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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勰与刘知幾的二体论（第1页）

五、刘勰与刘知幾的二体论

五、六世纪间完成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实为中国史学史及史学批评雏形之作。刘勰论述史学缘起、体裁、结构、方法，兼评论史著优劣，申言实证论与功用论、史德论等，向下开启了七、八世纪间刘知幾之史学研究。知幾将刘勰一篇中之诸论题，分析为若干篇发挥，自易精详而见功。

按：贯时联事之记述方式，骨、金文多有之，未必自周公始。然而将各贯时联事之记述，作一结构较严密之编年为书，使成“编年体”，“共和”以前，殆未肇创或流行也。[85]《周官》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勿论其书成于何时，而史以赞治的性质与功能，揆诸先秦载籍，其言恐不假。余意“共和”以降，世局多变，聘享盟会交战频繁，文化先进之国，乃创用编年体系统地记事，以助赞国事。《春秋》始自鲁隐公（平王时代），文尚简约，编年而记，或即孔子沿用此新兴流行之体。

相对于孔子《春秋》所代表之编年体而言，《左氏春秋》则无异进一步创新，而使孔子《春秋》成为编年旧体。刘勰虽仍汉儒谓《左氏》传经之旧说，但亦已从演进之角度，特别指出《左氏》“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推崇为“记籍之冠冕”。恐此创新之编年体，即为战国时代先进之国，史官流行之体式。其特色为较旧体更详于人事，随着周道衰废而不再斤斤计较于正名褒贬。盖应当时之需要，让人读之，对天下大事、本国变动、当今形势更易了解掌握，刘勰所谓“居今识古”是也。这是符合史学性质、目的与对象之发展，刘勰论《左氏》用“创”字，正得其实，此之为创，则相对而言，《史》《汉》之为史学创新，不言可喻。刘勰论二体，实有此发展演进之观念。

刘知幾论编年体之基本观点与角度，颇同于刘勰，且更强调《左氏》传经之旨。大体上，他也认为“《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谓《左氏》详尽真实，读之可原始要终，是其优点。[86]然而，知幾论正史六家及杂述十流，似乎为针对其本朝前辈之《五代史志》史部分类法而来。[87]其分类方式与评述史学渊源，自是一家之言，于此不欲作深入评论。要之，知幾论史学渊源及分类，有值得留意者：其一，刘勰《史传篇》论述以国史为主，而二体兼论，盖当时所谓“正史”，及阮孝绪“国史部”，犹是二体并言之时代。然《五代史志》则已将之二分——即“正史”与“古史”，虽说已声言古史乃起源于《春秋》，“《春秋》则古史之正法”，但古史厕于正史（纪传）之后，诚令爱好编年体及欲以此体向纪传体竞争者所不满意。知幾自叙其幼年启蒙书即为《左传》，《史通》故特撰《申左篇》，则其持论反对《五代史志》，而必欲回归于《文心雕龙》，是可想而知者。《古今正史篇》将六家二体一概论述，其故应在此。

其二，刘勰认为孔子《春秋》及周代成法，《左氏》传体反而是旧编年法之创新；记言、记事之代表作分为《尚书》与《春秋》，二史实有一古老而构成之渊源。然而，6世纪后期，何之元倡言：“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其言不啻启示了知幾广推史部流别之构思，但也有损于汉以来视《春秋》为素王事业、一王大法之权威性。[88]约略同时，魏澹更倡议“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89]此言不徒损害《春秋》自汉以来的史学地位，亦且为纪传体找得较《春秋》更权威古老之渊源，有压低《春秋》及编年体之意味。是以知幾虽极尽惑经之能事，但《史通》全书则一再肯定《春秋》之权威性地位，甚至不惜将“《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的说法扭曲，于《六家·春秋》力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云云（按知幾谓尚书家出于太古，终仍早先于三代也）。寻其意旨，似欲重建《春秋》之权威地位，使之与《尚书》并，以反对何、魏二人之辩。退一步言，即使魏说成立，纪传出于《尚书》，由于渊源更古老权威，故宜立为“正史”；然而刘知幾既倡《春秋》与《尚书》同时，故古老权威亦相当，二体并为“正史”亦无不可也。知幾不惜自相矛盾，出于为编年体争地位资格，用心良苦。

知幾之有异于刘勰既如上述，则其对二体之体裁结构，评论上即可能会有所偏蔽，兹将二人论说略分析之。

所先欲明者，即二刘背景不尽同。刘勰原则上为佛学家兼文学与文学批评家，除了评论文章的各种问题外，尚突出征圣、宗经之主旨，由此旁及史传，故亦倡论春秋褒贬精神与史德也。刘知幾虽文才亦佳，但大体上可说是专业史官，在其专业领域上不得志，故转而发为专门之史学批评，遂秉刘勰之旨而论之更切。此事颇有关系于体裁结构论点者，即为既主批判褒贬，而又对象为当世或近世人事，则必然以隐晦婉约为贵，斯则结构简单之体裁及其笔法内蕴的春秋史学，自易取得史家与批评家之好尚及肯定。干宝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二刘推崇《春秋》及《左氏》，其故在此，盖兼《春秋》之旨与简单之编年体裁而言也。

刘勰终归不是史家，故虽据此推崇孔、左，犹能站在二体信徒之外的第三者立场，作较客观之评论。《文心雕龙·史传篇》论编年者少，论纪传者多，犹如《史通》自《六家》以至《编次》凡十三篇之以纪传体为批评主要对象。其主要原因皆因编年体简单，而无可详加评论。在刘知幾而言，则另有涉及二体之争，及其己身自幼为《左传》启蒙之偏爱等因素，反而在态度上不及刘勰般客观。

刘知幾二体对举，认其代表作为《左传》与《汉书》，此大不同于刘勰。刘勰论史学，以左氏与史迁对举。《史传》云：

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於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论者而易览，述者宗焉。

历史以人事为主，二体优劣于此已见高下。刘勰显然同意干宝部分意见，但是完全赞同范晔之论。简约之体裁与文章，虽有其美者，然而未必谈得上完备，更遑论完美矣。崔浩史祸南朝史家亦知之，史祸授人以攻击口实者，即在浩书“备而不典”。唐史臣评论干宝和孙盛云：“令升、安国，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90]可见编年史之能“备”，已为不易之事。

一部正式的国史，必需条件在备而能典——即结构完备、内容周悉而雅正也。刘勰执此以论，自然倾向于推重纪传体。然而历史及过去人事之总体全程发展，编年体固不易敷应此旨，即纪传体而乏大史才，仍为不易之事，刘勰由此而论之云：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然记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疎，斯固总会之为难也。

此处之“记传”与“编年”，殆分指列传与本纪而言，非指纪传体与编年体。[91]刘勰之用字引论，多本之于班彪。班彪早在1世纪前期，即已提出纪传体改革论——主张本纪直称纪，列传直称传：单纯以纪、传成为一体，取消世家、书、表诸结构是也。讨论纪传体条例之精当、结构之疎密，亦据班彪的意见。刘勰同意范晔批评编年体“总略”，而以纪传体虽有网罗周悉之优点，若无其才，则“总会”亦难达至也。换言之，刘勰认为若以人事为主体而论，就体裁言则纪传胜于编年，其有不能达至“总会”者，在于人——史才——之因素。

不过，班彪所倡单一纪传体，其子班固并不尽采用，采用而最成功者厥为陈寿。[92]盖历史具总体性，在结构上，“本纪”与“年表”之作用在表现此总体于时间上的全程发展，属完整史著之纵经；“书”“志”之作用则在表现此总体各方面之情况，属横纬；人事居其间，贯经纬、会纵横以活动，全部历史遂由此显现，是以纪传体所以优于编年体。今以人事为主，行单一纪传体，所优于编年体不多，而伤于“总会”之旨则大。是以刘勰虽祖述班彪，但亦宪章范晔。范晔则宗述史、班（固），第以身杀早亡，故未克完成十志耳。因而在“总会”之旨下，刘勰论云：“《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亦即谓《史记》之体裁结构，相对于编年史而言，实有总和会通之绝大优点。此所以刘勰宗史迁而难左氏，《史传篇》末虽赞“体备周孔”，而未必以之为完美也。该篇末段又云：

至於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草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单一纪传体已较编年体为优，复合纪传体（包含年表书志）自更合弥纶一代之旨，易臻寻繁领杂而得事序焉之体也。史体至周、孔而备，然史体则至迁、固始通，以单纯编年之结构，简约叙事之文笔，只能略记事形、表征王事而已，远不及通会总和、弥纶一代之新史学也，刘勰论之明矣。北朝有李彪改革，南朝有刘勰发扬，纪传国史在隋唐之际，将编年古史摆脱，单独取得“正史”的地位，良有以也。

纪传国史取得“正史”地位以后，编年古史遂居辅成地位，前面已述。自王劭至吴兢，大体修成纪传国史，则编年国史亦有人随之修撰。刘知幾基于此背景，既爱好《左氏》，遂不满“正史”由纪传单独取得，故已在主动、被动之间，涉入了二体之争的漩涡。

《史通》的基本观点理论，乃至命词遣句，大受《文心·史传》影响，可不待论而明。[93]但上述刘勰的意见，刘知幾亦颇有持论不同者：

其一，他不同意纪传体述人事“区详而易览”之说，由此角度再论二体优劣。

其二，他不认为纪传体较编年体更能寻繁领杂、提举大纲，遂由此角度发扬后者体简文约之优点。

其三，他不认为复合纪传体即无懈可击，故一再对以《史记》为准诸纪传结构提出批评，尤着力于表、志部分，而旁及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诸问题。

其四，就纪传体代表作之认可上，刘勰偏向《史记》，而知幾推崇《汉书》，并提出理论解释。

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很难有固定标准，尤其阅读之难易为然。知幾认为《左传》较《史记》易读，恰从“区详”着眼，而与第二个问题有关。首先他肯定《左传》是释经而兼及述史的，《申左》篇已详论之，故《六家·左传家》遂云：

观《左传》之释经也……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於文为烦，颇难周览。

孔子《春秋》文字极简，世所熟知，故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而知幾亦称“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94]由此而言，《左传》之于经，当然显出简而要、详而博之优点，可无疑问也。然而相对于《史》《汉》而言，《左传》之“言（文字）简而要”实未足以引为豪，盖古史因史学观念、文字运用能力，与新史学不同之故也；至于“其事详而博”，以此衡诸《史》《汉》，尤其不可，盖《史》《汉》所以为世所宗，正在其能详而博，亦易详而博也，此即体裁上所形成之“总略”与“总会”的差异问题。《史》《汉》为复合式纪传体，可详可博、宜详宜博，实为其优点所在。正唯如此，故《史》《汉》文之烦在于事之众多与复杂，互出相重是结构上势所必然之事，难于周览自亦可想而知。进而言之，互出相重并非一事再述于他篇，而是简于此而详于彼，各篇联系若此，故全书一体而成也；语见《项传》，事详见《高纪》，实有结构上之统合作用。既欲多知史事，又惮多读文辞；既欲周悉总体，又惧翻阅之劳，此乌乎可也！？读者若不读《史》《汉》及《后汉》，而直读荀悦、袁宏二书，试论效果如何耶？

《二体篇》论编年体长短，即大抵承刘勰说以发挥，于纪传体仍执论虽有总会之长，却有分散断续之短。不过，他在肯定二体“互有得失”之时，却也对干宝“史议”加以怀疑，谓“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於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随着亦怀疑汉史若仿《左传》，将《汉书》“志传百卷，并列於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阐单失力者矣”。[95]其论显然本于范晔、李彪，进而怀疑发挥者。是则作者之疑问，知幾亦曾有之，并且已然解答之矣。由是观之，知幾其实理解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者，而且唯其如此，故亦能理解纪传体之创作实为满足于此而来者。包容历史之总体，故其体裁为繁；体裁繁，故结构需区分；区分故能详其事；事详故于文则烦，令人颇难周览也。知幾之难，在于拆散纪传体而分别阅读，是以效果与刘勰不同。刘勰认为区分而详，是以易览者，盖视纪传体为一整体，亦即视历史为一整体；依各种结构区分，循序进读，以至周悉全部历史，则莫此为易也。二刘对体裁批评，高下由此可判。

由此进而言，讲究包举大端、寻繁领杂，自是纪传体所必然带来之问题，前述第二、三两个问题，当可体会而知。亦即纪传体本为满足容纳历史之总体而创，但每个时代历史之诸问题与发展特色并不尽同，当世史家与后世史家之看法更不尽同，因而结构上亦需永远随之改良变革，自司马迁以降诸名著，遂亦非永无无懈可击之可能。刘勰谓“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即此之理。知幾对纪传体的各种批评，就追求完美的角度看，是值得欢迎之事。中国传统史学，正因缺乏这种认识而缺少批评，遂使陈陈相因，皆以马、班为宗，殊少创意。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单就纪传体而言，甚难有一令古、今史家俱同意的标准结论，也就是甚难达至体裁结构完全完美的境地。即如知幾所批评建议，难厌人意者亦不少也。假若执此遽贬此体，必欲抑至与编年体同比，实为不当之举。盖纪传体对周容历史之总体有大价值，刘知幾斯然后有广加批评之必要，否则何以不在体裁结构上，亦广泛批评编年体，使之更完美耶？诚如《二体篇》云：“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殊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於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这种体裁的结构非常简洁，几无重大改良之可能，除非将纪传体之书志结构，移植入此体之中。惜史评家多未由此着眼也。是则持此之优以与纪传体争胜，虽包举大纲、寻繁领杂诸多结构上的麻烦问题，可得而去，然而遗落大量史事之大弊，终无以解。此体易写易读，适合追求对历史大趋做概括了解之史家与读者，故知幾强调“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各有其美，并行於世”，[96]当作如是观。

知幾二体优劣论之目的，在为编年古史争地位——欲争得与纪传体国史同列“正史”之地位也——因而他也反对干宝守编年古史之意见。[97]然而对于纪传体中《史》《汉》优劣之问题——亦即第四个问题，他也自有一家之言。

在知幾以前，提出史、汉优劣论者，主要出发点为文字运用与价值观念，论及体裁者亦不过就开创与因袭之角度言之而已，且皆片言只句，罕有系统论说者。系统论列，由知幾始。知幾之前，论纪传体者多马、班并举，南朝刘勰，北朝李彪，皆如是也。刘勰虽并举马、班，但偏向于马，此在梁武帝欲修《通史》，继承马学，以取代众断代史之时代下，是可想而知者。然而，于干宝古风劲吹之下，重振新史潮流之范晔则不然，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于众名家中，独推班固。又前引其二体优劣论中，虽亦马、班并举，以代表纪传；但声言“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是则继承纪传、绍述班学之意，隐然而又甚明也。知幾甲班乙马，正由此出发。

知幾论《史记》的缺点，第一为分散悬隔，此为体裁之失；第二为多载广采、罕异饶重，此为撰录之烦。由此进而论及后之通史及撰者，才学皆难及马迁《史记》，故劳而无功。此就通史体不易为功、大史才不世出而论也。[98]

其实体裁之失，《史记》既有之，同为纪传体之《汉书》自亦不能免，无可比较其优劣者。撰录之烦则班彪已评之，但有“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情，文思重烦，故其书罕落不尽”之同情与了解。[99]至于通论通史难为，实为知幾主要论点所在，《史通·六家·汉书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