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四实证定论的变化及其对正史的影响（第2页）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62]

这是太宗问记注的问题。太宗岂会不知记注为何物？是则此问当别有用心。自述欲观记注以自我回顾反省，正是用心所在。作者毫不怀疑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事实上《贞观政要》所载语录，正多君臣论史及政，以史为鉴之例。但太宗欲观其自己的起居注，又明知故问；此则当真别有用心，意不仅在此。第二条记录云：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指玄武门兵变），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以不实，嗣后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63]

据此，则太宗用心殆在欲知史书如何记载其兵变等不善之迹也。他自我提示“六·四兵变”的解释立场。如此解释，则史官当然不必“有隐”。据此解释，则史官势必奉诏重修，而有正义在太宗的“直书”之美。由太宗弑储君、劫父皇、屠杀兄弟及其家族的“国恶”，为史官改写为周公诛管蔡的盛德美功。“实录”云乎哉？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史臣，原本即“删略国史”，以“语多微文”的方式完成此二书，尽管婉约如此，终仍难逃进一步修改的指示，是则史官不敢轻易直书，书之亦不易见容保存，可以知矣。

官修制度，原本是基于史不可亡和史需及时而书两种认识而建立；国君不得读其当代国史，则是一种保护史官以使事实得以传真的不成文惯例，其目的在为实证定论历史作基础。这种制度之流弊，容待下章再详赘。要之，官方的干预参与，未必就能促使定论历史的完成。在上述情况下完成的“正史”，真正的意义应为官定标准的官方论历史，亦即所谓的“钦定历史”。中国史家欲撰一部定论历史，乃是司马迁以来的伟大抱负，即使某些官方亦有此志，如梁武帝欲撰《通史》以取代众史即其例，史官制度的建立亦欲为促成其事而创。只是官方之政教忌讳太多，功用意识太重，遂导至了钦定历史的偏差。原其种种，皆与司马迁史学理论有关。由于他提倡实证究明真相，认为在此基础上始可作精微高明的解释，以成一家之言；而此一家之言，盖可涵盖众家之说以成定论，遂导致了官方的严重关注、干预以至偏差。

实证定论的国史理论上非不可臻，但在官方领导之下则往往难至，自东汉修史于东观以来，文饰不实的批评已然出现。光武帝以降，官方逐渐将国史修撰权收回中央负责，魏晋以来因政治势力削弱，私修再度兴盛，迄公元593年（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诏云：“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64]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嗣后唐太宗又破坏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护制度，是则由追求实证定论历史的正史意义，已隐然偏向钦定历史的方向发展。此下“正史”，盖指官方的、标准的而言，与原来的定论意义距离甚远，“四史”的盛况及其所代表的早期史学精神，日益衰退矣。

这一切的形成及改变，皆出于“历史是真的”和“史学是求真之学”，可达至定论此认识与信念之上。许慎对“史”字解说，实就此而言；前引扬雄、蔡邕、范晔、萧子显、崔光、崔鸿诸例，皆曾用到“正”此一字，是则史之正及正之史，意义应甚明显，不仅只是许慎一人对史的了解和要求而已。

或谓对史作如此进步的解释，殆为汉以降始存在，先秦初造此字时，应未有如此认识也。作者以为不然。孔子褒扬董狐而又作《春秋》，则此学术孔子固已有深度了解。董狐、齐太史兄弟、南史氏等，皆为此学术表现特出而为后世所知的幸运人物而已，犹如4世纪时，芸芸史家之中，南方的孙盛和北方的赵泉、车敬等少数人以直笔而得留名。方之周代中叶，或许如董狐等人仍多所有之，只是未蒙逼害，不为吾人幸而知之耳。周代金文之史字，殆当承自殷代甲文之史字，殷、周对史字赋予的形义结构，未必即与汉代不同。许慎所谓史乃“记事者”及“中，正也”，显然有承自周代意义之处，董狐、齐太史等，正是记事者及所记正确者，乃至能秉持正确态度以记事者也。按《说文》：“持，握也。”“握，搤持也。”《段注》：“搤，一曰握也。”是则“持”字乃指握持、秉持而言，而非所谓“允执厥中”之“执”。

换句话说，“从右，持中”也者，盖指记事者以手秉持正确的态度，以书写正确之史实也。史之为义，许慎释之虽简，但其字兼指撰史者及其态度和内容三者而言，应可无疑；亦与周汉之间，此学术之一脉相承而被认识者相合也。扬雄《法言》开章即云：“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古人以身体力行的事业作其言教，董狐、齐太史、孔子皆以著作证其学，马、班、陈、范此汉晋诸子继之，皆学之上也；许慎言之，是其次也。然许慎谓“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全句，应含史家与其史实之旨，亦含实证定论之义，“正史”的意义应从这里推寻。扬、许、蔡、范诸子之言“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非有意附会，所释当与不当，“谁与正之”？

[1]许世瑛曾对《七志》《七录》及《五代史志·经籍志》之关系，颇有论述。但其人论述之间，颇有浓厚的正统意识，所以对七分法如阮录收列佛、道，指为方外之书，非真正之七分法；确据七分法者，只有王俭一家云云（其说详见其《中国目录学史》，页36～45；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10月版）。鄙意学术分类非如世俗宗教，不宜有方内、方外之分。阮孝褚《七录》收入佛、道二录，正得探究人类学术总体而辩章之的要旨，也正是他超越王俭及前贤之处，许氏持据正统意识而辩章学术，殆有不当，是以较不易察见人类学术之真正问题，对孝绪之卓识有所蔽也。孝绪《七录序》原对此问题有所解释，但其论方内、外实非根据正统观念，而是根据学术之范畴层次，二者不宜混乱；可详见《七录序》，收入《广弘明集》，卷三，页11～12。

[2]萧绎乃武帝子，昭明太子之弟，与萧子云，裴子野等人为布衣之交，著作等身，属于史者亦不少，请参见《梁书·元帝本纪》，卷五，页15C、15D。引文见其名著《金楼子·戒子篇》，卷二，页12B～13A。又唐修《五代史志》，即列其江陵藏书为重要目录学之一，此为经侯景之乱后官方尚存者。至于其私家藏书即达八万卷，见《金楼子·聚书篇》，卷二，页16B。

[3]这段分析及司马迁对壶遂的辩解，可参考本书第四章《司马迁的新史学及其观念意识》。

[4]郑樵有不少意见欠通或不妥。兹举接正文引文之后，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批评史迁“局蹐於七、八种书”故“博不足”，《史记》“全用旧文，间以俚语”故“雅不足”为例。按：博雅并非大著述成功的充分条件。读书博者未必即有所得，行文雅者未必就能成一家之言，郑樵可说对读书创作的真义，并未有真知灼见，观念之错误，遂使其书有沦为百科全书之嫌。再者，史迁是否仅“局蹐於七、八种书”？是否“全用旧文”？参见潘重规先生所撰《史记导论》（收入杜维运等《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213～254），即可知其大误。至于“间以俚语”，应是传真的史才所在，为述史之正法，刘知幾《史通·言语篇》最能彰明此义（详见《史通通释》，卷六，页149～158）。由此观之，郑樵只是泛读《史记》，并未完全深入了解于史学也。《通志》据台北，新兴书局影印本，1963年10月新一版。

[5]由于有《春秋经》在，司马光不敢“僭圣”，故上限断自周威烈王；又由于政治敏感，下限止于陈桥兵变以前。这是缺头缺尾之憾，与其政教意识有关，当时其助手刘恕即大表反对。《通鉴》全书依朝代分纪，称为《周纪》《秦纪》《汉纪》等，方式及名称则颇效法于荀悦之《汉纪》及袁宏之《后汉纪》，故连内容也如此二书般，偏重了政治军事。关于这些问题，作者曾为时报公司改写《资治通鉴》一书，于该书上篇有浅近的说明，或可参之。该书列为《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编，1981年元月出版。

[6]郑樵《通志》上起三皇，下至杨隋，文化制度则下至唐朝，对五代及宋不敢论述。《通志·总序》自我解释云：“《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页志3下）。

[7]详见《文献通考·自序》，页考3中。

[8]参见《文献通考·自序》，页考3上。所谓“理乱兴衰”不仅是军、政之表现，实即在某个时空之下，人文群体大我的表现，其变动的原理是可推寻的，人类的经验亦可重演，如此者历史始得有鉴诫之功能。即以晋之得国而论，明显的乃是远法汉朝王莽的轨辙，近因汉相曹氏父子之故事；至东晋元帝开国及偏安，仍与东汉光武及蜀汉昭烈有所相似因袭之迹，前已论之。斯皆人类经验的重演，而非人事的再生。马端临不通之处，于此不便详辩。

[9]参见《隋书》，卷三十三，页956～957。

[10]子显原为齐宗室，兄弟皆以文史著名，尤以子显、子云二人为最。子显著有《后汉书》一〇〇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代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另有文集二十卷行世。引文详见其传，附于其兄《萧子恪列传》，《梁书》，卷三十五，页51A～B。

[11]参见《史通通释·六家》史记家条，卷一，页18。

[12]知幾所读乃六百二十卷本，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所录版本正相同。但唐初修《五代史志》，其《经籍志》史部，则明书四百八十卷，并注明“起三皇，讫梁”。是则此书在七、八世纪之间，有新、旧版本之异。两版本何以相差一百四十卷之多？所差者是否即《史记》之一百三十卷，及其补作（如《史记》并无《三皇本纪》，而起于五帝，可见先秦以前部分曾有补充）之十卷？作者未敢妄断。

[13]吴均在何年开始工作不详，但他先任建安王萧伟的扬州记室，然后又历转迁坐免诸事，始奉诏撰《通史》。据《南平元襄王伟列传》，伟于天监六年至七年（507—508年）刺扬州（参见《梁书》，卷二十三，页35A），是则奉诏事当在七年之后也。草稿事，详见《吴均列传》，《梁书》，卷四十九，页69B。

[14]前文曾论沈约劝梁武帝“作贼”，以免齐和帝稳定后无人“同公作贼”。学问如梁武帝者，当必了解于此，亦心虚忌讳于此。据《梁书·武帝纪》，并不解释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仅谓梁武帝于明帝时以战功累迁至都督雍州。明帝崩，子东昏侯立而政乱，梁武帝遂有“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之志行；及至东昏侯为兵变所杀，和帝（明帝第八子）被拥立，落入梁武帝之手，翌年遂依魏晋故事受禅。萧子显撰《齐书》，尽管是齐宗室身份，为父作佳传，竟至推崇其父为“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子显乃萧道成孙、萧嶷子，故为其父独立作传而美盛之，可参见《齐书》，卷二十二《萧嶷传》；此为《齐书》继皇后、太子之后，第三个列传也）然于事涉梁武帝之处，下笔甚谨慎，不敢违犯梁官方之解释，甚至反而剧论于明帝、东昏侯及和帝三主。由此观之，吴均书为梁武帝所恶，可以想知。至于刘之遴的学识交谊，可参其本传，《梁书》，卷四十，页56D～57A。

[16]陆琼任官著作，详见《陈书》及《南史》本传。二传皆未提及琼成《陈书》，《五代史志·经籍·史·正史类》则列之，谓该书“讫宣帝”（《隋书》，卷三十三，页956），是则为陈史未完备之作，故有姚察父子之再修也。

[17]参见《魏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A、129B。

[18]详见本书第十二章三、四、五节。

[19]参见《史通通释·补注》，卷五，页132～133。

[20]可详见《宋书·谢灵运列传》（卷六十七，页179A），沈约《宋书·自序》（卷一〇〇，页244A～B）。《南齐书·臧荣绪列传》（卷五十四，页88B），及《梁书·萧子恪列传》（卷三十五，页51B、51C）。

[21]详见《史通通释·六家·汉书家》，卷一，页22。

[22]详见《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中、下，《上朱大司马论文》，《与汪龙庄书》等篇。

[23]《书教》分上、中、下三篇，详见《文史通义》，卷一，页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