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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之变经与经变以及史之大原（第2页）

此言无异谓《春秋》是“天下仪表”之书，孔子用以“达王事”，且地位高于天子，故连天子也贬，由是遂使《春秋》由经变为道，确立绝对真理之地位。董仲舒又于《天人三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则经为载道之书，而道则出于天，天为绝对不变之真理，而孔圣承之，故圣、经、道遂三位一体，皆为绝对真理之所在。仲舒即据此以为前提，而向汉武帝主张独尊儒术之说。

仲舒主张独尊儒术成功，除此之外，尤与其“通三统”“五行灾异”以及“天人相与”之说有关，且是其使《春秋》经学质变为神秘学术之关键。此说见于其答汉武帝之策问，即《天人三策》之中，[24]于此仅略述之，其详细学说请见本书第五章之第一与第二两节。仲舒于《天人三策》之第一策，即力论《春秋》之学实为天人相与之学，而云：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答第二策时，又明言《春秋》是“素王”之文：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尧崩……舜……即天子之位……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至於殷纣，逆天暴物……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

所谓“先正王而系万事”，即是《公羊传》开章所力申之“大一统”说。[25]因此至其答第三道策问时，遂再进一步阐明孔子作《春秋》与天人相应之关系，并据“大一统”说而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人法天而立道……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按：先秦诸子是“用史立言”，儒家公羊、谷梁诸子是“载之空言”，而董仲舒却是别辟新途，“以《春秋》灾异推天意”，隐然融古史原有之观念，墨家、阴阳家诸学说，乃至方术等术艺，而会于《公羊》之学中，以自成一说。其说不仅使儒家与诸子争长自此有了最后结果，抑且也使儒学——尤其是《春秋》经学——走上了神秘妖妄之途，与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相违。抑有甚者，是使原为孔子施行历史与道德教育之《春秋》，经此解释，遂背离了以人文为主体，以及“不语怪力乱神”之要旨。其时《谷梁》《左传》尚未列入学官，以故《公羊》学之董仲舒流别，从此遂使《春秋》经学蒙上了“儒教”方术之色彩，此变化世多知之。此转变自是儒家者流先由仲尼“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而儒家弟子复又代代传闻以及所传闻，所演变出来之结果。

其后董仲舒因辽东高庙灾而推天意，为主父偃所疾，取其书奏之。“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司马迁对“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用辞质疑而批判，远较班固强烈，[26]表示对其《春秋》公羊学不表赞同。然而，司马迁之不赞同，不代表多数汉儒如刘歆父子、班固父子等人亦不赞同，观《汉书·艺文志·六艺序》论六艺之教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可知《春秋》之外的他经尚颇能保有经学之性质，但此经学已是明显的以儒学解六艺，而非就六艺折中于六艺矣，至于《春秋》一经，则更已成为“断”阴阳灾异，以至“断”狱之学。六艺出于古史学而变为经学，《春秋》更走入阴阳灾异之学，由是《春秋》之原为古史学，遂不复或不易为人所悉，以致古代史官所职以及史学之发展，益更不明。

当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时，壶遂质问其“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为此紧张得借用前面董仲舒之言，声言《春秋》为“为天下仪表”，是孔子透过褒贬“以达王事”之书，并再用自己之语言，引《公羊》学之义，长篇大论推崇《春秋》云：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此为肯定《春秋》载述绝对真理之表示。又当壶遂再问及“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之时，司马迁面对尊圣宗经之格局，更紧张得唯唯否否，力辩云：

不然！……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此言乃表示其所为是继承史官之志业，目的是欲用述故事（历史事实）来整齐世间传闻，以追求历史真相，而非所谓作一王之法也。述故事整齐世传是学术（史学）范畴之事，而垂文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则是绝对真理，以故司马迁急着撇清，力谓不能“比之於《春秋》”。盖因其根据《春秋》学在当时之质变，也认为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27]因而是经之缘故也。显然，司马迁已于其学术观念中，将史学与今文经之《春秋》公羊学作了清楚划分，被其质疑之《春秋》灾异学更无论矣，故在学术史上，此实为首次史学与经学分流观念之表现。此观念不待魏晋以降始出现，只是在《公羊》大盛、《谷梁》继兴之世，其间刘向、刘歆父子又为《七略》，将《太史公》书列入“春秋类”，故令经、史分流之观念，需延后始由晦渐明而已。[28]

为此，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时，重视《公羊》学以及诸子学论说“故事”之处，远轻于其征引古文经。例如，撰述第一篇《五帝本纪》时，即以“太史公曰”的方式，明确提出依本文献主义足征原则以整齐世之传闻，乃谓：

《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撰述《十二诸侯年表》时，更径直批评“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此两处所言及之《春秋》，其实所指为《左氏春秋》，故于《吴太伯世家》遂更直接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盖稍前时自鲁恭王壁所出土者乃是古文之《左氏春秋》，在西汉世不被视为传经之作，因而也就不被立于学官，[29]但却是桓潭所谓“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之传。

由此可知，儒家弟子传闻以及所传闻，继续“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如此，孔子之《春秋》被董仲舒等人扭曲如彼，至于诸子之随意利用史事以立说则更无论矣，以故司马迁遂于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时，祖述孔子所定《春秋》教之原意，依据六艺学——亦即古史学——之原貌，并参考以史传经、以事见义而言事合一之古文《左氏春秋》，论考历史发生之行事，稽其发展成败兴坏之理，于是整齐旧史，开创其新史学。其《自序》声称欲“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称欲“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盖即指此而言。此处所谓的六经异传殆即针对儒家弟子之人人异端，而所谓的百家杂语则是针对随意用史立说之诸子学而言也。

总而言之，儒家者流盖出于孔子，孔子所学则本于王官，尤其源于史官，所以章学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史”之说殆近于真。然而，孔子虽是私家修史之祖，且不无“述中带作”，但所承来自古史学，被弟子各安其意为口传解释，以致渐失其真，尤其《春秋》一艺，渐渐脱离了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教”之原意与用心，遂将《春秋》“属辞比事”“属辞比事而不乱”之艺，带往以王道义法辨是非之经学方向发展，至汉初已是孔子创制，“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绝对真理；复因董仲舒之论说，竟至变成“《春秋》以断事”之阴阳灾异学经典。是则可知，原出王官之六艺古史学，凝敛而为子学之儒家，复为后学之儒家子弟，反以仁义礼智之儒学解释之，而奉以为经。此由儒艺而至儒经之变化——六艺学之变经，遂令经学由古史学之宗子变成别子；及至《春秋》经学引入阴阳灾异之术，是为《春秋》的经变，令此古史学再变质，与早期儒学大不相同矣，或可称之为“今文儒学”或“新儒学”。[30]《春秋》学不论经学化或灾异化，要之至汉武帝朝已自成新学术，以故使古史学之承传流变因以不明，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之认识，自汉以后遂鲜有深识于此者。

其后主张“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章学诚，竟于其《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申论其自谓出于王官政典之《春秋》史学是“家学”，而批评唐宋以降已不明此旨，其说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31]

其实此说不仅有自我矛盾之嫌，兼且亦笼统混乱。因为就先秦学术而言，“孔子所学”是王官之古史学，“孔子之学”始是李斯所谓之“私学”，为“百家语”之一的儒家“家学”。而且，笔削的方法或许蕴有独断于一心，而欲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之意者，但是殆不可能轻易臻至事具始末，而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

退一步而论，后世以马、班史学为主流，而此新史学之正式创始者是司马迁，其人颇有意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欲“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则后世史学之主流发展，诚与《春秋》古史学——古文《左氏春秋》学一脉相承有关；但观司马迁上述正、继、本、拾、协诸言，可知其史学之渊源亦不仅“本乎《春秋》”一艺，而是推本于由孔子所传、源出于官学的全部六艺之学，否则即无以解释其《太史公》一书为何撰有礼、乐、律、历等八书。至于司马迁所欲成就之“一家之言”，诚如其《自序》所述，概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通古今之变，而“俟后世圣人君子”之家学。因此，纵使孔子作《春秋》，内有笔削之义而文成规矩，而又有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之意，然大体仍是承传古史学，阐明王制义法，而颇加予一己之笔削及意见而已，尚未完全脱离官方之史学方法以及价值系统。此与司马迁自言之史学方法，以至其“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之独立史学价值相比，[32]二者可谓大有差距。何况司马迁治史追求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如此才能真正成就“事具始末”，“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家学”。其详愿留下章再赘。章氏不明《春秋》学之由艺变经，再因经变而为灾异之学，是司马迁所不敢自比者；更不明古史学与新史学间之流变发展，以及二者性质与宗旨之异同。于是执《春秋》经学之说以论《春秋》古史学，复将《春秋》古史学与《太史公》新史学混为一谈，殆有违于原始察终以及属辞比事而不乱之旨，难怪其于《文史通义》开章高论《易教》《书教》《诗教》之余，尚缺《春秋教》之篇章也。

[1]见《周礼·地官司徒》之“大司徒”及“保氏”职掌，页15及21。

[2]孔子原无内圣外王之言，此言乃后世儒者所发挥。《礼记·大学》载儒学作为“一以贯之”之学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可见当初并无内圣外王之分。

[3]文章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集刊》4～3，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