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的互动关系
研究社会横向发展规律,不仅仅限于这种发展的起因和动力问题,同时涉及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近代以来,横向性、整体性的发展确实成了社会发展的一大特点,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一特点日益明显。但是,横向与纵向两种发展并非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是统一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体现为一个互动的发展过程。
就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的作用而言,可以这样讲:横向发展是纵向发展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便无社会横向发展的出现。正是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相继出现了商品经济、世界市场,才形成了普遍交往和世界性联系。商品经济和世界市场不仅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且成为整合、融汇各种发展因素的凝聚力量,世界历史就是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5]如果说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直接引起的,那么,资本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26]封建社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一方面是技术与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新生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积累。这些积累的加剧,自然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对于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的作用问题,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的直接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这就需要对后者的作用与影响予以客观的理解与评价。毋庸讳言,前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时代都是分散、缓慢发展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促进社会交往扩大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力量也在日益增强,其历史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个体小生产虽然存在不少局限,但它取代原始群体协作成为社会主导生产方式,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充分发展,为后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准备了条件。宗教虽然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一定程度的束缚和控制作用,尤其在中世纪对社会发展起了较大的阻碍作用,但其不断的传播、扩散以及不断的世俗化,也逐渐增强了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政治上的征伐和冲突虽然给有关社会共同体带来程度不同的破坏,但征伐和冲突也在一定意义上带来了合作与交往的可能,甚至“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可以说,近代以前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其重大影响,而且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没有这样的发展与积累,近代以来要形成社会整体发展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对近代以前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加以分析和总结的话,可以看到,这样几项成果对于后来的社会整体发展尤为重要:一是培育出一批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到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始出现了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其推动力量是专制王权的建立。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也是近代社会转型的起点。民族国家的出现,为统一“民族”与“国家”、推动不同民族之间各种交流,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依托和基本平台,因而是人类社会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最有力的推动者。二是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少国家、民族基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这些文明虽然差异很大,且发展的惯性也很大,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和特点才形成了相互间交流的必要与可能。人类的整体文明就是在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中向前推进的。三是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近代以前的经济,总体来说是自然经济,但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发育出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尤其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发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像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兴起、商业贸易的发展、市场的扩展、市民阶级的出现等,使商品经济在原来的母体中脱颖而出,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扩大经济交往、刺激市场竞争,从而激励各个国家、民族不断变革图新,同时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相互依赖。总之,社会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是以往社会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
然而,社会的横向发展和整体发展一经形成,它对纵向发展的影响又是巨大的。世界历史的出现,将人类历史带进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整体发展给人类社会发展增添了巨大的动力,其效应与作用主要是从下述方面得以展现的:
一是加快了纵向发展的进程。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各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严格控制成本、关注经济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会大大刺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必然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一方面,科技发明的数量日益呈“爆炸”的态势,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通过其诱导效应、扩散效应和渗透效应,大大促进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是推动了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世界历史的出现,不仅使社会发展有了分散与整体之分,而且有了传统与现代之别。世界历史是与现代社会同生共存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大转型,因而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发展,无不具有现代性。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发展与以往的社会发展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规模上都是一场重大的变革:不是局部的变革,而是全局性的剧烈社会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7]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加快社会的发展。
三是给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世界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界性的竞争。谁要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赢得主动,谁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国家必须自觉地关注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和社会运作机制,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这就必然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经济力量的竞争,实则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看有无创新能力。因而创新赋予一个国家、民族以生机与活力,并成为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四是促进了文明水平的提升。社会发展状况往往是通过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出来的,文明的程度从总体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文明的发展有一个法则,这就是先进的文明总是战胜落后的文明。就像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8]既然先进文明总是战胜落后文明,那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先进文明的传播与扩展必然会对落后文明形成重大冲击,使其得到改造和转换,从而提升整个人类文明水平,促进文明发展。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由各个国家、民族优秀文化的元素来不断滋养的。在文化领域内,没有了差异,没有了比较,也就没有了文化生命力,当然也就没有了文化与文明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横向发展对于纵向发展除了上述这些基本作用和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作用,这就是“跨越式发展”的出现。跨越式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作为一种常见的现象,还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社会形成的。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跨越式发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日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相应地,这种跨越式发展也不能被视为社会发展规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以致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跨越”主要是相对于具体国家、民族而言的,它主要涉及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跨越和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对于具体的国家、民族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这些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一定的跨越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例证屡见不鲜。当然,即使是实现了某些方面跨越的国家,要想继续有效地推进社会发展,仍然需要依赖横向发展,即扩大开放,加强交流合作,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文明成果。
如果说上面所述主要是从实际发展过程来反映了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具体作用,那么,从理论逻辑上看也可以发现前者对后者的重大影响。一般说来,纵向发展主要指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突出地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横向发展主要指近代以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集中体现为一种开放的和全球化的运动。这两种发展,常常被概括为关于“五形态”的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理论。按照通常的理解,先有“五形态”理论的确立,然后才有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发展的典型解剖。这样的看法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去理解。其实,如果没有对“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就根本无法形成“五形态”的理论。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首先,“五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发现,有赖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以往长期的封闭式发展中,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其无法了解世界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走向,因而很难产生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只有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用一种宽广的视野来观察和审视世界与民族的发展,通过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相互比较,揭示出带有共同性的东西,即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重复性。也就是说,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是通过“世界历史”把握出来的,而不是仅仅通过某些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概括出来的。其次,“资本主义”的确定及其他各种形态的划分,也需要借助于“世界历史”的分析。在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在一定阶段内,既有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残片”、因素,又有通向未来社会的新生的因素,整个社会就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社会的性质或时代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关键是抓住社会的“普照的光”。马克思正是通过当时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关系的分析,发现“普照的光”就是资本,即资本是现代社会旋转的“轴心”,才把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时代定位于“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又通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以及前资本主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考察,对各种社会形态作了明确的划分,并对其依次演进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示。因此,离开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就根本无法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更划分不出各种社会形态。简而言之,离开了横向发展的考察,纵向发展就无从谈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今天的理论语境中,社会发展的纵横关系突出地表现为资本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对此都有比较具体的论述。这些研究并非是简单的“话语翻新”,而确实是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某种现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的发展与空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以至左右着当代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一方面,资本的发展导致空间的改造与重组。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既是一个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不断突破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各种界限的过程。为了使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资本往往会动员一切手段,将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等全部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从而建构起一种总体性的空间社会组织。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仅仅是一定时空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是一个不断超越原有地理空间界限的“空间生产”。另一方面,空间的扩大与重组又造成资本新的发展。空间的扩大与重组意味着空间障碍的消除、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世界格局的重要变动,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资本的发展也在产生重大变化,如超额利润的来源、利润的分配以及资本要素的配置等都与过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尤为重要的是,空间的重组成为资本主义解救危机的重要手段。列斐伏尔、哈维等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其手段就是不断占有空间并生产出新的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就来源于对空间的多次重组,正是通过这种重组,使资本主义渡过了一次次危机,延长了生命过程。总之,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已成了当代世界的一大显著特征。空间既是资本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借以发展的手段。资本与空间就是通过这样的关系来体现着当代社会纵横发展的相互作用。当然,在资本与空间的相互推动、相互转化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如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劳工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全球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世界市场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等,就是具体的表现。这些矛盾不可能总是通过扩展空间的办法来解决,当其空间扩展到极限时,解决办法也就走到极限。因此,必须从资本自身矛盾的解决来寻求其他矛盾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