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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态文明的政治文化与精神（第1页）

第四章生态文明的政治、文化与精神

一、生态文明的政治是兼顾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政治

当我们说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一场文明的革命时，不可过分夸大这次革命的意义。中国历史上讲的革命，如“汤武革命”，无非就是改朝换代，其中确有制度上的变革，但绝对不可能是彻底弃绝前朝文化而从头开始再创一种崭新的文化。中华文明最剧烈的一次革命乃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完成的革命——由中国特有的前现代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革命。现代化的成果应是成熟的工业文明。如前所述，我国现代化“硬件建设”——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软件建设”——民主法治和公共道德——相对滞后。如今，从全球来看，工业文明在发展到巅峰之际已全面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特征。人类必须走向生态文明。但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必然有所继承，民主法治恰是生态文明必须继承的最重要的成果。中国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主要指民主法治不健全和公德不彰），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不能再沿着工业文明的道路走下去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建设生态文明，我们还必须补上民主法治这一课。

在西方，民主法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渐入佳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民主毕竟也助推过纳粹的执政。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写在宪法上的平等人权并没有真正兑现，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之后，有色人种才逐渐取得了大致平等的权利。今天，民主法治已得到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认同。“民主”和“法治”这两个词都包括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在中国古代，孟子早已向统治者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宋代的张载则提出：“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他们都希望每个人的生存权皆有保障。生存权是最低限度的人权。然而，前现代社会连这种最低限度的人权都不可能保障。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质资料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弱，一遇大灾，则饿殍遍野。二是极权制度必然滋生权力腐败，导致权力滥用，财富分配不公，更不用提制度规定的残忍，如诛九族之类的刑法。历史已充分地证明：只有到了工业文明阶段，人类才有了保障人权的物质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民主法治则是保障人权的制度条件。

民主的精义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基本制度、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民众（或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关键。但在人口众多的社会，每个人都直接参与每一项制度或政策的制定是不可能的。于是，只能采用代议制（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为民意表达留有充分的、合法的渠道。

法治的精义是公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承认并遵守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每个公民都有守法的义务，各级官员（包括最高领导者）和执法者也不例外。国家领导人必须依法治国，各级官员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广大公民必须遵纪守法。对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不管是最高领导人的，还是普通公民的，都必须依法惩处。

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成熟的民主不可能产生公正的法律体系，没有法治，民主会导致社会动乱。今日中国法律权威不高，就因为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不够，“**”时的“大民主”导致了全国性的武斗则表明没有法治的民主会导致社会动乱。

民主与法治的健全依赖于公民素质和公民道德。仅当一个社会有正义德行的人居于多数时，民主法治才能健康运转进而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一个国家有正义德行的人过少而徒有民主法治的形式，则民主法治必是劣质的、虚假的。

民主法治也需要市场经济的支持。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是互相支持的，二者都凸显自由、平等和公平。

我们可把人的自由区分为日常行动自由和道德自由。日常行动自由与道德无关，例如：早餐是吃面包，还是吃馒头；周日是留在家中读小说，还是出去郊游；健身是打太极拳，还是跑步；业余消遣是下中国象棋，还是下国际象棋，还是打网球……个人的此类行动选择与道德没有关系，可随意选择。而道德自由指有道德的人出于对道德原则的自觉而对道德上正当的行动的自觉选择。例如，一个孝子会自觉地赡养父母，会以不赡养父母为耻；一个有正义德行的人会自觉纳税，会以逃税为耻；一个有仁爱德行的人会自觉地爱惜他人的生命，而不会以强凌弱……道德自由跟日常生活自由的区别在于，道德自由表现为主体的必然选择，而日常生活自由表现为主体的随意选择。以“主体的必然选择”去界定“道德自由”似乎是矛盾的。既然是必然的，又何谈选择和自由？因为主体确实有选择的“自由”，即选择不正当甚至邪恶行动的“自由”，例如：总有为人子者不赡养自己的父母，总有人逃税，总有人杀人。我们必然会谴责这些人，说他们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

不可认为一切行动皆与道德有关，这样会导致泛道德主义的专制。确保人的日常生活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囚禁之所以是对个人的严厉惩罚，就因为它剥夺了个人日常生活的自由。为什么自古就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就因为一旦个人被剥夺了日常生活的自由，则生命大受压抑，生趣大减。

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都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没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激励的贪欲会使人类社会变成比自然丛林可怕得多的丛林。正因为如此，生态文明的基本制度应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它与工业文明的根本差别在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要遵循人权原则，还必须遵循生态法则。例如，当公民和立法者有了生态意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制定污染权交易制度，从而以制度激励企业家去发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技术；就可以制定促进绿色消费的制度，从而以制度激励所有公民的绿色消费。中国正在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其中就包括制定污染权交易制度和鼓励绿色消费的制度。

生态文明不能没有市场经济，但生态文明的市场经济不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过分地受制于“资本的逻辑”。生态文明的市场经济必须首先服从生态规律，其次才服从“资本的逻辑”。首先，这要求任何一个商业项目或工业项目都必须通过严格的环境评价才能付诸实施，其次，要求所有的企业都把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当作自己的责任。

仅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不能确保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还依赖于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兴盛。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成立各种环保组织，需要建立环保基金，等等。

自由主义者有对国家权力膨胀之危险的充分警惕。美国可谓民主国家的典范，但美国在国际上的作为显然并不完全遵从民主原则，例如：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投入巨额经费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引领国际军备竞赛，这些都非常不利于世界和平。美国不能竭诚维护世界和平，也就不可能竭诚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各大国都在军事上投入巨资，在环保上就必然不能全力以赴。

其实，不仅国家权力的膨胀是值得警惕的，跨国公司的力量的膨胀也值得警惕。民主所植根其中的多元化要求各种力量的多元化均衡，要求我们抵制任何单一组织的力量的过分膨胀。所有人都站在一边不是好事，如果所有人都站在一条船的同一边，则该船会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