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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模式（第1页）

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模式

相对而言，在英国，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研究者比较崇尚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英国与美国文化具有同源性，因此，英国的文化反美主义并不典型。因为崇尚经验主义和实证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盛行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并没有形成类似的总体性理论，但当时盛行的文学批评，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建构了当时英国社会总体性景观的文学批评，成了后来英国文化研究这门学科的母体。剑桥大学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利维斯创办了《细察》杂志，同时联络了一大批英语专业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人才，形成了主导英国文学批评四十年之久的《细察》集团和利维斯主义学派。

利维斯主义首先指一种方法论的取向。利维斯反对文学批评中的理论先行、阅读在后，给文学文本贴上各种“主义”标签的“哲学化”做法，典型的就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带有明显经济决定论倾向的文学批评。他主张对文学文本进行近距离的细读、分析和感悟。这种细读既联系文本又超越文本，或者说，是以文本为跳板，基于道德标准对社会进行批评。因此，文学批评家们是带着高于一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关怀介入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他们需要通过远离大众来保持独立，从而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其次，利维斯主义的方法论取向也导致了一种理论取向的利维斯主义。利维斯追随阿诺德，赋予了“文明”与“文化”特殊的对立含义。文明指工业社会的总体形态，主要表现为商业化和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则是由精通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少数人所掌握的，它以拥有“伟大传统”的英国文学及意在拯救社会的批判性语言为典范，理应规范文明的走向。但英国当时的现实却是，这些少数人被波涛汹涌的大众文明逼到了墙角，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将人们带到了一个标准化和平庸的娱乐世界中。面对现实，利维斯夫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带动少数人夺回逝去的权利。后来人们把利维斯主义的立场称为“文化精英主义”。

综上可见，20世纪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迁让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主义都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的关键作用，并将文化作为一个关键词来使用，而且，他们有着共同的精英主义情结，但这个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它们的差别，差别背后是更为深远的思想传统的差异。由于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动摇了他们原来信奉的启蒙观念的合法性，对人类命运的绝望情绪代替了对理性、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坚信。他们不但认为大众没有任何主体性可言，就连作为精英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也是无能为力的，要么自身难保，要么被整个制度和体系收编或整合。与此不同，英国并未受到法西斯主义的重创，知识分子也未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前景并没那么暗淡。尽管有对未来的忧虑，但依然相信教育能改变这一切。利维斯主义者力图通过扩大高雅文化的弟子，并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打击和抗衡大众文化。可见，在悲观情绪的背后，利维斯仍为意志主义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留下了空间。可以说，利维斯主义是一种带有乐观主义悲剧意识的文化精英主义。①

在利维斯主义者那里，方法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他们的中产阶级的偏见却压制了方法的生命力。受教于利维斯的“奖学金男孩”，包括后来成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霍加特和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威廉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致力于用利维斯的方法反对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开启了文化主义这一全新的理论模式。可见，在欧陆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建构自身文化批判理论的同时，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基于卢卡奇和葛兰西的阐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思想。他们一方面借助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开始以一种“整体的”和“过程的”视角来审视本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将现实看作一个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中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他们也首先把关注点聚焦于文化，用文化来指称上面提到的“整体的社会过程”。

（一）文化是呈现整体生活经验的实践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赋予浪漫主义以物质的社会关系内容，从而改造了他们在文化观上的唯心论，建构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生产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承认并论证文化与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和整体性。

在英国传统中，特别是从浪漫主义以来，英国思想家和作家也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习惯从人的“类”属性和规定性上认定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也致力于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精神的、意识的、思想的东西，文化的抽象概念一直被用来代替一般生活中圆满的社会关系。正如威廉斯指出的那样：“英国作家们试图从个体的内在能量中寻求我们渴望的和可能实现的东西。”①这一传统的显著弱点在于，它未能找到合乎要求的社会力量，以实现和维持文化的“优等现实”。首先突破这种英国传统文化思想范式的是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其中的艾略特强调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突出了对文化内涵的拓展，把文化扩大到文学和艺术之外的领域，这一点非常有意义且影响深远。但他却坚持民主和大众教育同文化价值观不相容，因此从根本否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和意识。而精英主义传统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阿诺德弥补了艾略特在这点上的不足。他虽坚持文化是少数人所有的精英文化，但他同时承认，这种精英文化是可以被大众分享的，也承认通过国家权威，再辅之以审美教育可以使更多人能够抵制工业主义带来的机械化和物质化，进而走向完美，肯定了工人阶级和大众成为文化主体的可能。利维斯则强调了文化在建构和谐的有机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和功能。这些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启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的理解。

当我们审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的尝试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作为英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精彩重估之间的相互作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英国社会的变迁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现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传统单一的解释方式，试图重新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基于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提出新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新解释。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社会生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维度，致力于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再生产和争夺领导权的动态过程。同时，他们也强调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总之，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那里，文化是兼具同化和反抗双重特征的矛盾体。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主张从总体角度研究文化，即文化必须放在总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内进行研究，文化分析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都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式。

霍加特运用文学批判方法理解文化经验的意义，开始阅读活生生的经验。它通过观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表达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欣赏和肯定。1957年，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出版。这标志着一场学术革命——文化转向的开始，同时，也是一门新学科——文化研究的诞生。作为受过利维斯式文学批评的严格训练的、出身工人阶级的精英，霍加特在以自己的知识为跳板进入中产阶级后，并没有以中产阶级自居，而是对自己出身的工人阶级充满感情。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工人阶级远非利维斯主义者描述和想象的那样，他们只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所限，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需要代言人捍卫他们的尊严。

利维斯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定性其实源于一个理论假设的前提，即阶级的标准是政治和道德素质，而这种素质只有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来，目不识丁的工人显然与文化无关，因此其政治和道德素质也必然是低下的。霍加特并没有公开或直接拒斥“阶级——文化——政治”这一简单粗暴的同质关系假设，他透过艾略特的文化观，看到了文化的延展空间，顺利找到了冲破利维斯主义的突破口。在霍加特看来，“文化”不一定非是严肃文学，也可以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

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通过类似于民族志方法的细节描述，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从家庭关系出发，形成邻里关系和群体关系的网状图谱，揭示了工人阶级独特的人际关系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在于它的地方性和直观性，由其演化而来的观念体系也必然是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旦超出地域的范围谈论国家、民族、社会时，工人阶级就会因为无法理解抽象概念而变得冷漠。精英主义者的偏见就在于，他们在对这种生活方式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非常武断地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工人阶级。问题是，没有抽象的观念就是不道德的吗?霍加特的回答是否定的。工人阶级有自己融贯一致的道德体系，他特别仔细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点点滴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工人阶级那些基于自身生活而自发形成的观念及其没有阶级概念的本能反抗。在霍加特看来，工人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和观念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并不需要精英阶级教他们怎样生活，他们完全有能力以日常生活为创造的源泉主宰自己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方式正是一种文化的活生生的展现。简言之，工人阶级本身就是文化的。霍加特这种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分析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英国的传统文化研究范式，将工人阶级文化引入了文化的内涵中。

霍加特以自己的方式为工人阶级文化正名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但不能否认，他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为工人阶级正名的，即他强调的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内部融贯性和外部道德性，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文化有能力超越阶级的界限而成为社会的典范。这也成了他的文化观和威廉斯文化观的最大分歧。

威廉斯认为，要考察20世纪来势汹汹的大众文化会对英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必须首先搞清楚文化在该国思想传统中的具体内涵。1958年，他发表的《文化与社会》揭示了利维斯主义背后隐含的英国思想传统，并将其称为“文化与社会”传统。据威廉斯考证，“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西语词本来是用来表示与栽种、照料等与农作物成长有关的过程，后来这个词被用来指人类发展的历程，但仍保留了“顺其自然”的意思。①工业革命前，以乡村共同体为主要特征的英国社会就呈现出这样一种“自然的”状态。不过，工业革命的到来摧毁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并造成了激烈的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生产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同步，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灵越来越强烈的机械化趋势。二是在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励自由竞争的状态下，社会走向了无政府状态。三是人从目的变成了手段，丧失了自由。面对这样一个工业主义社会，英国批评家们用“不自然的”加以评价和形容，并提出了各种对策试图将社会重新导向“自然的”状态中。这种做法刚好与“文化”一词的动态语义异曲同工，因此，“文化”就成了这些批评家们拯救英国社会的主要力量。“文化”与“社会”之争，就是用一个文化社会替代现行工业主义社会。“文化与社会”的传统由此形成。“文化”变成了社会理想的代名词。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传统中，抽象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和消除其内部的分歧。一旦具体到文化的所指，争论便纷至沓来。威廉斯将这些各不相同的文化观概括为两大类：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知识的和想象的工作，记录着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主要包括语言文字、艺术作品，以及这些转化而成的优良传统。这种文化观是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诉求的直接反映。在他们看来，自然的生活过程不会使人成长，真正的成长需要通过心灵的修炼才能达到，而修炼的方法就是阅读伟大的经典和接受高雅艺术的熏陶。因此，文化就内容而言，指的是人类心灵修炼的过程，就形式来看则指的是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另一种观点是用文化的“自然成长”之意类比人类自然的生活过程，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人类学的含义。这种文化观源于泰勒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一定义具有明显的总体性韵味，它大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使得前一种文化概念必须被置于这一定义下来进行探讨。同时，这种文化观也体现了人类学家对文化差异的兴趣和包容。它的扩展必然会造成对文化精英主义者的威胁。

艾略特将这一文化概念运用到英国的社会分析中，完成了它向社会学定义的转换。他提出，文化并不仅仅是种种文化活动的总和，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艾略特也批判了“文化属于少数人”的观念，认为文化是超越个人文化和阶级文化（或共同体文化）的社会文化，它被超越阶级利益的精英创造，却可以为民众所共享。相对于利维斯，艾略特在更大程度上肯定了大众对文化活动的参与性。虽然从更大的范围来审视，艾略特的文化观仍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但他的大文化观却为后人提供了瓦解精英主义的理论资源。

霍加特正是受到艾略特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自下而上的”的文化观，但它却仅仅适用于霍加特所亲身经历的20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北部的工人阶级社区。一旦超越这个特定的历史横断面，即当他不再以一个工人阶级的少年而是以以为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审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时，他立马从一种肯定性的赞扬转向了否定性的批判。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产生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为参照系，那么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工人阶级那里产生并流行的一些新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是不能被接受和认同的，是应该批判的。尽管霍加特从内心深处相信早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具有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从而以自己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来抵抗中产阶级文化的侵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文化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同化能力越来越弱，中产阶级文化的力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工人阶级文化中。20世纪50年代大行其道的大众文化就是两者的混合物。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没有阶级特征的强势文化，将工人阶级从原来的文化中连根拔起，使得工人阶级不得不面对那种无家可归的深层失落感。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无法再做自己文化主人的无力感深感悲痛。他的这种悲剧意识与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表达的情感何其相似!不同的是，霍加特将“少数人”变成了“多数人”。可见，霍加特在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后就以一种精英主义的怀旧论止步不前了。

威廉斯在借鉴艾略特思想的基础上，也强调文化了的整体性，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他强调指出：“‘文化’一词的发展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①同时，文化现代含义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朝向整体性评估的努力，即某一领域的变化会修改一种习惯法则，转变一种习惯行为，总体的变化完成后，会促使人们回顾总体规划，使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总体进行重新审视。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就是慢慢地重获掌控的过程。由此可见，威廉斯不再将文化仅仅理解为精神、知识和艺术的总和，而是将物质生活方式和体制也纳入文化的范畴中，即文化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更加清晰地指出：“文化的社会定义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表达了艺术和学术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体制和普通行为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②这个定义不但扩展了文化的内涵，使之包含了更广泛的范围，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广告等，而且强调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并把文化和意义联系起来。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传达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定义将文化分析理解为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所内涵的意义和价值的阐释。

相比较而言，霍加特以阶级为中介对社会进行判断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他对阶级的界定缺少了历史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可以在他的解释中帮上很大的忙，无奈霍加特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太高的热情。事实上，随着战后英国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民主进程的推进、大众购买力的增强以及这些导致的工人阶级需要层次的提升，工人阶级有了更多参政议政的可能，他们开始走出之前的“家庭——邻居——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走向更大的社会舞台，他们的抱团意识开始向“共同体意识”转变。这并非工人阶级退化的表现，反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地位的提升。后者正是威廉斯看待这一事情的思路。他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新发生的这一切，将具有浓厚参与性和互动性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化的开端。所以，在威廉斯看来，工人阶级的文化主体性不是弱化，而是大大增强了。他相信大众文化是未来英国社会的希望所在。

综上可见，威廉斯在霍加特止步的地方继续向前，彻底摆脱了文化精英主义思维范式的束缚，初步建构了自己的文化观。威廉斯的观点代表了之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流，只不过“大众”或“多数人”的所指从最初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了各种弱势群体，如相对于男性的女性，相对于白色人种的有色人种，相对于异性恋者的同性恋者，相对于成人的青少年等。显然，文化研究成了一种捍卫他者的理论武器，它促使了早期文化研究中家长制意识形态的解体，致力于弥合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赞颂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威廉斯的文化观因其独特的创造性和重要性也遭到了第一代新左派内部理论家的批评。比如，汤普森指责他对文化的界定忽视了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斗争。他指出，威廉斯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虽然避免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和决定论的错误，但仅仅运用文化这一概念来揭示更为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变迁和发展是不够的，因为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冲突无所不在，而文化概念却忽视了现实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不能充分地表达和解释社会的冲突和过程，明显缺乏一种历史感。所以，汤普森有针对性地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冲突方式”，而一种冲突方式就是一种斗争方式。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总结性地分析了文化主义将实践还原为文化经验的错误。他指出，在文化主义的解释框架中，文化是通过经验得以传达的。威廉斯通过经验将主体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实践全部纳入“整体的生活方式”中，致使不同的社会及文化实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或者说，人所有的活动在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观照下都被文化化或经验化了。威廉斯通过把所有的实践都归结为“经验”，消弭了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异，将文化变成了人们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唯一视角。在文化主义者看来，缺少“文化”这一维度，就不能对历史的变迁做出充分而深刻的思考，因为这些社会变迁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文化的。在文化主义者那里，文化超越了人们所有的社会实践。正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主义那里，“‘文化’不是一种实践……它贯穿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它们互相之间关系的总括。”①可见，文化主义根本不关注实践本身，无论是个人的社会实践，还是社会的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文化主义分析实践只是“为了把握一个特定时代、作为整个经验性存在的所有实践和社会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①。文化主义就这样通过将实践还原成经验，确切地说是还原成文化的经验，轻易地消解了各种实践之间的区分和差异。这一还原导致的结果就是将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而不是社会实践的斗争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文化主义者将社会中的社会实践与斗争都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自然组成部分，理解成了文化发展的逻辑体现。

汤普森对威廉斯和霍尔对整个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批评无疑是中肯的。单纯的文化概念确实不足以涵盖无限丰富的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而要用它来把握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过程时，文化概念就显得更加单薄和无力了。所以，正如经济概念不足以承担揭示历史运行和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一样，文化，特别是被还原为经验的文化也不足以涵盖社会总体性的内涵。

（二）文化生产是通过整体生活得以展现的表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