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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下（第2页）

高闾分析西汉正统论之张苍、贾谊、刘向三家学说，而采刘向意见定汉属火，自此以推魏、晋、赵、燕、秦至元魏相承，魏应属土德；另又据中原说，强调晋亡已久，“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他认为据中原说及刘氏学说，皆推得魏属土德，亦“实合德轩辕”，与以前官方宣示不致矛盾，否则变动太大，无益于当今之事体，是以坚决反对继晋而弃三家（赵、燕、秦）的新说。高闾虽博综经史，文才儁伟，但以文章知名，与高允合称“二高”，其人其学大体代表汉儒传统及旧派史学观念，故早年得崔浩、高允的知遇提拔，是则其意见殆与绍述二人当年修史之意旨有关。[14]

换句话说，崔浩父子、高允以至高闾此约一个世纪之间，北魏史臣主要是根据刘氏学说以定统序的。刘氏学说引用天文谶纬以释天意，而这群史臣亦不免如此。尽管孝文帝早已下诏禁断，但高闾争议土德时，仍采图谶以辅助立说。然而，此时孝文帝引发此问题，实是基于外交和文化礼仪诸问题而发，或可说这是当时政治现实之问题，故纯本刘氏学说遂不为不信图谶而又感染南朝新风气的孝文帝所满意。李彪、崔光等似一面迎合时君，一面亦有此了解，是以提出越三家而继西晋之说，就此而言，他们实远承班氏、近本凿齿，既有前例，故敢取提出违心之论。

值得留意的是，李彪此时仍任秘书丞，崔光则为著作郎，他们提出“魏承晋统论”虽远本班氏、近据凿齿，然而为了驳论高闾所代表的传统之说，他们首先即强调了他们的修史身份资格，以及其史学的专业知识。这一问题甚为重要，其意义不仅为新说与旧说之争，抑且代表了专业与非专业，乃至含有史学与儒学、现实与理论之争。最后群臣联衔评议，决定采取李彪等著作系统专业史官的意见时，所引用的主要理由之一，亦强调了彪等的专业资格和学识。[15]由此可知，这次长达五个月的德运重议，实北朝政治和史学发展的重大转捩。

李、崔著作系统提出的理论展开如下：第一，他们推论百王，并不抹杀元魏“祖黄制朔”的事实，但根据专业学术推论，上述先世事迹只是“绵迹”，帝业实以“神元为首”。第二，根据史实，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推动了与晋和好的政策，至西晋危乱，桓、穆二帝协助刘琨，“思存晋氏”；最后至太祖平文帝建下抗赵、秦，平燕朝的国策，具有“司马祚终於郏鄏，而元氏受命於云代”的意义，故庙号“太祖”，表示始大。[16]第三，运用班氏所代表之摈秦论及王命论，声言晋亡、天下无主亦几六十余年，始由太祖道武帝以黑符兴起。其事“自然合应，玄同汉始”。第四，判定刘、石、苻、燕一系的中原胡人政权“世业促褊，纲纪弗立”，是“僭窃”“强狡”，而元魏则“自有彝典”，与此系不同。因而据班氏史学摈秦继周之理，反对“次兹伪僭”，力主“绍晋定德”。

作者于此指出的是：高闾所强调的是中原说及刘氏学说。据上述李、崔等之第三、第四两点，他们强调的则是文化说及班氏史学，与推行汉化的孝文帝应是相合的。盖此次正统论之引发，正是因孝文思考文化与史学的问题而产生。至于第一和第二点，正代表了对一个政权兴起的实际论证精神，解释了拓跋氏先世不系中国政局，但逐渐参与发展的实情。李、崔等人之意，拓跋氏尽管“祖黄”，但其先世只能是“制朔”的“绵迹”，至三国时代始参与中国，至西晋始在政治上有受命之意义，但仍未关系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发展；及至道武帝改代为魏，即皇帝位，重用儒者，建立文物，至于孝文帝推动汉化，始能参与中国正统之争，关系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先前诸胡政权的性质大不同也。这可说是5世纪后期，北魏君臣认同中国历史主流，及文化上的自觉；第假专业的、史学的形式完成之而已。

所以称北朝史学有违心之处，意尚不在此。作者以为，若本夷、夏之辨，则五胡显非正统；若依蛮夷“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则遵奉中国文化者皆得视为正统。事实上，五胡之乱以来，自匈奴刘氏政权起，后赵、苻秦、诸燕等政权，或因其主受汉文化教育而采用汉文化；或虽未受教育，但恪于统治需要及汉化潮流而重建汉家文物制度。北方胡人政权对儒学的重视和推动，较东晋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已蔚为政治社会发展之大趋，北魏不过承此趋势而彻底扩大耳。北魏此次大辩论中，舍弃中原说而主文化说，毋宁是汉化自信心的充分表现，决意以汉文化制度向另一代表汉文物的南朝一较高下，观正统花落谁家也。一个世纪多以前，习凿齿从政治道德作出发，提出晋越魏继汉，蜀以血缘得正统，而曹以违反政教为篡逆；东晋诸史家亦以中兴未亡说及血缘说，乃至种族观念为东晋争正统，以开宋、齐相承之局。此时李彪等人实针对于此而发。他们判断正统论的正面，理应不从中原说、血缘说或种族说立论，而应根据文化说。他们有意建立统一广泛，而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说法，从而否定东晋之所以得正统。东晋若因此被否定，则相承之宋、齐正统地位亦不攻自破也。“魏承（西）晋统论”在此历史文化的自觉自信及政治意识下，遂被提出及奠定。他们所继之晋，是指西京时代之晋。东渡之晋引用中兴受命说，为李彪之晋“祚终於郏鄏，而元氏受命於云代”说所反对，血缘说亦为文化说所抗衡，班、习由史学发挥“超越上继”说，李、崔亦如法炮制，使元魏越东晋五胡而上承西晋也。班固越秦、项而以汉继周，事实上不无谬误，但由于实际上《汉书》断元于高祖，只述汉西京一代，故并未至大违史实。习氏本此“超越上继说”主张“晋承汉统”，以创编年通史，实已大有违谬，前已论之。李彪等既承此说而成“魏承晋统论”，固亦同犯此谬。故孝文帝读正、反论及群臣评议后，下诏云：“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17]亦即以孝文帝本人学识，亦知“遥继上古说”固不当，而“超越上继说”亦未安也；意谓无论如何推考，其结果皆有大违本心及违背史实者。他所做成的最后决定，是取李、崔等专业史臣的史学理论，以晋金生魏水；表面上是不得不从多数，其内实含当时欲以政治及历史文化向南朝争正统之意。此意正代表了北朝自5世纪后期以降，所普遍存有的意识。

李彪在辩论时，即强调了班氏史学“近蠲谬伪，远即神正”的意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判定五胡东晋为“僭窃”。及至其理论为群臣和孝文帝正式决定后，立即影响于撰史构思者，一在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一为魏史本身的持续修撰。

崔鸿为崔光的侄子，宣武帝时奉敕撰起居注，开始撰史的经验。当初在孝文帝时，崔光以著作郎助秘书丞李彪撰《国书》。其后李彪解职，光遂以侍中专任史事。稍后李彪获准“白衣修史”，光“以彪意在专功”，欲让官职不许，以后遂常领著作，且官至司徒。李彪白衣修史不久即卒（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崔光虽勤于修史，终因才学所限，含恨而卒（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临卒推荐崔鸿修魏史，但崔鸿在一两年内亦卒。[18]鸿子崔子元在四、五年后，奏上《十六国春秋》一〇二卷（包括《序例》及《年表》各一卷），推崇其父“史才富洽”。据《鸿传》云：

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

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宣武帝）闻其撰录，遣……诏鸿曰：“……可随成者送呈，朕当於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

据此，首应了解的是：崔鸿史学造诣甚高，尤重实证主义，即使《十六国春秋》不与元魏开国事迹相关，他也未必轻易定稿及发表的。[19]其次，五胡十六国确直接或间接与元魏开国有关，事涉史实真相及正统问题，不得不谨慎；何况，他很明显的欲透过十六国史事表达正统之旨。再者，北魏新的正统意识，在490年始为孝文帝及李彪等确立，其伯父崔光也是创立者之一。崔鸿在500年左右搜集史料，504年左右开始研撰，固不敢轻持异说，触犯官方也。因而他将刘渊揭起五胡之乱，以至元魏建国约一个世纪之事，构思为战国无主之世，各北方政权皆视为“跨僭一方”者。此书分记十六国，其结构的构思似本于陈寿《三国志》，而下开李延寿《南、北史》。所异者乃是《三国志》分行之中以本纪名义归于曹魏，《南、北史》则于分行之中各有正朔，而此书则十六国分行无主而已。这是《十六国春秋》的内部构思，直接反映北魏新意识之故。若剔去此新意识的表达，则十六国平头竞争，殆最足以反映当时多元竞争的历史事实也，但崔鸿似未敢冒此大不韪。

《魏书》说崔鸿因二世仕江左，故不录东晋、宋、齐之书；又因恐惧被有新意识的人责评，故不敢公开发表。事实上，北朝判定东晋为“僭晋”，桓玄、刘裕、萧道成等人为“岛夷”，他若叙述五胡事涉于此，当不会违反此原则。他何以回避东晋南朝？事或可疑。然而《十六国春秋》的原构思对象及范围，即在五胡十六国政权，欲将之统一综合记叙而已，是则原构思本即不包括东晋南朝，不宜以此推定他回护，或内心仍认东晋南朝为正统。崔鸿上表自述云：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箓，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群豪，开四百之业。……於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穷兵锐进，以力相雄，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民、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虽邠岐之赴太王，讴歌之归西伯，实可同年而语矣！太祖道武皇帝……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20]

是则崔鸿构写十六国，是本于究“王迹所兴”，而将之视为元魏驱除的构思。同时，他据新意识，将此时期判作天下无主，东晋僻远残存而民不归之；人民相反的归向于幽代，魏由方伯修德，以至发展成道武承金行而兴水德也。

总括来说，崔鸿《十六国春秋》将诸国平行构置，事实上大体无误。所可批评者，仍是他根据刚成立不久的官方新意识，将此诸国降贬为僭伪，隐然以当时只有“制朔绵迹”的“代”树立为正统，此则有违心背实之嫌。然而既视十六国为僭伪，则必另有所正，否则何来僭伪？但是天下无主即是无正统，而即使有，此正统不能归诸东晋，于是则不能不归诸代矣。为了调和事实与理论的过分矛盾，崔鸿只得解释为正统虽在云代，但此时期拓跋氏是在龙潜德伏状态，至道武始龙飞受命也。如此，则崔鸿解释继李彪解释之后，直接影响了《魏书》的构始及早期史实解释的违心。

今本《魏书》为魏收所主持完成，隋、唐两代均表不满意。此处作者不欲分析其书对史实研究撰述上之可能谬误，而有意就其卷一之《序纪》，论述某种史学观念。

根据魏收《自序》，他在魏末即参修国史，公元550年高洋篡东魏而建北齐，翌年即诏其全力修魏史。他与手下史臣合作，于554年初即奏上纪传部分，同年底又奏上十志，全书完成。由于魏收早已参修，且魏史自李彪以后体例史实颇备，故约二百年之一代大典用四年完成，尚未算特快，较之沈约一年之内完成《宋书》，尚可云慢矣。魏收及其手下主要着力研究之处，是崔鸿以后至魏亡的部分，约二十余年间的史事，是则李彪、崔鸿以前，殆魏收等多所因袭也。[21]

《魏书》以《序纪》构始，继之以《太祖（道武帝）纪》，这是本于《三国志》及晋史起元论追王的先例；与两汉书起元于肇建政权的君主本身，意义上有所不同。但是，三国及晋史之追王，仍只及于开基之先祖或人物（如刘二牧），不至于一卷之内列述历代先帝，以示渊源长远，以至上承上古者，如《魏书·序纪》之例。《序纪》如此构始，可能有如下意旨：

第一，表示官方宣称遥继黄帝之意。但黄帝属土德，遥继之者依两汉说法亦应同一德运，如刘氏系出于尧，尧属火，故刘汉亦属火；王氏系出于舜，舜属土，故新莽亦属土。其后王莽被斥为闰余，不得列为正统，曹魏为了表示继汉为正土统，乃至改篡其族系出于舜，以曲附此理论。直至3世纪中期，司马氏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述族系渊源，无可伪托，始更改被遥继与遥继者必同属一统之说。420年刘裕篡晋，亦同此辙，斯则刘、班之说被更改始成定局。原北魏前期修史，实有推明刘、班学说之意。及至490年孝文及李彪创意，始迁就与南朝争正统的现实，而转采晋、宋曲附之说。但是，他们的创意并不敢过分推翻已成的遥继黄帝说，大事修改臣民一般已有的观念，只得作《序纪》，用表旧说仍然有效，拓跋氏确有可考之长远渊源。

第二，拓跋氏原属鲜卑一部，秦汉以前质木无文，不见于经传。《汉记》《三国志》《后汉书》均谓鲜卑属东胡，是则拓跋本非华种。孝文帝君臣既欲持文化说争正统，则有需要强调其种族与华同源。原本遥继黄帝为土德之说，遂被另外赋予了民族缘起说的意义，用以表示系出黄帝，将土德附会为拓跋氏族名之起缘。一举两得，使遥继黄帝和民族缘起同时解决。此下述诸先帝，则无异述民族早期的发展史也，含意略异于追王。亦即借《序纪》以“原始”，兼及“追王”之义。

第三，从第一帝成帝拓跋毛以至二十一帝桓帝拓跋猗，“原始”意义大于“追王”，“追王”意义之发挥自桓帝始。此后叙述刘渊以降诸胡政权，盖用“反”“自号”“自称”“僭”“僭立”“私署”“自署”“自立”诸正统意义强烈明确的名词；即使晋元帝即位，亦书为“司马叡僭称大位於江南”，而称之为“僭晋”。李彪、崔鸿之解释于此得以发挥。事实上这也很可能就是李、崔二人修撰国史时，已设计及实行的构思和笔法，魏收等或因袭不改而已。

《魏书》如此构思和笔法，除了能达到北魏正统意识的发挥外，应是与史实有所违背的。拓跋氏溯源黄帝以至魏晋，被解释为遥继以至王命，以下承晋发展，则释为正统所在；前摈所承之五胡政权，旁斥东晋南朝，忽尔上继西晋，此殆违心之甚，而逾于《汉晋春秋》。这种违心之历史解释，付诸史著实际之撰创者，当以4世纪中期的习凿齿发扬，而为5世纪末期的李彪、崔光、崔鸿等继承奠定。此风由南而北，为北方的史家所吸收，故其影响力亦北大于南。6世纪中期的魏收等一群史臣固难脱此影响，7世纪时代的史学世家李延寿父子，虽思有以正之，采撷陈寿《三国志》分行之旨而创南、北二正统并行，承认正统二元化以构思《南史》和《北史》；然于《北史》部分，仍是袭取北魏以来此构思解释也。[22]李氏父子欲正之而未正，失察耶？抑习非成是耶？姑不论之，要之北魏史家的观念和史著的实际结构，由是得以确定，以后遂对此再无更大的争辩。

隋、唐王室自有不得不以魏、周一系为正统之实，否则其正统性恐会发生危机。但是西晋末至北魏道武帝兴之间，事实上有断统之虞，怎样说也是难满人意的。相反的，南朝一系亦有至陈而绝统的事实，若以隋、唐衔接梁、陈，则更有不经不轨之感，殆逾于晋之接蜀汉。加上唐初大举修撰前代“正史”，参与者并非全由关陇人物把持，而是兼取山东、江南的才俊。唐初政策以混一地方矛盾、消涽前代政治意识扞格，而兼容并包，开创新局为主导，[25]在此前提之下，唐初官方实有同时承认南、北二正统之意，李延寿的《南、北史》应是据此意旨构思而成。假若唐朝偏于承认南、北其中一系为正统，则今日所见4世纪至7世纪诸正史，各书之内部结构当不会如此。这是正统观念对此时代的史学，有重大影响者之一。

另一重大影响，乃在宋、明以后始再度显著，由于逸出本文断限，只概略说明：此即唐初大举修撰前代正史以后，王勃、崔昌另创“唐承汉统论”，将三国至隋各朝全加贬黜，于是唐统问题复起，异说亦现。然而，唐朝官定史学的正统意识大体已定，而持异说者又大多自己不修撰国史，于是成为徒有此说而无实际行事的潜伏观念。降至11世纪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变通唐代皇甫湜之说，编年以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作主系，中国此时代的正统系列大体始定，多为后人所遵。[26]皇甫与司马之立说，本身已有矛盾之嫌；展开解释，亦有违心之处。欧阳修以春秋精神修史，列梁、唐、晋、汉、周为正统，与司马光仍同犯此误；且由二子之论，不但未能平息纷辩，反而更引起争执。宋明以降，挟其当时兴盛之王霸、夷夏诸辩，遂有较凿齿、李彪更为强烈的违心史著出现。如推本凿齿以汉晋相承作构思者，有宋代萧常的《续汉书》，元代郝经的《续后汉书》，明代谢陛的《季汉书》等，分黜魏吴为载记、列传或世家，以本纪予蜀，下接晋朝。又如，推本李彪等观念者，明代王洙的《宋史质》，欲以明直继宋，而列辽、金于外国，削元朝之年号，清代陈鳣的《续唐书》，竟以北方之后唐及江南之南唐，相承以续唐统，下开宋绪。类此违心曲意，尽管诸作者或怀抱经世精神，然而尚有史学的实证客观可言耶？幸好违心修史之人虽不少，然而就史学的整体而言，仍然只是小脉而非大经，否则中国史学之幸与不幸，不可逆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