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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之变经与经变以及史之大原（第1页）

二、《春秋》之变经与经变以及史之大原

周、秦、汉之间儒学发生三变，第一变是儒学之六艺变为经学，上节已论之；第三变是经从载道之学变为天人灾异之学，后文将亦论之。于此，仅论其第二变，即六经作为古代历史文化折中之学，亦即古史学之宗子，为何与如何变为绝对真理的载道之学，以及新史学何以与此有关。由于秦火之后，至汉初，五经之学虽渐渐恢复，但《春秋》以外之四经作为古史学之宗子，认知日浅，而《春秋》为孔子史记，《左氏春秋》整齐“仲尼弟子”对《春秋》之异传，其事实与观念幸因司马迁之论载而得以流传，故此处拟以《春秋》作为主轴，从第二变切入，略窥三种变化间之关键。

据陆贾之言，可知六经最迟至秦、汉之际，已不再被儒家弟子视为古史，《诗》《书》已非记言之史，《春秋》也非记事之史，余经更无论矣。然而孔子修《春秋》之时，未尝不知此种学术是“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是以订《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并谓“《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然则何谓“属辞比事”？

按：《春秋》据旧史而笔削，其方法不取补充史事，反而是约文去烦，以一万余字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恐怕比原来之旧史记更简要，盖其所欲修者，殆是一部方便其教以及弟子学之教科书耳，删《诗》《书》等也应如是观。是则《春秋》作为书籍之性质，于孔子应有近代史讲纲之意，以故当初之构想原就不以文字论述史事为主，而是欲保留旧史记之体例书法而略事笔削，以为讲本；至于对史事之本末、书法以及评论，殆即在讲堂上说明。此即讲本宜简、讲论宜详之教学方法，所以孟子才有“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说，是即表示孔子于《春秋》文本之外，另与弟子详细口说齐桓晋文以及管仲诸事也。

或谓孔子因讲论近代历史人事，褒贬之间恐会触犯时讳，以故不笔之于书，仅在讲堂论述，如前引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又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21]甚至谓褒贬乃天子之事，孔子为之，所谓“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是也，以故隐约其辞，此即荀子《劝学篇》所称“《春秋》之微也”。此种种说法，或许《汉书·艺文志》所述，可以代表汉儒综合之见。该志云：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此说已是《春秋》成为载道之书，所载为绝对真理，学术格局已定之后事矣，恐怕与战国以前，“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之教旨大有差距。

“讲本宜简、讲论宜详”是教学方式，“文辞忌讳，不可书见”是现实压力，此压力承受之沉重，尤以在历史作为贵族统治阶层记忆之时代为然。然而此现实压力问题之所以发生，弟子却谓是因孔子欲行或已行“天子之事”所引起，此则牵涉到高层政治矣。揆诸孔子为人以及晚年在鲁之情況，作《春秋》是为行“天子之事”，以故谨慎用辞、隐约其文之说，恐怕经不起考验。而且，孔子既敢据旧史以修《春秋》，又公开讲学，故谓其因忌讳而文辞隐晦如此，是亦小看孔子之器识，以及其在弟子面前谆谆然讲学之表现，而视其为贱儒也，故此说亦不可信。因此，可以求解者，应往旧史本简，孔子笔削之而更简，用以方便教学，并于讲学时说明其事如何，何以如此用辞，何以如此笔削，更合“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以及“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之旨。

盖所谓“属辞比事”，从训诂言，即《说文》所谓“属，连也。”《段注》说：“今字以为联字……其义实通也。”《说文》又谓“比，密也。”《段注》则说：“其本义为相亲密也；余义命俌也，及也，次也，校也，例也，类也，频也，阿党也，皆其所引伸。”是则属辞就是连缀文字之意，比事则是与事相密相及之意；而“属辞比事”，即是连缀文字而使之与事实相接近，也就是晚近史学所谓如实书事而文如其事之意，以故涵盖了下列之四个层面，即：

一、先要究明其事之真相为何；

二、再判断其事所蕴含之义法（记事者当时之真理）为何；

三、推究用何文辞始能适当表示此真相与义法；

四、思考如何连缀此文辞使记述与事情之真相与真理相结合。

此四层面既合训诂之义，也符孔子据旧史而笔削，用以方便教学之当时情实。因此，所谓文辞忌讳、天子之事，恐是儒家弟子“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而刘知幾几已于其《惑经》篇初解此惑矣。

六艺各有教学宗旨与目标，孔子笔削旧史以成《春秋》，原意是欲教弟子如何理解以及判断史实，而后恰当属文以记述之，此即“属辞比事”之《春秋》教真义；不理解错误，不弄错关系，不用错文字，不写错事实，则是“属辞比事而不乱”，是“深於《春秋》者也”。此本是史官记事之艺，而孔子用以教弟子。由于属辞前先以王制义法判断事情，以使属辞用字能恰与其事相比，为史官记事之法，以故当孔子认为董狐判断事实，归罪赵盾无错，所用弑字亦恰当时，遂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复因孔子判断灵公也有可责之处，以故其自己于“赵盾弑其君”之后加书君名，以示其不君。

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戶，方食鱼。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

灵公闻之怒，滋欲杀之甚。众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宫中，召赵盾而食之。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赵盾已食。灵公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於君所！”赵盾如之，躇阶而走。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呼獒而属之。獒亦躇阶而从之。祁弥明逆而踆之，绝其颔。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赵盾顾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时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赵盾曰：“子名为谁？”曰：“吾君孰为介，子之乘矣，何问吾名。”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

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与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可见《公羊传》系年即已不妥，而其一再以自问自答之方式，执着于问谁弑君，为何弑君，然后为了回答此问题，始对本事予以说明，而说明时又横添枝叶，是典型之讲堂论说，而为“文胜质则史”，远不及《左传》之清楚明了。至《谷梁传》，则于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条载述如下：

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於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於盾也，见忠臣之至，於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则其执着于自问自答赵盾未弑君而被书弑君之理由，而对本事之解说更是模糊。此类事例两传比比皆是，较读三传即可知其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此两传在传述《春秋》简要之文时，其重要之方法是自我设问而自我作答的讲说方式，目的殆非为了说明史事之过程真相，而是为了解说史官为何如此记载，据何义法，《春秋》经文为何如此属辞，并且常是跳过或忽略第一层面，而径从第三层面反推第二层面。亦即先推究用了什么文辞，然后推究为何用此文辞，而此文辞究竟内蕴何种王制义法是也。如此讲论《春秋》经，或许得到孔子真传——尤其方法论——的一部分，但自兹以降，至汉世的今文经学派遂独重其中之所谓“微言大义”部分，甚至视为“属辞比事”之教旨所在。

此方法是先文字判断，而后是价值判断，最后始是事实判断或略作事实说明。《春秋》经文原本已简，此法不仅易使史实真相不明，抑且能否真得王制义法或孔子之意，亦将势不可知。在事证不足征之下，“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遂易将“《春秋》教”径直带往载道说理之“空言”方向发展，已颇脱离孔子“属辞比事”之原意，以故司马迁于《自序》中，特在说明孔子作《春秋》是欲“达王事而已矣”时，立即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言，说明孔子即使透过王制义法以对历史人事从事褒贬，然其前提仍是先弄清楚以及尊重史实，而后始由事实表明真理，否则即是“空言”，与“属辞比事”之旨不符。由此而论，王安石谓《春秋》是“断烂朝报”，固为夸张失实之言；但若如桓潭在其《新论》所言：“经而无传（指《左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2]则是实情。

孔子笔削原已文辞简要之旧史以成其《春秋》，用以方便教学，并于讲学时说明其事如何，何以如此用辞，何以如此笔削，内中即不免涉及对历史人事之褒贬。既然如此，当孔子论及“有威权势力”之人事时，态度相当谨慎隐约，固可想见；但若谓“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则恐不尽然。盖《春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以及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正可作为其文辞及言论，对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人事，并不太回避之例证。

齐桓晋文以及管仲赵盾，正是“有威权势力”者，而孔子却站在更高之位置，对其予以褒贬。因为记载历史是天子之事，以王道义法评论诸侯大夫之功过也是天子之事，以故孟子才会说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此语，仍是本于史官依据王制义法以属辞比事之古史学立场而言。不过，约略同时代而为子夏弟子之公羊高，答问孔子“曷为为《春秋》”时，则谓“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云云，是即从正面及更高之价值解说《春秋》，为汉儒谓孔子创制作法、一王之法诸说，留下了开端。公羊高所口传，至汉初录而为书，正是首部列于太学之《春秋公羊传》，[23]影响甚大，然其与孟子对传述《春秋》略有异同，则正是“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写照。无论如何，从孟子至公羊高之言，已可知何以《春秋》之由艺而变为经，由作为古代历史文化折中之学而变为载道之书矣。此改变或许不是“仲尼弟子”因亲见亲闻而开始，但却是始于再传“儒家弟子”之传闻以及所传闻。

大抵言之，孔子笔削原已简约之旧史以成《春秋》，故属辞遂不能免于微晦，而仲尼弟子特重此“《春秋》之微”，认为内有孔子深义，而各安其意以解释之。左丘明的确也有此认识，以故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见《左传》成公十四年），又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此即后世所谓之《春秋》五志。既然“《春秋》之微”含有圣人惩恶劝善之旨，此即是“乱臣贼子惧”之原因，也是《春秋》所以能“拨乱世，反诸正”之原因，以故此圣人所“制《春秋》之义”，无疑是绝对真理所系之道。左丘明虽因“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決定以论述史实之方式传经，但对“《春秋》之微”也并非完全不讲究。《春秋》学既有此特色，本就较其他诸经易于论道说义，只是经儒家弟子之传闻以及所传闻，遂确立了《春秋》辨是非、明道义之性质。

及至汉初《公羊春秋》大师董仲舒出，更将孔子与其《春秋》之位阶提至空前之高。司马迁《自序》引仲舒之言云：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