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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构情境 复杂社会系统行为的整合机制（第2页）

其三，交往互动机制。交往互动机制是指行动者在日常接触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表现出的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互动技能的机制，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作为日常接触中的构成性因素的交谈或日常会话的分析，籍此揭示互动过程中借助解释图式对沟通意义的阐释。②

在吉登斯看来，待人接物的技巧或“得体”构成人们日常接触的结构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在各不相同的文化或社会中，交往技巧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它既是互动情境参与者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一致理念，也是时空跨度内维持“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一种重要的机制。①介入主体一旦遇到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破裂的威胁，交往技巧就会突出地体现出它在维持这种参与界限方面的重要性，如在狭窄的空间里偶遇时的交谈、三人以上的交谈、人与人之间的“随意交谈”、远距离的交谈、暗示性的交谈、以身体等无声语言为特征的交谈等情况，这种日常接触情境或许会直接体现出权力的不对等关系，或者体现出各种其他的、复杂的关系。

其四，情境组织机制。情境组织机制是指时空的调动是介入主体行为的所有要素的“根基”。这里吉登斯突出强调了时空的社会属性和因此而赋予时空条件下，特定地点场所呈现出的情境特质。因此，只有有意识地对场所进行安排，才能获得特殊的情境效果，从而体现出情境组织本身蕴含的意义。吉登斯通过对所谓“在场可得性”“场所”以及"封闭与暴露”的关系，阐释了情境组织机制的实质。②

在吉登斯看来，基于一定的实践意识，介入主体可以采取许多蓄意人为的方式来表现出“在场”，③比如通过对服装和身体饰物的安排，来体现参与人特定活动情境，体现出人们对外表的关注；通过对身体动作、姿态、习语等的维持，在他人在场情况下，时时监控自己的穿着打扮表达某种意义；通过穿着及其他行为方式上的特立独行来蔑视世俗陈规的文化或规则，藐视一般习俗；通过对身体的控制和外表的改变实现某种期待等等，也就是说，通过在各式情境下保持对身体姿态、手势和衣着等外显形式的控制，凭借这些在场的方式，实现对自我连续性的自主监控，“承载”并呈现介入主体的意向和能动性，体现自我特征。

吉登斯在对塑造情境的类型做了多方面的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即社会系统是作为常规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的，是在散布于时空之中的日常接触里得以维续的，表明那些通过自己的行为构成了这类社会实践的行动者，都被“定了位”①。换句话说，在日常接触中，所有行动者在时空中都有自己的定位或“处境”，其行为有各自的时空路径，形成了时空中的各种定位关系，体现出在社会实践的连续性中，以结构化的特征表现出“定位实践”的关系。正如吉登斯所说，“对情境或者说互动的情境性的研究，是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②的微观认识，包括了对围绕互动片断形成的时空边界、行动者的共同在场体现出的相互作用、介入主体能够反思性地利用这些情境现象来影响或者控制互动流等的“情境”作用的认识。

现在我们仍然以吉登斯对信任的认识为例来深化这里所说的这些机制。吉登斯把日常接触所体现出的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看作理解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制度形式，看作时空跨度内维持“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一种重要的机制。③前面我们已经对信任的定义及其特征做了结构化方面的分析，吉登斯对信任也做了日常接触所体现出的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的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上文所讲的吉登斯重塑情境的结构化机制思想中具有的深层认识论意义是很重要的。

对于信任问题，吉登斯将它放置于“现代性”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考虑，显然，这正是他不同于其他学者对信任的研究的关键之处。有学者说：“信任既成为吉登斯解释高度现代性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成为他解释高度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生活状况的关键。”①这一说法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任思想确实是贯穿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的内在线索。

吉登斯从行为发生学的角度而不是信任内涵方面来思考信任形成的结构化机制。他认为，信任机制是通过个人的成长过程逐步形成的，最早产生于“本体性安全”与“自我认同”，与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本体性安全是个体对其自身以及周围环境所持有的一种乐观态度，“自我认同”是指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②。由于在“结构化理论”中主体和客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通过实践将其相连，因此，本体性安全与自我认同意识都是个体通过动态的实践过程形塑自我的反映，并具有自我反思性和连续性特征。

对于吉登斯来说，个人的本体性安全感根源于人类童年时期的经历。在婴儿期，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互动，包括照料者的悉心照顾和偶尔的“缺场”训练，使得婴儿逐渐培养出一种信任机制，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信任意识，由“缺场”带来的心理体验使婴儿产生了基本信任与基本怀疑之间的对抗，使得自我认同的持续性得到了维护。如吉登斯所说：“‘正常的’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减弱或磨钝了他们的存在性敏感度……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的本体性焦虑。”①也就是说，人类个体不至于陷入强烈的焦虑情绪中是源于儿童早期基本信任的建立。如果某一个体在其婴儿期无法得到亲人的照料，或者在照料时有很糟糕的体验，那么他可能无法建立起这种基本信任。显然，这种信任机制是符合吉登斯交往互动机制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理论主旨的。

吉登斯认为，人在交往互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信任是在时间中建立的，包括了三种时间类型，它们分别是个体的生命跨度，日常接触以及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吉登斯指出，除了个体的生命跨度以外，日常接触和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都属于可逆时间。但是日常接触中身体在场，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中身体不在场。日常接触的持续性使得很多行动得以重复，而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更是跨越了时空的互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被惯例所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恰恰是结构二重性的主要实质形式。可逆的制度时间是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②而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蕴含了一种与实践方式、实践结果的获得密切相关的某种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体现为对于日常生活中可预见的例行活动，行动者在控制自我身体等方面的某种自主性。①显然，信任是在日常接触中形成和定型的，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基本信任的构成中，人们不只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诚实与报偿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们所掌握的，还有极其复杂的在实践意识上的一套方法，这是一种抵御焦虑的持续性保护机制。”②不难看出，吉登斯在这里强化了例行化行为对建立基本信任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正是他所强调的结构二重化，换句话说，正是个体在婴儿时期的理性行为使之获得了一种“情感疫苗”，并通过以后的生命历程，在实践意识方面获得了自我的内化，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种“存在性焦虑或忧虑”。这就是说，儿童早期获得的本体性安全意识，为个体以后的互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在日后更复杂的互动实践中得到重要发展。

如上的讨论表明，吉登斯把他关于微观结构化研究所形成的重塑情境活动中的结构再生产的系统化的类型，运用于对信任机制的分析中，从而表明信任是个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为自我提供了一种保护，对存在性焦虑情绪的对抗，需要人类个体持续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达成良好的互动，这个过程既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又伴随人自我主体意识活动的不断反思性实践，只有真正理解重塑情境的结构化机制，才能理解信任的原始培育和后续的不断实践性建构与人的安全存在的关系。

（三）位置定位体现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

吉登斯的介入主体在情境中相互作用的系统结构化分析，逐步聚焦于介入主体的社会定位或位置定位，也就是所说的介入主体的“身份”确认，因为在特定情境中的介入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构化过程，实际上是在介入主体的社会定位的过程中实现的。吉登斯把社会定位看作在结构化过程中主体的基本属性，它构成了作为表意、支配与合法化过程的特定交织关系，同时涉及行动者的类型化问题。

吉登斯认为，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或“类别”，同时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扮演了某种特殊的角色，不仅携带着介入主体的动机激发、规范期待和“价值”的关系，而且体现着行动者在实践中的“定位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定位表明了介入主体的某种社会身份，蕴含着一系列特定的特权与责任以及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①吉登斯的这种认识，应该说在他与菲利普·萨顿（PhilipSuton）合著的《社会学基本概念》一书中，表达的更为简明扼要。

在《社会学基本概念》一书中，他们认为，“Status”一词兼具地位和身份两层含义。无论是地位还是身份，指向的均是人们在一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这个位置被这个特定的社会赋予占据这些位置的个人或他们的集合体一种特定的荣誉或声望。通过进一步分析韦伯的社会地位概念的含义，吉登斯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消费主义的转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界定，越来越突破了“在传统社会中地位通常是不同情境下长时间面对面的互动所积累的第一手知识决定的”①这一划分标准，也越来越难以用韦伯等人给出的声望、荣誉、经济实力、权力等因素进行地位或身份划分的标准，表现出既涵盖韦伯等人的传统划分要素，又包括日常生活方式风格、身份意识，又附加了品味、象征符号的消费能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多维多层的复杂划分意识与划分标准，其中，个人的品位与所在的社会阶级位置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与地位和能力相近的人进行交往、提升自己地位的互补**往，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是一个因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差异而各有不同的“地位丛”等特征。在这些地位丛中，通常有一种位置主要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声望。②我们看到，吉登斯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了个体是如何在社会中被位置定位的，不论这种定位是先赋的，还是自致的；也不论主要是由经济、阶级等影响的，还是多元多维的复杂因素构成的，他突出强调了个体在特定社会中的地位的客观性。个体社会地位的客观复杂性使得每一个体的地位的确定成为一个极其困难但又非常重要的过程。

一旦我们把“位置定位”理解为“定位过程”，其丰富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吉登斯认为，按照结构化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可以看到定位过程是围绕着时间性的三个方面或以三个方面为轴线建构起来的，即介入主体在日常接触中的移动、身体的不同运动和手势以及在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甚至与各社会系统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分布的融和与汇集。吉登斯认识到，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行动者的定位过程是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社会整合的一个本质特征，其重要性非常明显地与社会总体时空伸延的程度密切相关。①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定位是十分复杂的，在某些社会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而在当代社会里，个人定位非常宽泛和丰富多样，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民族一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系统，都展现出系统整合的特征，它们把日常生活与大规模的时空延展关联起来。对于个人来说，日常生活时空路径中的定位过程是延续的，是其“生命周期”或生活道路的定位过程。定位是“主我”的形塑，定位过程也就是“主我”的形塑过程，是人格发展的完善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或主我发展通过“镜像”“反思”"成熟"等几个阶段，使其具有了反思性的行动能力，能够将自我、身份、场景、话语与行动连贯起来，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性标准，遵从限制性因素的规约，并融入物质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整合过程。个人自我的定位与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制度的交织关系，提供了社会定位过程的总体框架，使得在制度化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定位成为可能，为很好地把握与结构二重性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时空定位过程②提供了基础。

社会定位与确定社会身份关系密切，是身份的“先赋性”特征（如年龄、性别、肤色等）与作为社会角色的社会身份在现实情景中互动的结果，它使我们既能够明确地看到规范性的权利与义务，又能够对自我“所期待”的行为方式做出规范性判断。我们认为，吉登斯这里实际上是看到了个体的客观地位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他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社会与个体所具有的二者相互积极建构思想的又一次不经意表达。

吉登斯认为，“定位过程”涉及互动的情境性问题，并使我们可以直接阐发结构化理论的重要意义。“这种互动场景总是由特定的一处或一种场所提供的，共同在场条件下的常规化日常接触就发生于这种场所。这种场景所涉及的关系的区隔界限比起社会系统整体来，总是要明确一些。”①如果说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情境定位的互动，那也就意味着“互动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在时空上的常规性或例行性对于互动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例行常规以传统、习俗或习惯为基础，它体现出日常接触中的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对于在实践中维持某种本体性安全感，对于行动者的社会再生产的例行性，对于理解反映日常接触中的基本特征的信任和交往技巧，对于时空中的社会整合，对于身体的监控等都至关重要。

按照吉登斯的看法，任何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定位都与他在特定互动场景中所处的个人定位有关。个人定位决定了个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的定位赋予了不同个体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对个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具有比较强烈的认同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角色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有更积极和更清晰的理解，进而更主动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推动社会更加协调有序的发展，而一个更有序的社会又会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体更多的福利和馈赠，从而形成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一旦个体对自己的定位无法产生认同，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社会身份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对他所在的社会产生异质感，这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就会被打破，个体无法从社会得到良性的评价，也无法给予社会良性的诉求和互动，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就陷入了僵化和停滞，个体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社会定位离不开个体在空间中的互动，正是在场的互动情境即空间塑造了个性。在吉登斯看来，个体的生活从来就不是只与个体的私人情绪发生交互的，人生存在一定的空间里，与一定的空间发生关系，在这种交互过程中，个体间的空间流动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无疑是塑造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是个体社会定位的重要形式。正如米德所说：“传统社会中自我的确定性是主体在特定的社会运动广延性和历史发展持续性中的连接建构而成的。”①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识别，通常与他自己所处的现实的交互场景是分不开的。这一现实的交互场景，既包含了具有广延的现实空间，也包含了具有历史属性的记忆空间，而个体对他自我的确定性，也是建基于他所处的现实空间和他曾经经历过的记忆空间获得并确证的。一般来讲，现实空间和记忆空间之间是要有一定的持续性的，主体一定要在现实和记忆空间之间构筑某种联系，以保证自我身份认同的同一性。吉登斯认为，个体的认同就是在特定叙事进程中被开拓出来的。一旦这种叙事进程被打破，个体无法在现实和记忆空间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系，他的自我认同就会被割裂，从而面临重构。正如胡金生教授所言：“深陷认同危机中的当代人，尽管仍然能够说出‘我’，但是，对这个‘我’的把握己经不是那么清晰和确定了，人们再次说我的时候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①显然，空间对个人的社会定位的基础性意义是必须重视的。

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定位与群体的行为也是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个体的生存和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群体以及环境，正是群体和环境提供给个体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生活资料，从而使个体的定位有了基础和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马克思的话表明，个体的定位和自我塑造，从来就不是只关涉个体自身的，而是个体和群体不断互动的过程，个体组成群体，个体的发展决定群体的发展，但同时，个体只能在群体中实现社会定位、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

社会整合的基础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反思性实践，是基于行动者的自觉意识和包含日常生活的社会规则与行动策略的实践意识形成的。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使得行动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日常生活主体的实践活动、认知能力、知识和权力等构成性特征，使得人们对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有共同的理解，赋予社会实践行为以“有效性”，使得介入主体不偏离自己行为的目的，并与他人相互协调，共同行动，起到社会整合的效果。“社会整合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①也就是说，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密切关联。吉登斯以社会定位的区域化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正是区域化方式引导着社区成员日常行为所遵循的时空路径，而这些时空路径也形塑了这些区域化方式，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内在包含了社会系统基本制度参数和再生产出这些基本的制度参数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体现出共同在场的性质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融合，表明广泛的“跨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吉登斯把那些影响行动者对系统再生产条件的“洞察”的情况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行动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定位所拥有的获得知识的方式；组织并表达知识的类型；与被视为“知识”的信念主张的有效性相关的情况；与可利用的知识的传递方式有关的因素。①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人们能够很好理解行动者的“情境定位”、结构化理论构想的社会秩序、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互动场景中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场所、身体及其流动与沟通媒介之间的关系、作为制度基础的“固定性”场所的丰富性等。

吉登斯总结了他的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情境性”的社会定位思想，十分感慨地说，随着时间的“逝去”，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的交织，所有的这些因素，不仅把人们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卷入其中，而且它们也以有形或无形的共有方式构成了人们的生活。身体和环境的物性赋予人的社会生活以一种序列性，但也限制了个人与“不在场”的他人的接触方式。时间地理学提供给我们一种可以标示日常活动中时空轨迹的交织现象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我们还必须把时间地理学纳入更为充分恰当的理论之中，对行动者和互动场景的组织过程都进行说明。②吉登斯认为，场所和区域化观念的提出，使得我们想要借助这些观念来阐述一套有助于我们将情境性理解为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关联的概念图式，社会身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定位实践关系，构成了结构的虚拟时空，使我们能够把各种规范性的权利、义务和约束与情境化的社会行为的规则联系在一起，运用各种标准化的标志是所有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做法，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却存在广泛的差异。

位置定位体现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也被吉登斯用来对信任的本质进行理性分析。吉登斯认为，信任在本质上是积极的社会行为，是在面对风险时做出的反思性的系统整合的结果。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抽象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抽象系统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运转提供了秩序方面的安全保障，但也是一种高风险后果的社会。吉登斯指出：“抽象系统大规模地侵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便产生了使个体不知所措的风险；高风险后果就落在此范围之内。”①抽象系统充满大量的风险，也为日常生活中的信任带来了困难，人们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生活自身的环境所强化，信任危机事件频发，因此，必须倡导或建立一种积极的或主动的信任关系。吉登斯所谓的积极的信任机制指对人或者系统的信任必须通过积极的方式去建立和维系，民主对话、开放等手段，在重构积极信任机制过程中十分重要，这就要求人们在日常接触中重新进行位置定位，在人际关系、婚姻和家庭等个人生活领域，发展出一种纯粹关系。纯粹关系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缔结和保持的关系——因为它可以产生与他人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的补偿。②这种纯粹的信任关系是一种理想模式，通过互动情境中介入主体的积极的沟通与民主的对话，通过对社会地位、角色以及经济等因素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在位置定位中建立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吉登斯认为，信任问题从根本上指涉的是社会关系，它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是在人与人的交互系统中各种因素结构化的产物。吉登斯强调了主动信任在小到人际交往大到全球秩序中对社会团结起的重要作用。积极或主动信任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定位机制，如环境——积极信任领域；人际关系——以诚实和沟通为基础的相互信任；抽象制度——社会可见性和有条件的责任；国家——民间社团；全球秩序——世界性的交往。①而这或许就是吉登斯为什么认为“社会系统不是由角色而是由实践（再生产）构成的”②原因所在，正是个体的实践连接了行动者的行动和结构，也促使个体完成了社会情境中的位置定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情境中介入主体的位置定位、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使积极信任成为可能，而且也使之有规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