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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兴奋02（第2页）

“文化”这个词本身意味着掌控这个概念的一个更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定义。农业这个最初的隐喻术语的来源，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驾驭。耕地就是一种属于人类的有用秩序的征服，不同于自然的“无序”。“文化”这个词对人类的隐喻性应用，起初应用于儿童，然后用于成年人，成为伟大的艺术作品、音乐作品、文学作品等的……谆谆教导，相当于对自然的——以及未被社会认可的——人自身的“无序”的征服。（Gans，1982，11）

如果说，文化是对灵魂中的无序性的掌控，那么，它在城市中的应用就会使它与乡村的对比——与那种自然观的对比——而不像与内在自然，即与城市生活相适应的无序形象的对比那样明显。为此，甘斯说：“因此，艺术的‘掌握’的真正含义，就是对人类情感的掌握。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就必须对各种情境、对唤起这些情感的经验进行令人信服的表现或‘模仿’”（Gans，1982，11）。

这表明文化激发并加剧了它需要克服的情感或无序状态。从285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创造了需要被控制的情感，例如，通常注意到城市居民表现出来的焦躁不安、心烦意乱、疲倦不堪、匿名性、逆来顺受和虚无主义的情绪。我们能不能说，在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想象性马赛克中，城市强化了这些情绪及其“克服”呢?因此，文化就会在需要强化和超越这种困扰日常生活的极端偶然性经验中定位这种张力。请注意，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如果说城市是自由和流动的堡垒，那么，它也是怨恨获得某种特定现代形态的场所。这是与解决不平等现象的自由和主观的个人怨恨的需要相称的，这些场所被想象为把他们与中心（行为所在的场所）隔离开来的条件。城市的性质及其多样性与一个人群的混乱情绪有关，他们的怨恨与中心和周边的这种分层模式联系在一起。排斥和对社会剥夺的怨恨充斥着整个城市，因为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在行动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外围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克服”或者消除这些情绪，城市的文化体现了唤起这些情感的情境。城市的文化产生了魅力、自怜和恐惧，因为人们与行为的隔离被认为是由生活的机会释放出来的分化所导致的。困扰城市及其担心他们被排除在行动之外的最“敏感”的居民的焦躁不安，是城市的想象性结构的组成部分，导致焦躁不安的方式各不相同，有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各种想入非非，诸如错失机会、对“高雅生活”的神秘感、名人场景、难以进入社交圈子、流言蜚语以及被称之为“城市神话”的种种形象。城市里充斥着正在被错失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唤起了一种持续不断地对行动场景的不可思议的集体感，引起了一种排他感和遥远感。这种感觉总是顺着作为一种隐秘场所、一种都市乌托邦的边缘地带在别的地方流动，这种感觉煽动着怨恨和**，总是对城市里焦躁不安的灵魂起着一种**作用。

按照这种观点，城市的文化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揭示出来的，即通过短暂的地形学释放的焦虑，唤起并产生碎片化的形象及其超越。卓越的城市方法是增强它的魅力，因为城市的匿名性和碎片化的拥挤景观就是控制怨恨的手段。在激活这种匿名性的景象时，行为的情境激发了对它进行掌控的需要和欲望。因此，在被想象为一致性承诺、亲密性允诺之更新时刻的表现中，城市模仿对匿名性的掌控。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的情境把对生活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遭遇的偶然性和无常性——表现为对其掌控的真正承诺。这种行为情境的形象把匿名性当作永恒的负担戏剧化了，而城市居民则可能通过应对教养的挑战来克服这种重负。在甘斯看来，作为这种掌控的延迟而具体化了的教养，是因为城市的多样性、生活机会在现代生活中释放的怨恨，以及一心想着那些未能实现和被挫败的欲望而成为必要的东西。因此，教养会出现在那种使怨恨变得文明的努力之中（Gans，1982，11-12）。

为了预见某些方向，这种行为的承诺为匿名性的戏剧性质提供了无事件性。如果没有铭刻在行动的想象性结构中的这种期待，无事件性就会等同于无聊的苦差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这个国家被确定无疑地指责为平静无事，那么，它就是那种没有行动（承诺）的无事件性的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无事件性的生活就会变得无聊起来。相比之下，城市的无事件性与在富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活动中所期待的克服共存。正是这种共存，把无事件性戏剧化为匿名性的景观。城市的无事件性因与行为中的克服相关而被赋予了戏剧性，而这种行为又使都市的无事件性成为一种匿名性的景观，而不是一种无聊的体验。行为的情境是对亲密性的承诺，是对成为真实的自我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这种无事件性，与这个国家的无聊明显不同，可以被理解为躁动不安。正是这种无事件性，用一种获得景观重要性的方式把匿名性戏剧化为躁动不安。

换一种方式来说，城市的无事件性就是一个事件，因为等待和期待的方式——寻求行动——本身就成为一种景观。如果说，等待意味着在那种会熄灭它的活动期待中经受着无事件性的痛苦，那么，相比之下，无聊简直就是在忍受看不到尽头的无事件性。赋予等待以戏剧性的东西，就是行动机会的社会分化。行为的目的总是在怨恨的征兆下被想象出来，这不仅因为无事件性的痛苦只能通过行动补救，而且因为无事件性的痛苦是按照他者的生活所证实的这种可能性观点设想的，而他者就在行为所在的地方。他者的难解之谜和他们的满足感——存在于行为的所在之处

——是对事件性真理的一种持续证明。等待的戏剧性，不仅是期望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他者就在那儿，因而不仅通过行动克服一种希望，而且他者总是站在某个立场上想象着要进行的行为事件的希望。等待的戏剧性与行动机会的分层有关，在某种程度287上，强调等待是一种可以通过亲密性事件克服匮乏的分离。在无聊中，无事件性只是生活本身的一个参数，而城市里的等待的无事件性则把一个人的存在戏剧化为二合一，把一个人的存在与行动分离开来，并且能够克服这种分离。

城市文化既造成了混乱，又产生了克服手段，这意味着城市把人类与有限性的关系戏剧化了，使时间和空间的挑战具有“可怕的”广袤性，同时使进取心的“替代性宿命感”成为克服必死性（解决问题）的手段。可替代性的幽灵暴露了城市领域中的空间限制，城市彼此之间（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它们丧失的幽灵也暴露了时间的限制，人或事物的任何一种价值区分都注定会消逝。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即兴艺术和以“替代性宿命”的形式释放出来的模仿性传染，都必须保持生活在当下的典范性的生命方式。

城市能够激发人们对当下的渴望，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且是一种承诺的事件，按照那些构成希望图景的环境和场所中发生的事件性行动的**，它也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这样的景观使城市充满了一种无限的、但又未实现的亲密性氛围；城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地塑造自己的形象。从社交场合的阈限到大众文化、非正规和类似的经济，到显眼和荣誉物品的区分，每一种形象都体现在使用的区分和行为之中，并且在城市中通过协会、个人当作机遇的情色景观的一部分发挥作用，成为各色各样的和狂欢性的掌控虚无主义一般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

怀旧与享乐

我将继续考虑闲逛者的欲望。他的热爱渴望在掌握城市时表现出来，通过在各种姿态中迷失自己。不同寻常的是，通过肯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这些姿态充当了他讨好城市和赢得青睐的手段。城市不能被控制，而且闲逛者必须渴望，对城市的这种不可能的掌握会在他对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分离中被揭示出来。城市的行为总是在别的地方。一方面，居民在城市的历史中缺席，288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他不断地诱使城市的历史展露过去，从而把怀旧释放成为他的受虐式漫步的可见途径；另一方面，当下的**表现为一顿要被吞食的饭菜，表现为未来某一时刻要被消化的物质，在这里，过去的分量，对于这个当下而言，严格说来是无法预测的。

这意味着城市居民从来就不是城市的一部分（从最好的意义上说，这是他渴望成为的东西），而是期望在城市成为他的一部分的时候享受时光。城市**的模糊性张力释放出来的这种“客观性反讽”（Baudrillard，1987，38），为城市居民提供每时每刻都令人兴奋的张力。

这就是作为一个诱饵的城市，作为宠儿的城市。城市说：“你试图通过知识来占有我，试图成为我的一部分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成为你的一部分。”用拉康的惯用语来说，闲逛者放下他的武器（自我抑制），以便敞开自己的胸怀去拥抱城市的**。只有当冒着放弃城市匿名性的风险时，他才能最终在当下的希望中活下来，把城市铭刻在他的未来，使其成为一种值得纪念的过去。

如果在这里，对于闲逛者与生产性的复杂关系，有关闲逛者的话语在直觉上是正确的，那是因为闲逛者可望使他的当下时刻在城市里成为“生产性的”，因为通过赋予这个场所中的此时此刻以一种宿命感，他的生命对现在是什么和继续（或未来）是什么将会是决定性的。在城市里的这一段时光，这个当下时间的事件性，就是一个人的传记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必须认识到，在未来的每一个当下，他是怎样不离不弃地把城市当作他命中注定的过往。而在当下“产生”的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就是现在体现在他的这个场所中的丧失和更新，这将在未来被确认为他自己创造的历史。齐美尔关于奇遇中梦幻般的性格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就像风流韵事一样，这是对“永恒有效性的时间性表达”，闲逛者对当下这种稍纵即逝时刻的生产性，就是使自己的性格和身份变得必要的方式。齐美尔对奇遇与艺术品的比较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闲逛者通过使当下充满不可能的永恒重要性，充满（我们可以称之为）传记的集中性，从外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意义。

人群

对于一个完美的游手好闲者，对于一个热情的观察者来说，在人群中，在潮起潮落中，在喧嚣繁忙中，在转瞬即逝和无穷无尽中建立起寓所，就成了一种巨大的快乐源泉。呆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一种在家的感觉；看一看世界，置身于世界的中心，这就是独立的、浓郁的和没有偏见的一些精神的小乐趣。（Baudelaire，1972）

不被如此接近和如此包罗万象的事物所感动，就是要给自己证明有某种力量。闲逛者留在人群中并且依赖于人群的需要，似乎与这些精神的“独立”形成鲜明的对比。闲逛者在匿名性的潮起潮落中伪装自己，就是要看一看他的完整性是否经得起这样的考验，这种沉浸感、定向感而不是随意性。利用一天的节奏，他在人群中移动，他伴随高峰期的人群移动，他被流动所吸引，他着迷于工作的时间和明确的标志，迷恋于游戏和一天中不同时刻之间的社会间隔。在这种人群的潮起潮落中，物种的基本凝聚力可以被理解为拥挤——数量、密度、未知物体的碰撞、传染病的威胁、边界和分类的物质性，仅此而已。

对闲逛者的批判性评论总是把波德莱尔对人群的描述当作一个例子。他的目空一切，他在谈到乌合之众时对无所不能或令人作呕的独特性的言过其实的渴望，仿佛他的独特感是要以牺牲无差别的人群为代价而发展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闲逛者被看作渴望权力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带着一种治疗性声音的俯就语气，声称他想接近众多的人，可是又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他“害怕参与”一样（quotedinLatham，1999）。但是，减少这种冒险并不能公正地对待辩证法：人群是惩戒性的、“不受管辖的”异物，与生命的连续性断绝，需要回归到生命的中心。跳进人群之中会引起难以预料的外在性和难以控制的心烦意乱，这就是对冒险的挑战。人群中最外在的东西不是缺乏独特性，而是释放出来的匿名性力量。在人群中，一个人是未知的，或者只是在表面上为人所了解，没有任何保障使有限的圈子里的相互交往变得容易。一个人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对于这些他者来说，就是一个异类，反过来说，以各种不同方式唤起所有人的不受约束的没有品位的经验，唤起无须社会区分的武器而不得不保持自己地位的不受约束的经验。借用拉康（La，1981）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在人群中，我们放下了武器，冒着赤身**和毫无防备的危险把自己交付给他者。大众之所以令人兴奋，并不是因为提供了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感的机会——不是因为那种超然脱俗——而是因为有能力创造挑战来维持我们的存在，即通过“其偶然性外力的特殊包容性”（Simmel，1959，247）保持我们自己的挑战。波德莱尔在他的劝告中捕捉到的这种人群的兴奋，即任何一个在人群中感到无聊的人，自己就是一个无聊的人，一个他鄙视的傻瓜（Baudelaire，1972），我们可以在对闲逛者（一时的喜悦和危机四伏的悲伤）来说那种必要的喜悦和悲伤的混合体中看到这一点。

在集体的运动中，物种的凝聚力被感受为一个在数量的力量中体现出来的原始联系信号，这种数学的力量存在于表达形式和范畴的人造物和教化之前。拥挤本身作为一种吸引闲逛者的诱饵，成为一种让人们想起物种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团结一致的方式，面对脆弱和危险的时候，便会提出这个始终让人困惑的问题，即它的持续性和连续性，它将留下什么样的记载，它将证明什么样的遗迹，它的当下在明天会是什么样的纪念碑。

现在，我们能够开始理解，对于作为理想言说者的闲逛者来说，他们对城市的爱，为何是描述城市居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就像齐美尔意义上的风流韵事一样，对闲逛者来说他本身就是一种出色的奇遇。因为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闲逛者在城市中的存在就是“一种‘命运的眷顾’——即使这是一种瞬间的、**的、突然抑制的**”（Simmel，1959，252-253）——这种命运的眷顾与居住者的生命永恒的有效性和理想重要性联系在一起。作为典范性的冒险活动，城市中的生命尽管有其外在性，但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中心，就像对我们的性格和身份如此有效的梦幻般的那种体验，只能允诺在未来会不可避免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推迟了对无法拥有的城市的掌握，同时，把它的必要性保留在我们无法逾越的内心深处，这是“彼此相依的两个灵魂”的命运，这是一种永恒的时间性表达。

结论

美的概念首先是把城市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讨论，然后是当作对韦伯关于艺术和科学区分的回应，最后是在齐美尔的客观性文化概念中。波德莱尔允许我们把美重新表述为这种方式的一个特征，即任何当下的短暂性质都体现在出现和显现的表现之中，“现代性就是短暂性、稍纵即逝；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Baudelaire，1972，403）。城市是这个“样子”出现并且变得明显的场所，特别是在呈现一副要被展示和观看的面孔的时候，包括呈现自我的时候，目的是在被观看之中唤起人们最引人注目、最令人钦佩、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曾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马车，有它自己的表情，有它自己的姿态”（Baude-laire，405）。

城市把短暂性、稍纵即逝和偶然性的呈现戏剧化了，在一定291程度上，表现在需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为这种展示提供机会的时候，并且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场所使一种“积极态度”具有景观的意义。城市之美就在于通过这些场合把它的短暂性环境组织成具有魅力的方式，从而吸引城市里的人们前来观赏，用他们的眼光看待自己，在公众面前进行表演或演出，让人观看和引人观看。关注这一时刻使我们能够恢复一种“积极态度”的集体观念，使其众多的日常生活和环境具有这样一种偶然性的特性，通过赋予城市的日常生活以装饰的品质从而给实用性增添乐趣。城市之美就在于敢展示和炫耀它的肤浅性。它的矫饰主义，因为对生活的渴望而体现在它压倒一切的世俗性之中。

这种形象所代表的对城市的爱，是城市的想象性结构本身的一部分。对城市居民来说，奇遇始终是一种欲望的对象，有时是292怀旧，有时是戈夫曼的激进主义形态，但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要把在这个场所里的时间打发转变为一种精神的冒险。我们能够想象城市在如何为冒险创造空间方面发生的改变吗?

如果我们从波德莱尔的文章中想起，据说闲逛者一直困扰着世界的文明之都（Baudelaire，1972，400），那么对已经失去的闲逛者的哀叹，同样能够告诉我们对城市已经失去的东西的痛惜，言下之意，也是对失去它所允诺的冒险的悲伤。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城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世界文明之都。这可能开始表明，闲逛者的失去与城市之间有分量的差异感的丧失是相称的，它把文明之都区分为城市的倒数第二形态。事实上，（在“全球主义”的条件下）匿名性似乎危及城市本身的特征，很有可能会消除任何一个城市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你还能爱一个城市吗?在这样一个更新的过程中，你还能与城市建立起联系吗?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通过体验短暂性的兴奋感把城市之美与城市的幸福感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联系则是把兴奋与进取心以及对间接体验到的被压抑而永恒期待的命运感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凝聚。这样一种在大众文化和边缘性市场的不断创造中293体现出来的对城市的兴奋感，在边缘上不断变化的呼声作用中得到了证实，试图在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追求和做事情塑造自己的利益。由于受到机会和丧失的兴奋力量的制约，城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力量总是作为一种竞争性的景观发挥作用，反过来又提高公共生活的兴奋节奏。正如左派所认为的，全球化会把那些无法抓住机遇的人排除在期望之外。右派认为，城市持续不断的机会主义正在摧毁长期存在的重大差异性。从任何角度来看，城市被认为是把每一种区分都当作一个机会，而每一个机会都被视为一种交易，使每一代人都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从而在任何时候都能激起人们对青年活力的蔑视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