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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构情境 复杂社会系统行为的整合机制（第1页）

二、重构情境：复杂社会系统行为的整合机制

如何在抵抗社会断裂的同时消除断裂，使社会能够在不断创新中获得延展性的发展，是吉登斯社会结构化理论的一项根本性的任务，也是他“反思的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内容。吉登斯在宏观视角对社会结构化的思考中，把社会的结构化看作一个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延展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意义上的结构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没有任何超现实的终极性的人类实践，换句话说，人是在现实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实践活动的。吉登斯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实践性思想，认为社会结构化的过程就是人在自己塑造的社会情境中，通过实践活动而使系统发生结构性改变，人的身份与阶级二者相互关联，使得社会的排斥性机制持续地发生影响，最终导致了各不相同的阶级文化，并在人们的代际间再生产出了共同的生活经历。“这种机制不仅是阶级结构化的根源，而且还有助于阶级认同的形成。阶级是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而阶级的结构化则是依赖于阶级成员共同的消费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吉登斯实际上认为，只有当阶级分类和身份族群相交叉时，阶级才得以结构化。”①因此，我们只有认真研究人在重塑的情景中通过社会实践的过程促使社会整合的机制，才能准确把握人及其社会存在的本真特征和基础。显然，在这一视角下来看这一问题，吉登斯使用了一种从微观社会研究的视角考察社会结构化的方式，具有在更精细的层次上对社会结构化的理性思考特征。这样，吉登斯对社会结构化的研究达到了宏观与微观认识的内在统一。事实上，吉登斯正是这样做的。在本节中，我们将结合吉登斯关于信任的微观结构化问题，展开一种近似案例化的分析，使我们对吉登斯关于此问题的阐释的理解更加清晰。

（一）社会整合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把遵循规则和强制制约看作主体参与下社会结构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是社会结构化的焦点和关键，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全面分析。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制约是对人的现实的行为和实践活动的制约，它的内涵是与人的行动的具体情境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制约的作用在于构成对人的行为的限制，人要么遵循这些制约行事，要么突破这种制约的限制，只能有这两种情况，这就是说，制约是一种“使动性”，人的行为与制约的相互作用，构成使系统结构化的状况，创造了一种现实的情境，规约着人的行为，人就在这样的情境中从事实践活动。这种情境是被塑造出来的，人在这种情境中的活动，具有复杂性，有着非常复杂的微观机制。

由于现实的结构化条件总是处在变动之中，因而，它是动态的。情境具有历史的可变性。①在他看来，所谓历史的可变性，不仅是指人的行为活动的物质环境和制度等背景，还包括了行动者对这些环境背景的认识以及认识能力。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认识到这一点，而没有滑入客体主义”②。一旦陷入客体主义，在方法论上就只不过是某种结构社会学的又一翻版，就会对制约的多重内涵与机制视而不见。

吉登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看待情境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他用“物化”这个词来指称特殊的情境状况，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来看，有三种最典型的情境状况，它们构成形形色色的社会情境的基本内涵。万物有灵论是历史发展中最早也是最基本的一种观点，在这种思想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吉登斯认为，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论述中表达了这种观点。马克思将商品关系领域比作“披着雾纱的宗教世界”，正是在宗教中，人的头脑所产生的、但却被赋予生命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进入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联之中，进入人类的关系之中，而在“商品世界”中，“商品拜物教”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种典型情境是指某种社会现象被赋予了自身其实并不具有的物性特征的状况。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交换价值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被转换成物与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完全物化是一种虚假的真实，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异化特征，是对人的本质存在的不真实的表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构成一种当代社会结构化的最重要的情境场域。

第三种典型情境是指把概念与概念所指称的对象视为一体从而将对象的属性赋予那些概念的状况。①这样一种情境状况是许多社会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现象，它以话语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正确认识，是一种基于给予概念而不是事实的结构化情境。

对于上述三种结构化情境，吉登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在社会结构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意涵的物化解释为“物性”，而应把它看成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果，不管这种思考是由自称社会科学家的人还是由社会普通成员做出的。因此，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考虑在情境之中的具体行动者，应将“物化形态”视为话语的某种形式或风格，而不是系统本身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要把握系统的真实特性，但对于那些不同的话语形式或风格，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复杂系统社会行为的结构化是在现实的特殊场景中实现的。对于吉登斯来说，上述的这三种情境背景都会在实际的结构化过程中起作用，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第二种情境是更基本的，如同一个被涂抹了的世界图景一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作用，但对于具体的社会行为的复杂性来说，人的特殊社会行为是多要素整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社会整合界定为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①，也就是说，结构化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是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在共同在场的系统化作用下形成的，是通过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接触表现出来的。

吉登斯关于社会整合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思想在他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都得到运用，比如，对于信任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在现实的特殊场景中通过结构化实现的。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当我们说我们信任某人或不信任某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说某人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是可以在一起共事的或不可以在一起共事的，这就使人的行为落实到场景中并被结构化。对人的信任必然涉及宏大的社会背景，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涉及一般化的场景的背景，如在吉登斯所说的第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在场情境中，大家都认为神灵是普遍存在的，假如有一人提出没有神灵，人们就会不相信他说的话，他就会得不到信任，显然，一种社会认同成了判断个人在群体中是否值得信任的价值准则。

为了更好地阐释信任概念，吉登斯还比较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信任环境。总的来说，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关系已经转变为抽象系统中的信任。在前现代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四类信任的地域性情境，它们分别是亲缘关系、地域性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亲缘关系在前现代社会是一种稳固的社会纽带，它提供了一种亲密的关系网络，亲缘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依靠这层关系交往的彼此是可以被信赖的；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流动性很弱，活动范围有限，周围都是比较熟悉的人，地域性社区提供了为人熟悉的信任环境；宗教宇宙观对人类生活和自然提供神灵的解释，它为信仰者描绘了一个特有的安全环境；而传统本身表现为一种惯例，一种日常生活的不断重复，重复已经成惯例的行为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而现代社会中的信任环境主要是友谊或亲密的个人关系，抽象体系以及未来取向的非实在论。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尽管还是比较重要，但是一种新的“纯粹关系”已经凸显，它建构了一种建立在纯粹关系基础上的信任环境；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态度似乎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处处受抽象系统的影响，惯常行为强化了我们对它的信任。而多数人选择信任知之甚少的抽象系统，这是因为与信任相关的社会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科学技术原则上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未来取向的非实在论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的信任，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吉登斯认为，“信任”这个概念，经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的语言中。当一个人说“我相信你还不错”，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比用更礼貌一点的关切语气说“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有更多的含义，尽管这里“相信”具有某种比“希望”更强的语气，暗含着某种更接近于“我希望并且没有理由怀疑”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信心或依赖已经在更有意义的语境中渗入了信任。①然而，这只是一种习语中所说的信任，因为它们并没有涉及渗入信任的社会关系，与人们在现实场景中对信任内涵的理解没有太强的关联，没有展示出包含在信任中的更深层的意义，只是说出了有关他人行为的一种标识而已。

吉登斯引用《牛津英语辞典》的信任定义来思考信任的内涵，信任是“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吉登斯认为这个定义为我们理解信任“提供了有益的起点”。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对信任的理解是与“信心”“信赖”“风险”“后果”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结合权威定义以及结构化理论和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吉登斯对信任的内涵及其特征做了十个方面的分析，充分展示出信任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社会整合的系统化的思想。

从共同在场情境下社会整合的系统化视角看，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结构化分析颇有特色，我们在此择其主要思想做一点初步讨论。吉登斯认为，信任通常是一种持续性状态，包含着诸多内容，它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第一，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和缺乏完整的信息有关。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的人来说不存在信任问题。

第二，信任是与突发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共同在场中人的行为之间缺少了信赖（信赖包含“诚实”、荣誉、爱等含义），系统运作的结果就变成信任缺失了，这时，如果信任某人，就变成“对自己命运的道德抵押”了。然而，信任并不等同于信赖，信任的可靠性是由信赖派生出来的，它是联结信赖与信心之间的纽带，是建立在对系统环境的整合基础之上

的。第三，信任在各不相同的运行系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比如在象征标志或专家系统内的信任，它基于信赖原则的正确性，而不是对他人“道德品质”的信赖。这就是说，“对某个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对系统的信赖有关，但是所信赖的只是这些系统的有效运转，而非系

统本身”①。第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吉登斯认为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②第五，在系统整合的现实条件下，信任存在于以下情境之中：社会性因素影响的人类活动；由现代社会制度之动力特征所导致的急剧扩大的人类活动的变革范围（包括风险、危险、突发性事件、道德命令、自然原因、宗教意识）。第六，信任是在在场系统整合中对风险的判断，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中（如对股市的投资、参加有危险的运动、乘飞机旅行、生态灾变、核战争等），通过对制度化的风险类型的判断而做出的决断。由于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而是存在一个对个体行为造成许多共同影响的“风险环境”，因此，在这种情境下，一系列的系统化的社会整合对介入主体的行为产生决定的信任影响。

显然，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界定与信任特征的分析，是从实际、经验和结构化理论等多方面做出的。他的结构化理论特别强调了社会体系中结构化具有的超越具体时空的秩序化主张，在他关于信任的分析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这种从结构化理论具有的社会整合的秩序化功能的微观解读方法，对于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主体人的社会行为和实践，有着不可低估的认识论意义。

（二）日常接触蕴含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

正是由于结构化过程是一种社会整合活动，是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共同在场情境的系统化起作用而形成的，所以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接触就不仅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正是日常接触本身构成了现实的情境场所，也蕴含着它的一般机制。甚至可以简单地说，组织社会生活的惯例有一种实现社会系统秩序化的超强功能，或者说，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惯例成为社会秩序化的媒介与通道。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将吉登斯基于他的微观结构化研究所形成的、重塑情境活动中的结构再生产思想，归纳为四种结构化或系统化的类型，这几种类型最为直接地与社会整合的构成过程相关联。

其一，社会再生产机制。社会再生产机制是指无论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人的行为多么复杂，但总体上是通过日常接触得以实现的。①吉登斯认为，日常接触作为一种活动，是理解现实情境中社会结构化的关键点。吉登斯说，为了把握日常接触与在时空向度上伸延开去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着重分析日常接触是如何在日常生存状态的绵延中反复形成的。①

在吉登斯看来，日常接触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按照前后次序使日常生活具有序列性和绵延性，使人的活动具有起始与终结的“置括号”的活动流。各种社会场合都表现出这种特点，是各种仪式场合或社会场合的共同特征。当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置身这些社会场合的时候，其行为就被情境定调了，因此，人的一些行为才能够被理解。日常接触是多种生活形式交织在一起的，各种行为的发生过程标志着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因而，人们能够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并体现出特殊的意义，如在特定场合中的玩笑、谎言、实验、演练、梦想、幻觉、仪式等，这些行为与日常生活活动的实质是不完全相符的。

我们都知道，日常接触的发生，必然是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发生的。对日常生活研究卓有贡献的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和吉登斯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二者关注的具体切入点不同，一个关注日常生活，另一个关注日常接触而已。赫勒通过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出了日常生活的界定，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由语言、对象和习惯等规则规范系统所维系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在对象化的领域”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不仅直接生产自身和属于他的世界，而且间接地生产社会集合体①。然而，日常生活中个人的交往，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交往，而是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据某一特定位置的人与另外一个占据特定位置的个人的交往、交流。②赫勒的这一思想，正是吉登斯的个人定位的主张。可见，他们都看到了日常交往或日常接触必然会涉及各种各样的与个体所在位置的规则、资源等。日常生活中交往的秩序化，实质是这些背景或情境蕴含的规范在日常接触的生活中的序列化，既有社会场合的大背景，也有特定性质的聚集活动的小背景，它们共同形成了主体行动的具体的情境。不同的是吉登斯特别强调了在这样的情境下，主体通过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用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或限制去行动，这一过程是各种结构化规则共同起作用的一项集体协作的工作，这里，情境优势发挥了主导作用，体现出社会再生产的特征。

其二，结构二重性机制。结构二重性是指特定情境中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例行化机制，它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与人体的特性、人体活动和沟通的方式以及它度过“生命周期”的路径发生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与人作为一种“生平筹划”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机制，借此识别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人的行为在时空方面的伸展特点，说明日常接触在彼此交错的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中如何组织在一起。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特定情境中的结构二重性机制，内在包括四个方面的具体形式。这四个方面的形式是：第一，人的身体的不可分性与介入其中的主体的运动能力和知觉能力的限制关系；第二，介入主体作为行动者的有限性与在时空方面伸展的互动性的限制关系；第三，介入主体在同时参与并完成多项任务与其能力的限制关系；第四，介入主体在空间中进行的同时，也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运动与时空“容纳能力”有限的限制关系。这些限制关系表明，所有共同在场条件下进行的联系，都会以这样的情境作为基础，表现出人们在日常接触中发生互动时的整个生活路径的轨迹和互动网络，表明当行动者在互动中彼此相互作用时，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构成的各种“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结构关系），以及互动场景时空的结构形塑过程，表明了“‘普通人的普通时日’对社会系统的整个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影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