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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网络集群行为（第2页）

（二）环境条件

此处的环境条件包括宏观的网络环境和中观的网络群体环境，这是特定类型的网络集群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决定或影响因素。

其中宏观网络环境指网络环境所具有的各种特征，通过强化、满足人们的某种心理或需求而为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创造条件，如网络的匿名性和社会线索缺失的特点。如研究发现在线讨论的程度在政治认同、愤怒、集体效能感、道德水平与集群行为倾向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Alberici&Milesi，2013）。而中观的网络群体环境指的是人们对孤独感的本能恐惧和对社会归属的共同需求决定了群体环境会对个体言行产生影响。

（三）诱发因素

诱发因素主要是指能够引起普遍关注或是引发公共舆论或共同行为的网上及现实中的事件或议题。网络技术的“分权”、网络把关的弱化以及网络强大的传播力，促进了网民自我议程设置和网络议程的环形流动模式的出现，这在彰显网民主体性的同时也容易对网络流言、网络暴力等网络集群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

网络集群行为涉及的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意义。一方面是网民在现实环境、网络环境和群体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某些共同的态度、情感或心理特征，这是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网络集群行为发生的重要前因变量（乐国安，薛婷，2011）。研究表明，在网络讨论程度高的情况下，政治认同越强、集体效能感越高越容易产生集群事件的行为倾向（Alberici&Milesi，2013）。此外，研究者对脸谱网中信息传播的研究中还指出，社交网站中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更多是受到不同背景人的共同关注（Ugarom，Marlo;Kleinberg，2012）。另一方面，网民具有的共同信念和情绪也是一种典型的网络集群行为，或是网络集群行为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既是网民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联系着由对问题的共同关注到采取共同行为的重要过渡阶段。如受群体互动、外部干预和事件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网络舆论可能升级为人肉搜索，甚至各类现实集群行为（东国安，薛婷，2011）。

（五）行动动员

网络环境中的领头人物的影响作用主要指的是众多“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网络舆论甚至人肉搜索等各类网络集群行为及其发展各阶段的影响。一方面，“意见领袖”的观点被少数活跃分子接受，并通过网络进一步传播，而网络的重新赋权也给予普通网民更多的舆论引导能力。另一方面，网络的复杂性也使得意见领袖的影响程度不但取决于其人格特征、知识阅历、文字表达能力、活跃程度和良好声誉等自身特征，同时也取决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环境、网络环境，甚至是现实的社会环境等。

（六）社会控制机制

网络集群行为相较于传统线下集群行为更多地受到舆论和传播的影响，媒体的控制作用也就更为突出。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开放性、匿名性也给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控制增加了难度和挑战。

三、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功能与问题

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其话语的作用上。网络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空间，真正成为多元话语的集散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身份的认同、公民参与的逐步实现，这是集群行为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路俊卫，秦志希，2011）。

具体而言，路俊卫和秦志希[1]（2011）认为网络集群行为的社会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公众话语权来看，网络话语传播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打破了传统媒体话语资源垄断的局面，成为普通民众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公民获得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对于社会事务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公民通过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进行意见的诉求和情感的表达，甚至主动设置公共议题议程，实现着话语的表达权。第二，网络构筑了公民对公共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第三，网络集群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满足，促使公众公民素养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网络对公民话语权和知情权的赋予促进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如对一些重大活动或重要案件公开审判进行微博直播等。

我们在推进网络集群行为对社会的积极功能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避免网络集群行为的消极行为，如“多数人的暴政”“街头政治”和“网络大字报”等现象的发生（胡正荣，2012）。也有研究者指出，网络集群行为中滥用个人信息和威胁个人隐私等现象也经常发生（周松青，2013），如典型的“人肉搜索”。这些现象往往打着推进民主的旗号，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对社会正常秩序和民主进程的严重破坏，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敌对势力利用，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个人信息的滥用和个人隐私的泄露对当事人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公民在辨析和参与网络活动之前要对该活动有一个理性的分析，在参与的过程中要合理合法，将活动的程度和范围控制在一定的“度”中。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互联网的“双刃剑”作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唐太宗曾不止一次提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当今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在互联网的大潮中，如何有效地利用其推进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发展，并同时预防其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这需要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健全，更重要的是需要卷入这场大潮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拥有理性的头脑。

拓展阅读

社交网络与突尼斯革命

现代的政治运动与公民互联网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爆发的突尼斯革命，脸谱网在这场革命中所起的催化剂作用不可忽视。

突尼斯革命的起因是一名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突尼斯无业青年的自焚事件。2010年12月，一个名叫穆罕穆德·布亚齐兹的突尼斯青年在一次与政府执法人员的交涉中发生了冲突，由于布亚齐兹经营的店铺没有得到政府的经营执照，政府执法人员采用强暴的方式没收布亚齐兹的经营器材。由于布亚齐兹生活贫困，且长期遭受政府执法人员的强行索贿要求，并且多次申诉无果，于是，在这一次冲突后，布亚齐兹选择了在政府办公大楼前自焚以示抗议。在自焚事件发生后，有关布亚齐兹自焚的视频、图片等信息被迅速曝光于互联网，并且被大规模转发。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市就爆发了抗议高物价和高失业率的大规模游行，并且市民与警察发生冲突，十多人被捕，事件持续几天后才逐渐平息。

一项研究分析了互联网在这次事件中的具体作用（Marzouki，Skandrani-Marzouki，Béjaoui，Hammoudi，&Bellaj，2012）。该研究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对333名网民在突尼斯事件发生后的互联网使用进行了调查。通过本文分析发现“脸谱网”等17个词汇在突尼斯事件发生后成为网络热点词汇。研究者进一步对这17个词汇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得出脸谱网在这次事件中承担的功能。聚类分析共得到三类结果：政治功能（角色、重要、突尼斯、事件），该功能主要是指脸谱网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政治操作的作用，如有调查者称“脸谱网在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信息功能（沟通、允许、手段、突尼斯、突尼斯人、播放、传播、帮助），这一功能主要指脸谱网在这次事件中对于事件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胜于其他媒体；媒体平台功能（媒体、人们、视频），这一功能指脸谱网对事件真实性的还原，并且使人们相信事件的真实性，最终推动人们参与到政治革命之中。

研究者进一步对三种功能的交互动态作用的分析后指出，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脸谱网融合了政治功能、信息功能和媒体平台功能的作用，成了这场政治运动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1]原文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本章根据前文乐国安等人的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网络集群行为的界定，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集群行为的一个子集。因此在这里我们使用高级概念“网络集群行为”以便做到全章统一。全章其他类似地方也做相同处理，不一一标注。——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