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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盛极而衰的明代道教（第1页）

第一节　盛极而衰的明代道教

明代的历朝帝王大多崇尚方术，扶持道教。终明之世，朝廷经常建醮设斋，帝王们动辄扶乩降仙，礼部长官多用道士。当时，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称号或被授官赐爵者数不胜数。不少道士尤其是正一派道士被朝廷委以重要官职，出入禁宫，干预朝政，有的位极人臣，擅作威福。道士地位之高、权势之重为历代所罕见，道教因而也对明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中国封建社会道教的兴盛发展进入了最后一个**。从此以后，它便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和解体，而开始了没落的过程。但是，尽管道教在明代贵盛一时，对于教理教义却没有建树，缺乏创新；道徒素质降低，教团日益庞大且腐化堕落。其宗教活动更多地限于斋醮祈禳、禁咒画符、印剑镇妖、占卜扶箕、祈雨生风、镇宅镇基等，从而与世俗生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一、明朝诸帝崇尚方术，信奉道教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夺取天下，曾利用道人周颠、铁冠子为他编造神话、制造舆论，借以表明其势力的发展是天神的旨意，并且得神之助。他登基之后，他即征召正一派第42代天师张正常、全真道领袖张三丰以及邓仲修、傅若霖、刘渊然等，改封张正常为“真人”，正二品，予世袭，对他们优礼有加，极力扶持。与此同时，又在全国设立道教管理机构，并颁布一系列敕令，对道教加以扼制，使之控制在朝廷手中，能有效地为维护明朝的统治服务。洪武元年（1368年），他诏立玄教院（洪武四年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设道录司，负责掌管天下道教事务。明成祖朱棣崇奉真武，声称其起兵“靖难”、入继大统是因得到了真武神的大力相助。即位之后，为了酬谢真武神，命有司于“京城艮方（东北）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1]。永乐十年（1412年），大举兴建武当山宫观，历时六年，费以百万计。武当道教因而走向兴盛。

明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宦官专权，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明初既定的对道教既崇且抑的双重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尊崇过滥的现象。景泰三年（1452年），道士蒋守约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这在明史上是件破天荒的事。礼部为中央六部之一，尚书责任重大，道士的身份在士大夫们眼中属于“杂流”，根本不配担任如此重任。这说明明代帝王崇道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明宪宗即位后，崇道益甚。当时朝中担任要职的道士、方士数不胜数，其中尤以李孜省最为典型。李孜省（？—1487年），江西南昌人。曾为布政司吏员。当时明宪宗爱好方术，于是他“日采取符箓诸书以献，宠信日隆。八年间官至礼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骄恣，有忤己者必害之。”[2]成为明代历史上方士乱政的典型事例。成化四年（1468年），明宪宗任命道士李希安为礼部尚书，掌太常寺事。宪宗还利用他首开的传升制度，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间，传升僧道官达三百数十次之多。他还大量敕封“真人”、“高士”，使明朝初年确立的封官升迁制度与僧道官制尽遭破坏。明孝宗也热衷于行斋设醮。弘治十七年（1504年），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

明世宗朱厚熜在他统治的45年间，终于将道教的地位推到了最高点。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因受其父兴王朱祐杬崇信道教的影响，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即位第二年开始，便极力贬黜佛教，专崇道教，“以道术治国”，将朝廷的政治活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合而为一。

第一，广设斋醮。明世宗即位之初既滥行斋醮，“不斋则醮，月无虚日”。据记载，当时“（邵元节、陶仲文）倡率道众，时举清醮，以为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呪，无间昼夜寒暑”[3]。明世宗还特别重视在斋醮仪式上焚化青词。[4]朝野士大夫为了获得世宗的宠幸，争相撰写青词。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任命的14位内阁辅臣中，有9位是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获擢升的，最著名的有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还出现了四位“青词宰相”，即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他们都是因为撰写青词而入阁。

第二，宠信道士。嘉靖一朝，受宠遇的道士最多，恩典也最滥。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士得一品之恩。邵元节，江西贵溪人，号雪崖。早年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因祈雨求雪“祷有验”，深得世宗宠信，封真人尊号，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陶仲文，湖北黄冈人。嘉靖年间因恃符术、长生术而得宠，封真人尊号，总各观住持，给诰印。特授礼部尚书，次第加少保、少傅、少师。一人兼领三孤，在明代仅此一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世宗命还命方士徐可成为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使之成为明代第四位担任礼部尚书的道士。

第三，迷信方术丹药。所谓方术，即指医、相、命、卜、观风、望气、象纬、堪舆、金丹、房中等术。明世宗尤信道教阴阳采补之道，相信丹药、秘术可以祛病延年。据载：“嘉靖间，诸佞悻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元节）、陶（仲文）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5]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服用了道士呈进的性燥的金石药后，病情加重，终于不治。他长生成仙的幻梦终于破灭了。而他“道术治国”的结果，却是荒怠朝政，将深陷内忧外患的明朝统治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嘉靖时期道教的贵盛，并非是道教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仅仅是昏君宠幸的结果，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代表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某种宗教能否扎根于斯、长盛于斯，往往取决于士大夫集团的态度。而道教在明代没有获得士大夫的认同和拥护（特别是与佛教禅宗相比），甚至被士人视为是“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之害尔”[6]。而上层道士及整个道团的腐化，更促使它迅速走向衰落。因此，明穆宗朱载垕即位不久即发下诏令：“方士悉付法司治罪，罢一切斋醮工作”[7]，尽革世宗崇道的弊政。虽然后来的皇帝仍有迷信方药、建醮祈禳之事，但道教却再也未能重新兴盛起来。

二、道教状况及成就

正一、全真两大派　元代以来，道教诸派逐渐演变成为正一、全真二大派。正一派是符箓诸派统一的产物，全真派则被视为丹鼎炼养派的代表。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斋醮仪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正式设道录司，总管全国道教。道录司对全国道士分全真、正一二种分别管理，二派度牒和职衔也各不相同。明太祖对道教派别作如此严格的区分，其目的是为了扬正一而抑全真，他之所以独重正一派也有其深远的考虑。明太祖曾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8]可见，以斋醮祈禳为职事的正一派，更适应明王朝通过神道设教进行伦理教化的需要，因此得到有明一代帝王们的大力扶持。洪武初年，明太祖即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道教事[9]，使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大为提高，远远超过了全真派，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贵。

明代正一天师从第42代张正常（1335—1377年）开始，至明末的第51代正一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大真人，作为明代道教的首脑，掌管天下道教事务。

明代全真派道士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表现出道教传统中清静无为、高隐遁世的一面。明初全真派道士张三丰，是一位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人物。明太祖、成祖多次慕求往访不得，其后诸帝也多次褒封诰赠，始终未知其存亡。他的著述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诀》各一卷传世，后人编成《张三丰先生全书》，是研究道教隐仙派的重要典籍。

在明末清初，以修炼为务的丹道学派分化为四大宗派，这是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四大宗派为：南宗，以张三丰学说为主，被称为南宗丹法，含有单修性命、性命双修与男女合修的法派；北宗，以全真正宗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宗，以李涵虚为主，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东宗，以陆西星为主，属男女合籍的双修派，该派声称得吕洞宾真传，实际上仍是金丹派南宗的学说。四大宗派虽各有所主，各有所长，但其丹法道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归于伍守阳、柳华阳的丹法一流。道士们只是在鬼画桃符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

道士数量及其社会地位　明代道士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明初，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度僧道96000余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令清理释道二教，规定：“凡各州府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10]从洪武至永乐，朝廷多次降敕，严出家之禁，甚至定僧道常额和限年之禁。如果根据明初制定的僧道常额，道士的数量不过二三万人。事实上，到了正统初年，这一定制就已经有名无实了。当时，“中官王振喜僧道，每岁必一度之。是年（指正统五年）五月以前，已度二万一千人，至是（正统五年六月）又度，前后共二万二千三百余人。黄冠缁衣，布满街市，自来僧道之多，无逾于此。”[11]景泰、天顺年间，大度僧道仍在继续，僧道数目之多已不可胜记。加之朝廷官卖度牒愈演愈烈，僧道私度已无法裁抑。嘉靖年间，明世宗尊崇道教，更使道士的数量有增无减，朝廷对道士出家早已失去控制。

明代帝王对道教的尊崇甚于金元，因此明代道士的社会地位亦很可观，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至赐爵封官者为数众多。尤其在明宪宗、世宗之际，一些道士位极人臣。明宪宗朱见深宠信过很多方士和道士，著名的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王世能、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等人，他们以方术获取信任，骤得显官。他们有的甚至可以晋升礼部尚书，“而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12]。成化年间，有时一月之内便传升三四批道官，使道录司官员增至原额的十五六倍。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一派嗣教真人第47代天师张玄庆入觐，明宪宗降旨聘成国公朱仪女给他为妻，诰授大真人，母封玄君。此后，张真人每岁赴京朝贺。朝廷所给驿传廪给之规格，超过衍圣公，“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13]

明世宗宠信道徒方士，授以高官厚禄，具体情况前面已经述及。这些位极人臣的道士，显赫一时，恩渥终身，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14]。

《道藏》的编纂　这是明代正一道士为道教著述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道教经典自唐朝开元年间以来，几经编纂成藏。宋、金、元代都有人做过补缀编辑。到了明朝初年，经版多遭焚毁散佚，亟须重新整理纂修。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敕命张宇初纂修道藏之书，为明代《道藏》编纂之肇始。永乐八年（1410年），张宇初卒。其继任者第44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纂工作。明成祖死后，编纂工作一度中辍延搁。正统九年（1444年），明英宗诏命领京师道教事邵以正督校。参与修纂的还有道士喻道纯、汤希文等。正统十年（1445年），全藏刊竣，共480函，5305卷。

《正统道藏》收录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仿照佛教《大藏经》的编辑体例，大体依照前代，按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文、神符、玉玦、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编排。除道教经书外，还收入一部分有关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以及天文、地理等著作。该书不仅收入的著述数量大，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庞杂，除遍涉道教的教义教理、戒律清规、符箓章奏、斋醮科仪、修炼摄养、灵图象数、名山宫观、神仙谱籍、道士传记等内容外，还包含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特别是科技方面（如医药学、化学、天文、地理等）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古代道教与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