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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盛极而衰的明代道教（第2页）

《万历续道藏》是《正统道藏》的续集。《正统道藏》编就后一百多年间，又不断有新的道教著述问世。为了增入新道书，补《正统道藏》之缺漏，明神宗敕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修纂《续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续道藏》修成，凡180卷，32函。《续道藏》首收《太上中道妙法莲华经》，末收焦竑所撰《庄子翼》，共补收道书56种，其中绝大部分是元明道书，尤以明代新出的道书居多，编排不分部类。

《万历续道藏》修成后，与《正统道藏》合印刊行，通称《道藏》。明代《道藏》包罗宏富，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大多支离，但它毕竟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道教文化的宝贵资料，作为现今所存唯一的一部《道藏》，它为后人研究道教、研究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依据。

张宇初及其《道门十规》　《道门十规》是明初正一派天师张宇初撰著的有关清整道教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反映了张宇初振兴道教的构想，且为后人了解明道教教义及道团衰腐的状况提供了依据。

洪武十年（1377年），17岁的张宇初嗣为正一道第43代天师。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授予他“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的称号，总领全国道教事务。永乐初年，张宇初根据明廷清整道教的需要，针对当时道教的流弊，撰写《道门十规》一卷。在该书中，他以教主训诫道徒的口气，列述了有关道教源流、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钱粮、宫观修葺十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内容：

其次，提倡道徒性命双修，以内炼为本。这是张宇初在确定道教发展之后，对道徒修己利人提出的具体要求。张宇初虽为正一派天师，他却对正一派只注重符箓科教的传统进行了批判，他强调各派道士皆须遵循全真道性命双修之道，以“坐圜守静为入道之本”，务必坚持性命双修，而累积“真功”尤其重要。张宇初如此重视内炼，与全真道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它对于提高只注重符箓咒诀的正一派道士的修养和素质有实际意义。

最后，提倡全真教风，清整戒律清规。宋元以来，道教教团尤其是正一派日趋腐化，戒律松弛，这一点张宇初看得很清楚。他在《道门十规》前阐明其写作意图时说：“念吾道自近代以来，玄纲日坠，道化莫敷，实丧名存，领衰裘委，常怀振迪之思，莫遂激扬之志。”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整饬弊端的清规戒律：初入道者，要先择明师，收习身心，远离尘俗，修持真功，用苦行磨砺身心；宫观住持，要公推年高德耆、刚直方正之士，要以严净戒行规矩为首务；宫观的财产，要公同出纳，明白登载，不得出卖常住土地；度人入道，要谨择良善之人，依例申报，经朝廷给牒，方可成为道士等等，这些制度清规，多是全真派初期倡行的道风。张宇初广泛搜集前代遗规、遗则，编撰《道门十规》，是企图通过推广初期全真派的内炼真功和清规戒律，以达到自我整肃、自我净化，在儒学的攻排下图存图发展的目的。这一切符合社会对道教的要求和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道教的影响

有明一代，道教几经演进，对明代的政治、思想、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

道士参与朝廷政治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他们把祭天地、祭百神、祭祖当作保佑社稷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在明代，不仅祭祀的乐章、乐词取自道教，而执事人员也由道士充任。《明史·职官志三》载：“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具体分工是，祭祀赞礼由太常寺道士主持，奏乐由神乐观道士承担，乐舞生使用小道童。这样，就使道教的影响渗入国家祀典之中。

明代的帝王几乎无一不信方术，无一不任用道士。从洪武到嘉靖年间，做到六部之一礼部尚书的有道士四人，而其所属专掌祭祀的太常寺的官员，道士常占一半以上，有时几乎被道士所独占。这些道士常与宦官权臣交结，对朝廷的施政方针、军国大政施加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成为党祸的根源。清代人就认为道士李孜省是明代党争的肇始者：“明季门户之习，为一代深锢之患。然当成化以前，未有显然援结，庇其乡里，连及阖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复假邪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己，遂减江西解额，且榜禁之使不得选朝官。誉北诋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16]成化以后，道士与朝中权贵勾结，交通请托、变乱朝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到明世宗嘉靖年间，举国奉玄，朝廷中道士的活动更加引人注目。

道士对于朝廷政治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却是导致热衷道教丹药的明代皇帝的殒命。皇帝短命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统治危机，动摇了明朝统治的稳固。这也是以明太祖朱元璋为始的明代诸帝为他们尊崇道教、迷信丹药付出的深重代价。

营建斋醮，空耗国储　这是道教对明代国家财政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在道教的诸多靡费中，营建寺观、大度僧道、屡行斋醮、广求仙药等几方面的耗费最为严重。

永乐年间，明成祖赐钱张宇初，命修葺龙虎山大上清宫。又敕命隆平侯张信等率军夫二十余万，大建武当山宫观，“楣柱甃甓，悉用黄金，是时天下金几尽”[17]。明世宗则更有过之，史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之不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18]

明中叶以后，国家财政危机初露端倪，朝廷为了应急，往往靠出售度牒解决财政困难。其结果使度牒制度遭到破坏，也扰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加快了明王朝腐朽与灭亡的速度。另外，明代诸帝热衷的斋醮活动，更是糜费金钱的一大宗。明世宗嘉靖年间，“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盖门坛匾对皆以金书，屑金为泥凡数十盌”[19]。

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一时　明代以来，从宫廷到民间道教劝善书、功过格广为流传，给当时的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道教最早的劝善书是成书于宋代的《太上感应篇》和大约成书于元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劝善书问世以后，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影响很大。劝善书，以维护儒家的伦常道德为出发点，以儒、道的“积善消恶”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来劝诫世人行善，宣扬“为善得福，作恶遭祸”的观念。功过格，即自我考察功过、善恶，并且逐日登记的一种形式。《道藏》第78册载有《太微仙君功过格》，该书中的“立功格”有36条，包括治病救人、劝人行善等；“过律”有39条，包括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逐日记录，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借以鼓励道士及世人行善避恶。

明代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官僚士大夫都非常热衷于推广劝善书和功过格，许多上层人物还纷纷仿作劝善书。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为善阴骘》，皇后徐氏亦作《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儒杨起元、李贽、高攀龙、金杭、冒起宗等都曾为《太上感应篇》作序或注疏。万历年间博学尚奇的兵部主事袁黄，曾是功过格的积极倡导者，乡里人都称他为“愿人”。当时朝野官绅捐资刊印、布施劝善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在朝廷上下的推动下，劝善书、功过格盛行于民间，它在社会中下层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理学。更令人惊异的是，明代的劝善书还推广到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广泛传播。劝善书的广泛流行，必然给世人的道德观念打上了道教的印记。

深入世俗生活的道教诸神　道教信仰的神是相当多的。道教除自己造神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纳新神，编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后又推广到民间。在明代，关羽被封为“关圣帝君”，属斩邪诛妖之神；文昌帝君被奉为掌官禄功名之神；天妃（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在沿海一带香火最盛；城隍为监察善恶之神，香火弥久不衰，这一切都使道教的宗教活动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祀神、庙会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每逢诸神诞日，不仅道徒举香奉祀，百姓也都在此日游会，相沿成俗。相传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日，明朝廷每年在这一天都遣使到京师东岳庙致祭。据载，位于北京齐北门外的东岳庙“规制宏广，神像华丽。国朝岁时敕修，编有庙户守之。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是盛设，鼓乐幡幢，头戴方巾纸，名甲马，群迎以往，妇人会亦如之。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震地，甚有一步一舞者，曰拜香庙。”[20]这样一来，道教的宗教祭祀活动与民间的节日活动结合在一起，相沿成俗，成为百姓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种道教神庙如关帝庙、土地庙、火神庙、城隍庙、娘娘庙、山神庙、玄帝庙等，遍布各地城镇乡村，星罗棋布。它们大多是由民间私建的，数量远远超过正规的宫观。百姓把自己无力解决的所有现实问题，都寄托于诸神的佑助，祈祷神灵消灾免祸、生财致富，甚至生儿育女，等等。道教的宗教观念进一步深入民间，对明代以及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渗入道教观念的通俗文学　道教的宗教信仰深入到明代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风习、时尚也为之一变，这些在明代的世俗文学中有所反映。

在明代特有的世俗小说《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中，充斥着对道教金丹术、**的描写，主人公**逸纵欲，僧人、道士、鬼怪频频出场。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以道教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东游记》、《绿野仙踪》、《韩湘子传》，宣扬道教修炼内丹成仙变神。明代还涌现出一大批以写神仙鬼怪为主题的作品，被后人称为“神魔小说”。与道教有关的如《东游记》、《北游记》、《封神演义》、《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等，有的作品如《封神演义》竟直接出自道士（陆西星）之手，充满着极其浓厚的道教观念。

在戏剧创作方面，道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明代，出现了一大批以八仙和其他道教人物为题材的戏文和杂剧，如明初谷子敬著《吕洞宾三度城南柳》、《邯郸道卢生枕中记》。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统计，明代以吕洞宾点化度人为主题的杂剧就有11种以上，至于八仙全体出场的戏剧如《八仙过海》、《八仙庆寿》等亦复不少。描写道士的曲本《张天师明断辰钩月》、《时真人四圣锁白猿》等也在民间广为流传。道教的宗教观念以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为媒介，进一步渗透到明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