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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生产视域下的能动主体（第1页）

三、文化生产视域下的能动主体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立场，突破了本国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者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众所周知，英国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强调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否定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以保守的方式来反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本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力图把大众文化，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引入文化的内涵中来。于是，他们走出文献，回归生活世界，拓展文化的内涵，将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联系起来。但在实践层面上，他们却继承了精英主义文化传统对文化社会功能的强调。他们将大众文化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政治抵抗潜能的新兴文化，并深刻阐释其与高雅文化、商业文化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对抗的方式和途径。他们的研究和探讨实现了文化研究与普通大众实践活动的关联，从而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漠视，甚至否定民众主体能动性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动主体的存在状态。

在英国文化批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政治、社会形势以及理论背景的变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对象先后聚焦于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即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和多元文化。这种研究对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主体的存在状态的反思。

（一）工人阶级主体的整体性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主体能动存在状态的揭示和论证首先是从确立工人阶级合法的文化主体地位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平稳发展促使英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人民思想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些人提出传统工人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的主体的批判意识已经消失了，同时，保守主义也对由美国传入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在这种背景下，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一些来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重构一种文化理论，即一种承认工人阶级文化合法性的理论，最终的目的是确立起工人阶级在文化中的合法主体地位。

霍加特对保守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看成是静态的，认为他们对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变化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解。于是在那部具有传记色彩的《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根据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带有利维斯所说的“有机社会”色彩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在那里，大众娱乐以及邻里和家庭关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公共价值和个人的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批判家们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偏见才将其误认为大众文化的。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霍加特虽然基于自己的经验积极捍卫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但他衡量工人阶级文化的标准仍然来自精英主义，因此，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辩护并没有为工人阶级文化找到自己的真正的立足点。另外，霍加特甚至不加区分地将当时流行的大众文化视为一种内在的假文化。总体来看，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主体地位的确认只是初步的，真正系统的工作是由威廉斯来完成的。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抽象的社会构型，而是生产文化的全部物质设置这一中间领域。他强调的文化的物质性意在全面审视物质媒介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为工人阶级验明正身，霍加特完成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确认；那么，威廉斯则通过物质性的文化立场，为当代社会主义实现对工人阶级文化和社会革命力量的救赎，提供了一条文化批判的路径。①威廉斯从工人阶级创造的独特机构，如工会、合作化运动和政党等生活世界的存在，将工人阶级的生活样式整合为一种文化，这就是他所讲的大众文化。为了揭示文化独特的生产机制，威廉斯进一步分析了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了大众文化的两层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一是否定性含义的“massculture”（大众文化）;一是中性的或肯定性的“popularculture”（通俗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多数人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随着20世纪的到来，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已经被取代了。约翰·斯道雷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随着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和载体，是一种具有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的、为大众市场而批量生产的消费文化。从精英主义文化角度看，大众文化是文化降低自己格调的过程和结果。从威廉斯平等主义和工人阶级角度看，大众文化是文化日益大众化和平民化的结果。

威廉斯着重考察了“大众文化”中的关键词“大众”。他在《关键词》一书中对大众一词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工业革命后，人口开始集中于工业城镇，形成了人的实体的结合；工人集中于工厂，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中产生了劳动关系，使得人在实体集合的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集合；作为这种趋势的结果，一个有组织的、能够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产生和发展起来，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集合。群众是指以上任何一种集合，但他们往往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正因为这一特征，群众成为文化的永久威胁。大众思考、大众建议、大众偏见随时都可能淹没经过考虑的个人思想和感觉。即便是民主，如果变成大众民主，也会变味。“大众”概念至今总是被人们带着上述文化和政治的偏见使用。

威廉斯重解了“大众”这一概念，淡化甚至消解了精英与大众在主体层面的对立。他指出，对“大众”“大众文化”的偏见，实际上是英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精英主义和英雄情结的反映，它表明了英国社会浓厚的怀旧情绪，以及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关系和人文精神变革的焦虑和批判。也就是说，人们在回应谁是“大众”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具有意识形态倾向，并非客观描述。于是他通过思想史的方法，对“大众”概念进行了历史语境的还原，即将其定位为社会意义上的“大众”。他深刻地指出：“大众通常是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们，也是我们不能知道的人们……而对于他人来说，我们同样也是大众。”①在威廉斯看来，世界上根本没有大众，只有将人们视为大众的方式。城市工业社会为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支撑，正是基于某种政治剥削或文化剥削的目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才得以确立起来。至此，通过被赋予一种价值关系，大众被定义成了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它不再体现为是一个固定的实体。通过威廉斯的解释，“大众”不再是一个被设计的他者与客体，而是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一种自然组合，而且它也是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而形成》中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的群体，阶级意识的诞生是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与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把大众视为一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价值存在和社会存在，大众及其文化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代名词，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重大变化。

大众文化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精英文化的特点和生产方式，这有力地佐证了“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的论断。大众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存在，符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它基本上是以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技术等媒介为承载而传播的，其物质性是显而易见的。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学和文化看成是社会性的、物质性的和生产性的，突破了英国本土传统的利维斯式的文化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延展和丰富。这种独特的理论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情感结构”范畴中。这一范畴是威廉斯分析文学的文化性质、社会性质的主要工具。“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并非威廉斯的独创，但威廉斯却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使其突破了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狭隘界限，成了一个文学政治学的范畴，即成了一个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哲学范畴。

首先，情感结构是一种与“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概念。威廉斯认为，人类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概括往往趋于简单化。这种简单的概括即便已经把所有经过清晰表述的，并且由各种制度和体制支撑的思想加在一起，也难以涵盖社会意识的全部，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感受，特别是那些正在形成中的体验和感受，往往很难得到清晰的鉴定、分类和理性化表述。这些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领域得不到系统总结的，处于变动中的社会意识或社会体验，却能在“文化是日常的”的小说传统中展现出来。

其次，情感结构是个人情感上升为总体文化的通道。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可以细化为某种生活样式，而生活样式本身具有物质性，这正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因此，依靠文本中寻找到的情感结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可以去“发现”甚至“建构”一种文化。

再次，情感结构在文化和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情感结构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同时还具备时代性，因此，它具备了取代“经济”而成为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工具的可能。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运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存在诸多弊病，因此必须寻求一个新工具。情感结构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对于观察社会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它是经验与情感的总结和归纳；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成为每个时代的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规约着文学和艺术的表达。

最后，情感结构是社会总体性的表达。一方面，它是内容总体性和方法总体性的有机统一。在威廉斯那里，情感结构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范式，更像是一个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工具或纽带。另一方面，情感结构指向集体性主体的意识。它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基础上的结构主义的结构范畴，表明的是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主体视角的存在，至于主体是个人、集体还是超个人，则依赖于具体的语境。

另外，针对当时英国社会流行的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的观点，威廉斯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文化的优势主要在于它的政治性，即源于家庭和社会的基础关系扩展的劳工运动的集体的和民主的体制，工人阶级这种价值观的进一步扩张将产生真正的民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威廉斯指出，尽管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穿着、语言或休闲方式上的一些外在差别正在逐渐消失，但根本差别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观念方面，而这些观念来自于阶级通过它所在的组织和制度而创造的整体生活方式中。具体来说就是，工人阶级看重的是集体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象，而资产阶级看重的是个人的观念、机构、方式、思想习惯和意象。因此，在威廉斯看来，不能将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理解为他们已经或正在变成“资产阶级”，这仅仅体现了个人物品使用方式的变化。他指出，仅仅从经济状况出发进行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贫民窟、铜币、帽子和廉价的衬衣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这些只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外部特征。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不能还原为上述那些人工制品的，生活方式是基于特殊的人类目的而使用的资源。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使用资源的目的是必须而且能够做出重要区分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本质观念的不同和社会目的的不同，进而是人类关系的不同形式，这些区别在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是最重要的文化区别。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从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语境看，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他提出，工人阶级的共同发展信念，再加上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通讯传播的扩大很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为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都创造性地参与和分享的文化提供了可能。在威廉斯看来，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两种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从根上来说并没有那么鲜明的界限，只是受众不同而已。他反对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诋毁，但也没有基于为大众文化正名而去反对精英文化，而是将各种文化现象平等对待。威廉斯强调要尊重和包容多元的文化形态，也就是承认了人们社会生活和体验的多元性，进而承认了主体的特殊性。但他的研究并非仅仅局限于此，他更重要的目标在于展现社会主体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和体验，即主体活动的共性。当然这一点也是借助于对文化的讨论来进行的。威廉斯指出，在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时，如果非要加以区分和比较的话，那么最关键的是区分文化的优劣，优秀的文化是体现并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人类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走向一种共同文化。

可见，与艾略特立足精英立场的虚伪整体观不同，威廉斯提出了从全人类出发并回归大众生活的真正的文化整体观。正像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威廉斯的话语完全发自人类心灵深处，这种话语使得每一个人都显得无关紧要；不在于他讲的是什么，能够在这种‘层次’上讲话这件事本身才体现出真正的区别”①。这里的“层次”指的就是威廉斯的这种真正的人类立场。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一种全新的主体观才能确立起来。

汤普森则批评威廉斯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路径缺乏对工人阶级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更全面的历史背景的考察。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工人阶级文化主体地位的论证，是由关注阶级主体形成的主观意识，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道德维度完成的。汤普森致力于挖掘英国的人民抵抗和革命传统，努力从历史方面恢复普通人的经验，进而创造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解决如何评价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汤普森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可以透过他对两种典型观点的反驳来展开论述。面对工人阶级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有两种主流的评价：一是同情论者的“灾变论”。同情者是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和工人阶级的同路人。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感同身受，看到了社会因工业主义的崛起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劳苦大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惨烈剥夺。他们诅咒弱肉强食的自由资本主义，对劳苦大众深表同情。二是旁观派的“进步论”。旁观派超越亲历派的经验主义视野，他们基于掌握的大量统计资料，以后来者的眼光对“工人阶级形成”这一事件进行了价值中立的评估。通过对工资收入等各项数据指标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工人阶级总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非但不是悲惨的受害者，反而是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同为历史的旁观者，汤普森对这个问题则显得非常审慎。他认为，乐观派的研究有其优势，因为考察整体生活水平已经涉及总体性，但是，这种整体分析却是建立在抽象的数字基础上的，属于量化研究，而这种量化研究无法从根本上转化为质，如幸福感、自由感、满意度等。可见，乐观派依赖的是一个“平均人”的假设，即他们通过后来人的视角将历史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数字化”了。况且，他们以“价值中立”的姿态把价值问题弃之不顾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背后隐含着资产阶级的同谋。而悲观派正是从价值层面进入这段历史的，他们与受迫害的工人阶级共享着同质的价值观，以他们的苦为苦。在汤普森看来，悲观派由于取样的局限，他们的观点在当代语境下显得不合时宜。乐观派所持的进步论虽然在价值上是独断的，但在历史发展观上确实占据优势的。用威廉斯的话来讲，历史是一个“选择性传统”，它依赖于“整体生活方式”中人们对各元素的不断拆解和重组，即使有质变，也是建立在量变基础上的。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看，工人阶级形成这一事件既没有乐观派想的那么美好，也没有悲观派所看到的那么糟糕。要给这段历史一个客观的评价，必须抛弃悲观派的典型化方法，而采用他们的“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的模式，抛弃乐观派的“平均人”假设，而采用他们整体的观察视角。一句话，这需要还原历史，将工人阶级还原为“跨时代”的人，将工人阶级这个单数概念还原为一个复数概念：各种劳工群体或劳工共同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