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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之变经与经变以及史之大原（第3页）

[4]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卷七十四，页2348。

[5]详见《荀子·儒效篇第八》，（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78年，后同）页73～93。

[6]孟子见齐宣王，“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是在君主面前说明人民对暴君有革命权。又，孟子之时，已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以故孟子大力宣扬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自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声言是为了继承三圣（指禹、周公、孔子）之后，欲以辩来“息邪说，距跛行，放**辞”，至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则是继立德、立功、立言之后，欲以立辩卫道，其学说境界实高于荀子。

[7]墨子称引诗书，以故《淮南子·主术训》谓“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而同书《要略》篇更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云。按：孔子所取之诗书仅是王官所存之少数，例如，诗有三千而孔子仅取三百，因此有佚诗佚书之名。孔、墨既是皆修先圣之术，即有可能同取材于王官，以故所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者，殆可置疑。本文以下所引诸子书，均据台北，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但标点符号则作者自为。

[8]参见《汉书·艺文志》，卷三十，页1746。

[9]本段述兼爱之内容与引文，请详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兼爱》上、中、下三篇，述天志之内容与引文，见卷七《天志》上、中、下三篇，不赘注。

[10]《孟子》末章载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公羊传》则三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隐公元年冬十二月、桓公二年三月、哀公十四年春三条。

[11]语见《谷梁传》桓公二年正月条，页6。按：《礼记》成书于周、秦之间，以故应为闻而知之或所传闻而知之之说，盖《论语》无载此言，而亦少见如此整齐长篇之言论。

[12]详见《墨子间诂》卷九《非儒下》，上篇已佚。

[13]详见《荀子·非十二子篇》，卷三，页59～66。

[14]详见《文史通义·内篇一》（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卷一，页28。

[15]详见《荀子·劝学篇第一》，卷一，页71。

[16]孔子曾庭训其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他曾解释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表示诗不仅可以表达情志、有利交际，且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增广知识，起码此亦为孔门诗教之目标。

[17]此二经须先读，其实至汉代犹然，如前述的刘歆，就是“少通《诗》《书》而善属文”；著名诗篇《孔雀东南飞》中，兰芝自谓“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也是其例。余例尚多，于此不赘。

[18]《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类似之言亦见于《礼记·中庸》，所谓“子曰：吾说夏礼，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是也。

[19]《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见《史记》卷九十七，页2699）。本文所据《新语》的版本是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

[20]例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以《春秋》为例，指出“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可见形诸文字者称为传，仍为口传者亦称为传。

[21]见《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页2919。

[22]《新论》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版）之《全后汉文》，卷一四，页546。

[23]引文见《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春之末章，页67。按：公羊高解说《春秋》，当时仅是口传，至汉景帝时始由其玄孙公羊寿与胡毋生录而为书，内多称引谶纬以阐述《春秋》之微言大义。前引班固所谓“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即指此而言。

[25]《春秋》开始即记“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而此月不记任何事，径跳至记“三月，公及邾仪父盟於蔑”。按：“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盖是鲁奉周正朔，周礼又备於鲁，故为鲁史官例行之记事法罢了。然而，《公羊传》则作如此解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说遂被后之儒者谓为“五始”，并引申出一套“大一统”观念。

[26]董仲舒《史》《汉》皆有传，引文见于《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对此，《汉书·董仲舒传》但谓“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质疑无司马迁之强烈。

[27]此处引文见《史记·儒林列传》之太史公曰。

[28]《公羊》在汉武帝朝已列入学官而大盛，《谷梁》则至宣帝朝始列学官，皆为今文经。刘向奉宣帝诏治《谷梁》，刘歆则推崇不受重视之古文《左传》，且曾数次非难其父，事详见《汉书·楚元王传·刘歆附传》，卷三十六，页1967～1971。又，刘氏父子将《太史公》书列入“春秋类”，若非因经学太盛，或故意忽略司马迁观念之故，则应是格于汉世史书少而未便独立分类之现实。或许既是因经学太盛而又格于汉世史书少，以故无奈为此分类，而令经、史分流之观念需延后始能呈现，是则亦为学术发展史之无奈也。

[29]十岁诵古文是司马迁于《自序》之自述，而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以故征引皆古文说，事详见《汉书·儒林传·孔安国传》，卷八十八，页3607。

[30]汉人尚“新”，以故书有《新书》《新语》《新论》诸名，国则有王莽之新朝，以故笔者从早期儒学之流变而言，视汉之儒学实为“新儒学”，同理汉之史学实为“新史学”。若“新儒学”必指宋明儒学，“新史学”必指当代史学，则是拘执而不通变耳。

[31]详见《文史通义》内篇四，页137～143。

[32]语见《汉书·司马迁传》末班固之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2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