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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间服饰（第1页）

第二节民间服饰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服饰一词。《周礼·春官》云：“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服饰一词的意义与后世基本一致。服饰由服和饰两部分组成，服包括衣、裤、裙、鞋、帽；饰指首饰、脚饰和腰饰，主要是配合服，起到装饰作用。服饰的种类繁多，光首饰就有钗、簪、胜、梳、夹、耳环、耳坠、项链和项圈等不同式样。服饰是一个民族最为显耀的身份标识，“凤凰装”、“银装”、“珠衣”、“旗袍”、“藏袍”、“蒙古袍”、“鱼皮衣”就分别是畲族、苗族、高山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和赫哲族的身份符号。

一、服饰的起源

服装的起源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四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有文身等装饰行为。十万年至四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球经历了一次严寒的侵袭，这时期也称冰河期，人类开始使用兽皮御寒。什么是人类服饰的原始动机？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诸多不同观点之中，最重要的是遮羞说、保护说和装饰说三种。

遮羞说认为服饰起源于人类对身体（特别是性器官）感到羞耻而需要加以遮掩。遮羞说虽然很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但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的羞耻感不是生来就有，而是一种学习而得的行为。

保护说则认为服饰的动机是防御自然界对人体的伤害（如严寒、烈日曝晒和风沙等），持保护说的人不难找到很多支撑其观点的论据。例如，冰河期的洞穴人使用兽皮就是为了防寒。但是，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始部落在寒风呼啸中赤身**，而赤道附近的不少土著却穿衣服，所以保护说也有其缺陷，不能阐明服饰起源的主要线索。

装饰说是唯一触及服饰原始动机本质的观点，服饰起源于人类对美的追求，服饰的原始动机是装饰，包括夸大、标识、巫术和吸引其他人等多种因素。一般认为，人类总得先追求温饱，再求美观，这种想法只是缺乏研究的猜想。人类很早就有美的追求，而且，人追求自身的美（即服饰的美）要早于追求器物的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仅求实用，粗糙而无一定造型，然而，这时人类却已经用动物的羽毛装饰自己，或断发文身。原始人类的装饰动机，决非在闲暇中产生，在他们看来，装饰本身就是非常实用而且有着非常具体的目的，如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的注意。这一行为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之初，普列汉诺夫甚至认为在动物中也有类似行为。此外，装饰可起因于对自然现象的畏惧，打猎的丰收祝愿或禁忌。

二、服饰的演进

中国一向被誉为“衣冠之邦”，整套繁缛庞杂的章服制度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商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其服饰的具体形式我们知之甚少，从甲骨文和商代青铜人像等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初步出现服饰等级。我们已经可以从服饰上区分诸如大奴隶主及其亲属、侍臣、人质、奴隶等多种不同身份。区分身份等级的方式，除服装样式外，还有衣料的质地、色泽和花纹，例如有一种皮制的装饰物，上面涂绘花纹（兽头纹等），悬挂于腹前，象征着权威。

章服制度基本形成于周代，周代关于当时服饰的直接记载见于《礼记》《周礼》《仪礼》，此外，青铜器铭文中也有零星资料。根据上述资料，周代男子服饰已有冕服、弁服、元端、深衣、袍、裘等。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又可分为礼服（祭祀之服）、朝服、田猎服、凶服和兵服。周代的章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中间虽经历代统治者增删改易，但基本形式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分。在服饰文化领域，汉代的确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地服装样式多趋纤长，纹饰精美，色彩艳丽，材料细薄，后人称之为楚衣。丝绸制作的服装，特别能表达楚衣之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服饰，其中有袍、衣、裳、帽和履，这些服饰除履用麻外，其余都是丝织品所制。汉代服饰出土最多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其中有袍、裙、手套、袜子和鞋。马王堆出土的袍虽然较江陵更加复杂，但纹饰风格颇为相似，服饰纹样以凤鸟为多。这反映了远古楚人以凤鸟为图腾的文化之源。汉代服饰中有一种“假袖”，即袖端再加一长段袖口，类似后世戏曲中的水袖，这种“假袖”，也是源于楚文化。

历史上所谓魏晋风度，从广义上讲，是指一种无为无不为的时代精神。谈到魏晋风度，人们总要联系到门阀士族在诗歌、音乐和书法上的造诣以及谈玄论道、炼丹服药和饮酒任气的风气，而常常忽视了当时流行的服装形制及其风格。

魏晋士人流行宽衫大袖，式样简朴，省略了秦汉袍服上的繁复装饰，头上戴巾，或梳辫子，较少用帽。服装色彩则崇尚素雅，贬斥俗丽，连喜庆婚礼也常用白色的丝织物。穿着形式也不拘一格，或披而不穿，或敞领袒胸，喜赤足，甚至散发**——用刘伶的话说，这叫“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裩”。这种服饰完全违背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教规定，却又充分表现出穿着者潇洒脱俗的气质和品格。

唐代的服装以胡服为典型，这种胡服主要流行于初唐至盛唐，典型形式是头戴锦绣浑脱帽，身穿翻领窄袖袍和条纹小口裤，脚蹬透空软绵靴。这种服装，主要是受了西域诸国（今新疆一带）和波斯、印度等的影响。胡服的特点是装束紧贴合身，人体的**较多，风格奔放，不拘一格，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和感受。中唐以后，社会风气改变，浅斟低唱，车马宴游日盛，取代了兵车弓刀的边塞生涯，流行服式也随之改变，由窄袖紧身变为宽衣博带、大袖长袍，胡服因之逐渐减少。

中国古代在纺织品服饰上运用种种加金技术大约始之于战国，汉代以后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织金技术已日臻成熟。但织金锦缎广泛用于服饰是在元代，唐宋服饰图案以色彩综合为主的艺术风格，至元代变为用金银线来作主体表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艺术欣赏习惯、服饰爱好和生活的广漠环境有关；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民族通过战争获得大量黄金，可以在服饰、宫室诸方面大肆挥霍。

满族服饰是清代三百年间的主流，男子礼服以袍褂为主。长袍多开衩，官吏士庶左右开两衩，皇族宗室前后左右开四小衩。清朝后期，品位较高的官员也用四衩袍。不开衩的袍称“一裹圆”，用作便服或平民服装。满族妇女以修长为美，袍衫因之流行瘦窄，并上梳高耸的旗髻，下着花盆底的高底鞋，显得穿者亭亭玉立。

三、男子服饰的现代转变

男子剃发留辫，原是清代满族统治者初入中原时强迫汉人接受的。因此，在清代，男子蓄辫与否，成为社会衡量其是否效忠朝廷的标志。男子留辫不仅是生活习俗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时男子的剃发留辫，主要是靠了政治与法律的威力才得以推行并相沿成习的，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进入民国，原由满族统治者强加于汉族社会的男子剃发留辫风俗，随着清朝统治的灭亡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也就难以持续下去了。

其实，民初的剪辫子时尚也是服饰本身发展规律使然。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至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也出现了某些欧化的趋势。西装与辫子是格格不入的。华人的辫发胡服，委实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也遭人耻笑。在辛亥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西装、中山装占据了主要地位。不仅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其他阶层的人也照样穿；城市是如此，一些远离都市的偏僻县乡也是如此。如四川新繁县，民国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10]。河北怀安县，“在城一方，平时常服线呢、洋布，衣制亦较多乡村时样。……惟在外游学诸生，交际既广，接触亦多，所著服装较为特异。男有洋装革履，女多剪发旗袍。萍水相逢，俨然津海人焉。”[11]至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穿西装的男子极多。西装是辛亥革命前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典型穿着，中山装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改造英国式猎装所制。因为这两点，民国建立前后，人们把西装、中山装与维新、革命结合到了一起，“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12]。中山装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常见的男子服式，这种服装比西服宽大，上身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口袋，领口可扣至颈下；下身是西式长裤，当时颇为流行。“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13]，就是一般民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14]。商人们更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大做广告，各地经营西式服装及进口衣料的买卖大为兴隆。南京“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式，列肆相望，无论何店，皆高悬西式帽”。北京的西服庄通过做西式大氅和西式冬帽发了财，“年来北京人士需用大氅之数，比之以往，可加及数倍。需用既多，故供给者众”[15]。至于学生，除了规定的学生服外，更是带头在服饰上洋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流行穿长袍。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中式服装，上穿中式领的衫袄，下着宽大的裤子，仍然是汉族人最基本的服装样式。男子的中式上装是对襟的，女子的中式上装有斜襟和对襟两种，这类传统的中式服装不仅在式样和色彩上男女各异，而且在各个时期也有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肩、襟、裤脚、口袋、扣子部分以及上衣和裤子的肥瘦长短上。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生动地描写了咸亨酒店中“短衣帮”酒店的形象。“短衣帮”三个字准确地说明了中式短衣是旧时劳动人民的日常装束，与“短衣”相对的“长衫”自然也是1949年以前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长衫、马褂或马甲通常是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装束。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已经以穿西服、旗袍为时髦，但从数量上看，当时仍是以穿着各式长衫或短衣的人为多。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男子服饰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男子服装以粗布、棉布为主，品种单一，色调单一，补丁衣服极为普遍。70年代，服装以棉布、化纤为主，布料色调单一，以中山装为主，颜色以蓝色和绿色为主。80年代，服装颜色渐趋丰富，款式开始新颖，中山服已失去主导地位，西装大量出现，喇叭裤、牛仔服深受青年欢迎。皮鞋、皮夹克及呢子大衣普遍出现，面料以化纤、毛料为主，真皮服装出现并逐渐增多。90年代，服装款式新颖，色调齐全，纯棉、纯毛、真皮等高档面料使用普遍，但化纤服装仍然有很大市场，高档西服、休闲装、时尚服饰、牛仔服饰在市场上大量涌现。

近些年，男子服装款式新颖，样式独特，服饰具有个性化、自然化和环保化特征。此外，唐装、宋装、清装等古韵犹在。

四、**曲线的女性服饰

女性的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的分水岭同样是在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一般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有一些青年妇女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以为唯此才当得起文明、新潮。其后，女子服装渐呈西化趋势，一改过去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服装造型，将衣服裁制得长度减短，腰身收紧，袖口缩小，比较注意展示人体的曲线美了。正如女作家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妙笔生花的那样：“民国的建立，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景象……时装上也有显示出现空前的天真、轻松、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子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服装的开放与变化，展示了时代的进步与妇女的解放程度。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流行表面上模仿传统、实质上吸收西方服装优点的女服——旗袍。旗袍满语称“介衣”，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袖、襟、裾等都滚有宽阔的花边。起初，其式样与清代旗服没有太大差别，但不久在受欧美服装影响以后，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在长度缩短了，腰身收紧了，袖口窄小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在衣长、袖长、衩长上不断花样翻新，致使这种服装一时衣长及地，连鞋子都看不见，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处，使整个小腿都**在外面；一时兴长衩，一时兴短衩。不过，袖口却是越缩越短，由肘上缩到上臂半露，再缩到肩下二三寸；同时，腰身越来越窄，有的窄到要吸了气才能扣上纽扣。那时期的旗袍，季有新款，强调三围，即胸围、腰围、臀围，趋向狭窄、紧绷，突出人体曲线。茅盾先生在小说《子夜》中，描写了巨商吴荪甫的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头一次到上海。这个象征封建没落的老朽，怀中紧紧地抱着《太上感应篇》，他眼中景物都是“离经叛道”的。在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耸入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向吴老太爷扑来。最令他身心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衩短旗袍、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髦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跷起了**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使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心力交瘁，晕死过去。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烦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16]这种定型的标准式样，主要是吸收了西式女服的特点，已与传统旗袍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故而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中装西化的样式。

除了旗袍，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的妇女还喜着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民国时期，妇女服装的多样化和时装化现象十分明显。当时，由于有船直航欧洲各大名城，因此巴黎等地的新式服装三四个月后即可流行于上海。在领导时装新潮流方面，电影演员、模特、交际花走在最前面，作用也最大，上流社会的妇女趋而从之。同时，各种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对新奇服装信息的传播和电影业的推动，也使女式服装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服饰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军黄、灰、蓝三色统治了女性的衣着打扮，女性特有的身材曲线完全被掩盖在直筒的男性化的服装里面。英姿飒爽成为年轻女性追求的气质和风度。旗袍这种代表东方女性美的时装悄然而逝了。直至90年代，旗袍又以崭新的姿态重返时装舞台，甚至还被作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

五、服饰穿戴的规矩

一个民族的服饰，是民族风俗习惯的最为直观的方面，是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饰方面，不同的民族文化圈有着不同的规约，这些规约一般都以某种信仰为根据。汉族民间关于服饰的规约主要表现于服饰的颜色、款式、穿戴及放置等方面。

中国传统服饰有四季之分。北方天气温差大，常以单、夹、棉、皮相区别，不按季节穿戴，也是冒犯规矩，就会在民俗风尚上承受种种压力，或预示着某种变故。如六月穿棉袄，不是生病，便是家道中衰，经济拮据，而旁人也会以冷眼相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