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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定论的变化及其对正史的影响（第3页）

[24]对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可详见余英时先生《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入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9月初版，页167～221）；及傅振伦《章实斋之史学》，《史学年报》第五期，页127上～145下。引文详见上引《答客问》中。

[25]刘知幾于《史通》，卷十一之《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中，即颇抱此旨而评论之。

[26]《晋书·王隐列传》对其人格及史学，严格说乃是泛陈而未深究。正文所引引文，正足以见王隐之精神学识，本传反删约言之，此为唐初史臣乏识之处。《祖纳附传》既已载之，王隐本传从而又赘述，且将其足以表示人格学识之处删略，是则唐初史臣不但有乏识之虞，抑且有芜舛不伦、文体混漫之处也。他们批评王隐《晋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不知他们如何得知何者为王铨所作，何者为王隐之作？王隐继父业多年，又博学多识，人格高尚，时人许为“史才”，何以其劣竟至于此？是否与虞预盗其原作，而又以政治力量排挤及诽谤他有关？《五代史志》谓王隐《晋书》本有九十三卷，当时所见乃缺残之八十六卷，唐初史臣所读隐书必此残缺本，是否又因版本问题使他们对王隐认识有所偏差？试比较《隐传》及《祖纳附传》，当知此事或涉及一段王隐与虞预，及王隐与唐史臣之学术公案。

[28]王韶之（380—435年）撰史时二十余岁，曾经历淝水之战、桓玄之乱等。因私修《晋安帝阳秋》，声誉鹊起，《宋书·荀伯子列传》云：“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学（指伯子），举作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参见卷六十，页165B）是则韶之成为晋末最后史官之一的因缘在此。他后来助刘裕弑晋安帝，即累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由助理成为大著作矣。他是刘裕的御用文人，宋朝建立，复掌《宋书》，故为刘宋之最早史官。但此时他对晋、宋之际的史事，是否仍能直笔？窃可疑也。（正文引文详见本传，页165A、165B）韶之另有《晋纪》十卷，与前书皆为编年史之著作。

[29]东晋史官重建，约在321年（元帝太兴四年），由王导提议，干宝为首任史官，但东晋首先创议重建史官的是祖纳而非王导，而祖纳则因王隐的影响而提议。据前述《祖纳附传》所述，纳在元帝未即位时提出，故称司马睿为“大府”。司马睿在317年（建武元年）即晋王位，翌年即皇帝位。据《晋书》，卷六《元帝纪》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条，是时“置史官，立太学”，其实二者皆空有其名。但史官之重建，确为王隐影响祖纳。祖纳时为司马睿军谘祭酒，甚见宠遇，故又影响了司马睿，故有“置史官”之举。可能由于钟雅之言，格于政局未定，空立史官而实未除人。及至王导时再建议，遂由导推荐干宝，捷足先登史官之职。待干宝不旋踵求去，始复以王隐、郭璞继任也。又按：据《晋书》，卷六十二《祖逖列传》及卷一〇〇《祖约列传》，祖氏及范阳旧姓高门，祖逖击楫渡江，对晋室有中流砥柱之功，王敦久怀逆乱而不敢反者，盖畏逖也。321年——史官正式重建之年——逖卒，同母弟祖约代领其众，王敦翌年即反。祖约与祖逖亲爱，但对异母兄之祖纳则颇疏远。纳不能平，颇向元帝说祖约有“陵上之性”，谏勿假以权势以成乱阶，引起兄弟之间忌恨，而朝廷弃纳。是则史官正式重建之时，正值祖纳失势，王隐不能成为首任史官，或与此有关。

[30]参见《后主传，评曰》，《三国志》，卷三，页902。蔡邕事件及引文，详参本书页198～200。

[32]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33]高允不但承认修史之责，且为崔浩辩，实有大史家之风骨。他后来再度主持修史，却未见有誉，恐其才只是记注之才，缺乏如崔浩者领导所致。可详见《魏书》本传，卷四十八，页109C～112C。班彪史才似不及其子，有偏向记注之虞。但其论“杀史见极”，深有古代大史家之风（详见《后汉书·彪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高允似深于班彪而浅于史迁，故风骨史才亦与彪似，终难完成完美之史著也。

[34]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35]令狐德棻乃宜州人，河西高门，引文详见《旧唐书·本传》，卷七十三，页3325D。

[36]详见《隋书》，卷三十三，页953～957。

[37]《上三国志注表》全文列于《三国志》，页1471。本书曾引此表，并略有分析。

[38]详见《汉书》，页3。该《叙例》尚有多处批评旧注者，不赘引。

[39]琅邪颜氏以忠义称著。颜含从晋元帝（当时为琅邪王）东渡，官至侍中、国子祭酒。六世孙颜见远不满萧衍篡齐，不食发愤而死。子颜协乃湘东王（梁元帝）僚友，颇长于经学，曾撰《晋仙传》五篇。（均详见《梁书》，卷五十《文学·颜协列传》）协子之仪和之推皆传家学。梁末动乱，颜之推辗转入仕北齐，齐亡入周，终至仕隋。（详见《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颜之推列传》；之仪则见《周书》，卷四十；兄弟二人亦合见于《北史》，卷八十三《文苑列传》）之推名著之一即《颜氏家训》，在北齐时生有思鲁、敏楚二子。思鲁以儒学显，唐太宗为秦王时之记室参军，师古即其子。自曾祖颜协以来，颜氏一直以文、儒见称于世，列入文苑中人，师古也曾为太宗早年的敦煌公府文学。但师古另外又以“尤精训诂”见称，他注《汉书》的工作甚受其叔父颜游秦所影响（游秦著有《汉书决疑》十二卷，即为师古所本）。师古于贞观中完成《汉书注》，实与家学素养有关，故能立被见重。师古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一九八，列入《儒林列传》），详略互见。

[41]例如，劳干曾在1957年发表《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一文，开章即引许氏言，而作句读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由于标点似有错误，故引起其推测上的错误。他将“中，正也”合为“中正也”，遂使其联想到“无形之物”，甚至误解江永、章太炎之说，谓“认为史字所从仍是中字，但不是‘中正’的，有江永，而章太炎推衍其说”云云。按其所引江、章二文，二人盖就“中”字作解释，应无认为“中”是“中正”之意，劳氏有曲解之嫌。劳氏对其自己为何将“中，正也”断为“中正”，“中正”究何所指，本身反而没有解释，颇令人讶惑。该文既有误会许慎之嫌，又有曲解江、章之意，从而强附“中”乃指弓钻，全文可待商榷处实颇多（该文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30～40）。1963年戴君仁发表《释“史”》一文，就劳文的基础上再推，竟云：“史字从中，许说是中正之意。史官的态度，应当中正不阿，这种意义很好，可惜造字时的用意，却不如此。这是道德观念发达以后，才有史从中正之说。……”（收入同上集，页17～29）斯则“中，正也”变为“中正”，“中正”意指“道德观念”矣，沈刚伯复于1970年发表《说“史”》一文，再度蹈劳、戴二人说，谓“这种手持中正之说，当然是受了‘允执厥中’的影响；如此进步的政治思想绝非远古初创文字的人所能有的”云云（收入同上集，页7～16），是则“中正”又变成了“政治思想”。此其间，李宗侗发表《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一文于1965年，对此诸说似乎有所检讨，但终究仍坠入批判许慎“以中为正实在错误。因为中正是表示无形的对象”此一陷阱之内（收入同上集，页65～109）。迄至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之中，仍本是说断言“许君释中为正，象无形之物，去古人心理过远”（该书据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12月新一版，页2。其《自序》则写于1953年）。李氏该书若底成于1953年以前，则劳、戴、沈三人皆承其说而讹谬者也；讹谬既成，故李氏最后发表上文仍未有检察于此者。徐复观先生于1977年发表《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治学方向不同于上述诸人，也更正了许慎“中，正也”变为“中正”之误，不过仍然云：“‘中正’是记事时的态度。……这可以说是许慎对史的了解及对史的要求。”（收入同上集之三，页1～71）虽由“道德观念”“政治思想”进展至“记事态度”，但仍是因“中正”一词联想而生的“无形之物”也。诸人所言，恐不易成立。

[43]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

[44]王导疏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中庸》语见《四书集注》第二十九章，（页26），温峤疏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八十，页5B）。至于曹丕兄弟，可参丕之《典论·自叙》及植之《与杨德祖书》。

[45]曹氏兄弟这方面的文章极多，无虑一一分析。曹植曾撰《辨道论》（见丁晏编《曹集铨评》，卷九，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4月初版，页155～159），讨论自传说为岁星降生以下诸种神异问题，至于他当代的左慈、甘始、郗俭诸方士的神秘行为；并曾以郗俭等做试验（俭善辟谷导引，植绝其谷百日，躬与之寝处，俭仍行步起居自若），始提出结论。曹植最后是归结于人的体质及劳养之问题，表示仍不可信，谓“家王（曹操）与太子（丕）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曹丕《典论·论郄（郗？）俭等事》亦引植此文畅论这类事情（详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5B～7B），结论亦同于其弟，并笑刘向等云：“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拙著《曹操父子的生命体验》颇述其兄弟试验方术之事及其结论（台北，《历史月刊》二十一期，1989年10月）。但兄弟二人感于社会人生之大我的破灭，转而追求小我之人生；然而终又因故友门人之突然逝世，痛感小我人生亦不能常存，即令小我人生虽降至“及时行乐”的层次亦不可得，对此最后的幻灭，只有诉诸方外游仙之想也。曹丕先后与吴质、王朗诸书，最可表达此感受。是则知好奇神秘之风，在魏晋以降复炽，显与人生消极有密切关系，初不论其人是否相信此类事迹也。

[46]曹丕此作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隋书》，卷三十三，页980）。丕之《典论》，颇多论史之作，《典论·自叙》亦自言毕览《史记》《汉书》，则曹丕亦深于史学者也。张华《博物志》、葛洪《抱朴子》、干宝《搜神记》诸书，类引曹丕言神志怪之说，显然有承受之处。

[47]参见《法言》（台北，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78年7月新三版）《重黎篇》（卷十，页28）及《君子篇》（卷十二，页39～40）；前者论“神”，后者论“仙”。

[48]详见《法言·君子》，卷十二，页38。

[49]《搜神记》之序，本文引自《晋书》，卷八十二《干宝列传》，该序文字略与世界书局所据之《百子全书》新校本异（1982年9月七版）。此新校《搜神记》的内容，已非昔日原本，但其条述诸事，尚可印证原序及本人正文所言。

[51]王韶之系出琅邪王氏，曾祖廙乃王导从弟（详见《晋书》，卷七十六《廙传》）。韶之撰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王珣乃王导曾孙，廞亦王导曾孙，珣之从弟（详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列传》，《宋书》，卷四十二《王弘列传》及卷六十三《王华列传》）。是则以《晋安帝阳秋》博得“后代佳史”之誉的王韶之，是自书本家劣迹也。及至宋世，珣子弘、廞子华掌权用事，韶之惧为所陷，但弘等却抑其私憾而不害之，两为宋文帝所嘉（详见《宋书》，卷六十《韶之本传》）。此事表示双方皆尊重事实，并尊重史家之存实也；而宋文帝亦有意表扬此风。

[52]详见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今多已收入《后汉书》为代序，另裴松之奉诏继何承天修国史，但未及撰述而卒，其曾孙裴子野立志继承，遂有《宋略》之作。是则宋修国史，松之贡献似不多（详见《宋书》，卷六十四《松之传》及《梁书》，卷三十《子野传》）。刘宋国史之撰，实以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为主，尤以徐爰用力最大（详见《宋书》，卷九十四《爰传》）。沈约之能快速完成《宋书》，实因徐爰等人已奠好基础（《二十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已曾讨论）；至于沈约之评论，详见其《宋书·自序》（卷一〇〇，页247B）。

[53]子显附见《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列传》，慰祖事见《南齐书》，卷五十二本传。

[54]松之曾因私碑“有乖事实”，寡于“取信”，建议禁裁管制。其最终之目的，盖以碑铭为史料重要来源之一，为将来论证之基础，欲“使百世下，知其不虚”，则必须维持其可信性也。故知松之亦有识于实证定论之旨。详见《宋书》本传，卷六十四，页172B。

[55]裴松之生于372—451年（晋简文帝咸安二年至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臧荣绪生于415—488年（晋安帝义熙十一年至齐武帝永明六年），萧子显、崔慰祖皆后于荣绪，何之元则为南朝末叶史家。之元撰《梁典》，其序即细述分期之意和引用荣绪的名言；详见《陈书》本传，卷三十四，页45B、45C。

[56]见《晋书·苻坚载记上》，卷一一三，页301B。事在381年，前秦建元十七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约在孙盛书桓温之败，习凿齿被陷入秦之时代也。追录事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9。

[57]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8。

[59]崔鸿之表和魏收之评，详见《魏书》，卷六十七，页154B、154C。按崔鸿约在500年开始研撰，506年稿成九十五卷，至522年购得常璩书，然后得以完成。崔鸿于孝昌（525—527年）间卒，书迄未发表，是则二十余年之间，其书始成也。生前不敢显行其书的原因，鸿已自述，行径殆如陈寿当年。崔光早已在523年卒，崔鸿岂得挟伯父声威？若其书真有大谬，执事者岂遂因崔光故而不论之？魏收谓此书“多有违谬”，所举者亦不过年代差异者三例而已。是则魏收应有厚诬之嫌。

[60]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61]《魏书·自序》见卷一〇四，页235C；《前上十志启》，见页1。

[62]详见《贞观政要》卷七，页7B～8A。《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六年四月壬子（卷一九六，页6175），并加“太宗曰：‘诚然！’”一句。台北，“中华书局”明校本，1979年7月台三版。

[63]《资治通鉴》将此条系于十七年七月（卷一九七，页6203）。《唐会要》（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11月三版）《修国史》类，谓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初由褚遂良读之，太宗感动，仍遣编之秘阁，并赐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卷六十三，页1092）。是则《政要》殆系二实录勅撰之始，《通鉴》则系其成书之时。

[64]见《隋书·高祖纪下》该年五月癸亥条，卷二，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