveproblemsolving，LearningandIndividualDifference，2008，18（4），pp。3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