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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生产视域下的能动主体（第2页）

汤普森在批判悲观派和乐观派的过程中，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一种潜在的“经济决定论”，因为悲观派和乐观派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在经济，或者说是物质生活上。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看，大众、人民，或者底层劳工绝不是一些超时空的抽象概念，而是历史的。他们确实是被迫进入一个新传统中去的，然后在经济上被剥夺的一无所有，但是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旧传统进入的，而这是他们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反抗新传统的唯一可依赖的东西。这些传统首先是最贴近他们生活的道德经济传统、准政治传统和非国教传统。这三者构成了他们的“遗存文化”。

从“进步主义”的观点看，遗存文化整体上是一种“落后的”封建经济文化体系。但从“选择性传统”，即从人民对遗存文化的再创造角度看，遗存文化的解体只是意味着它作为一个总体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很多元素却被保留了下来，对工业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我们用放大镜观看历史的细节时，一个人民创造的世界将会呈现出来，因此，汤普森在微观政治学的意义上重新论证了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此外汤普森对新生文化的定性也充分挖掘了人民的创造性。如果说遗存文化是劳工群体的立足点，那么新生文化则会赋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尽管这些新生文化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利益的，但遭受新事物打击后的劳工群体开始学会了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与统治阶级展开“整体生活方式”上的领导权斗争，最终推动历史朝着多数人的利益前进。

显然，汤普森看待历史片段用的是一种过程性的视角。从历史结果看，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一次凯旋，而是一场从头到尾的“灾变”。但“灾变”还不足以概括全部，通过汤普森对“整体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从无到有这个过程的一些变化：劳工群体从依赖顺从自己的家长走向对立和抗争；劳工们从互相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走向阶级的联合与合作；从“暴民”向更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合法群体发展；从一群迷信、相信宿命论的人变成一个相信科学、重视教育、积极介入社会的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形成史的主体不是精英分子，而是一个集体主体。这背后隐含的是“活生生的人”的人性假设。这种假设把人放入“选择性传统”之中，随着人在传统中的成长，他的选择能力在增强，他的意识变得更加主动，于是他通过对传统的再选择来实现自我，同时也通过自我实现来更新传统，为后来人的选择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环境和精神动力。作为后来人，我们也是在“选择性传统”的历史长河里与我们的前辈们相互呼应的。

另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试图把英国的人民抵抗传统和浪漫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他写道：“对于所有人都应该清楚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工作中，为道德原则而进行有意识的斗争是我们与人民的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人民并不理解也不愿意信任没有道德语言的怪物……我们仍然必须阅读莎士比亚，就像读马克思一样。”①所以，汤普森坚持认为，莫里斯对人类道德本性进化的历史性理解，很好地补充了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分析。所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莫里斯思想的重大意义，即生产关系既创造道德价值，而且它们自身也有道德维度，因为在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压迫或合作的关系。在汤普森看来，经济关系同时也是道德关系。汤普森还把这种新的文化研究路径与历史学家小组的共产主义传统融合在一起，主张文化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概念相结合，提出“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这种描述将总体性概念与阶级斗争理论合并在一起，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历史。对阶级斗争道德维度的关注，也使得新左派强调意识、经验、观念和文化的做法具有了某种合法性。

（二）工人阶级主体的多元化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亚文化的研究。这种转移与60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后，资本主义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霍尔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公有制企业的增长使得私有财产的本质发生了改革。它更加关注共同财产、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和个人责任；其次，随着战后经济的繁荣，工资、资本主义的剥削程度发生了改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提高。这种改变引发了针对大公司和工资分配的不同情感反应；最后，通过普遍采用高新技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进一步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这些都使得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提到的那些决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面对新的生活状况，工人阶级产生了一种心理的迷惑——“无阶级感”。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些改变，体力劳动逐渐为更多耗费精神的劳动以及单调重复的劳动所代替；熟练工和一些技术专家之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在过去许多只能依靠个人天才和判断的技术被机械取代了；社会发展的高技术要求需要配合以更高程度的人类合作；自动化的工作也产生了对文化、教育和意识的更高需求。

第二，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较低的消费水平，工人与那些脱离生产过程的商品没有多大关系。现在，由于持续增长的购买力，工人作为生产者在工厂中制造出来的商品又被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在商店中购买回去。消费已经嵌入资本主义，并且变成了工人阶级与雇佣者阶级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工人逐渐淡忘了自己生产者的地位，开始转向更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认知他自己。于是，价格似乎成了比工资更简洁的剥削形式。工人阶级沉溺于高水平消费的行为使得剥削关系在物质欲望的满足中被掩盖了。事实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裂隙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关于区别的意识变得迟钝了。这是资本主义把一个阶级整个地同化于自身之内的功能，结果就是破坏生产体系似乎会使作为消费者的工人阶级勃然大怒。同时，商品已经逐渐积累了一种社会价值，即它们已经变成了阶级和身份的标志。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通过消费某种特定种类的消费品，就能够在与其他家庭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甚至能通过购买正确种类的商品来提升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通过拥有（也许是通过分期付款）“异己的事物”就能够实现自身。可见，工人阶级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里都正逐步变成自我的永久异化的因素。已经成为工人阶级意识一部分的消费——购买观念已经有效地削弱了阶级抵抗。

第三，在流动的基础上，社会表现得更加自由和开放。当代的工人阶级可以基于自己的奋斗爬上社会身份的阶梯，如“奖学金男孩”。更重要的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公开的、残忍的斗争不同，现在的这种奋斗是温和的、内在的。这个阶梯将一个共同体分化为不相互竞争的个人。当一个阶级不能以群体的方式取得进步和发展时，它就会作为单独的个人进行。这种改变意味着当你拥有更多的发展和进步机会时，你一定是攫取了别人发展的机会。通过社会阶梯的隐喻，以个人主义、隐私、健康竞争的精神、各扫门前雪、财产民主制等为内涵和主要表征的资产阶级生活形象，最终进入并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意识之中。

霍尔提出的“无阶级感”在概括新的资本主义运行和统治模式下工人阶级的心理状况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统治方式的无孔不入。事实上，把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编织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方式。在这种统治状况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已经很难再仅仅从经济的因素来加以区分了，因为从经济方面看，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它的无产阶级性在减少，而资产阶级性在明显增多。那么，如何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进一步揭露这种“无阶级感”背后包蕴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就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对此，霍尔不无担心地指出，威廉斯的判断——“工人阶级不会通过拥有新产品而成为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不能化简成一种人工产品——在过去可能是正确的。现在这种说法和判断可能越来越面临质疑和挑战，因为“新事物”自身已经暗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过新事物对象化自身，甚至由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而变成欲望的对象。而“整体的生活方式”也正在被分解成许多种生活风格，每种风格精致得各个不同，而且难以觉察。这些事实增加了阶级混淆的整体感觉①。

面对上述局面，在霍尔的主导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家们转向了对特定群体文化的研究，力图通过对各种形式的亚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不同群体中主体的存在状态。下面我们以他们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为例来进行分析和论证。

当时英国理论界流行两种对青年亚文化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已经进入了没有明显阶级差别的消费社会，阶级标准已经被年龄差别等因素所取代，青年人成了社会的新主体，青年亚文化基于服装、音乐、集体行动等因素确立起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发展带来的道德败坏和风气的堕落典型地在青年亚文化中反映出来。基于对这两种观点的反驳，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们坚持了阶级的立场，努力揭示隐藏在青年亚文化背后的阶级结构。在他们看来，青年并没有基于对阶级的超越而形成一种主导性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也没有消失，阶级差别和贫富分化依然严重。同时，他们也指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母体文化中隐藏着的或没有解决的矛盾。由这种母体文化所产生的亚文化都可以视为基于这一中心主题的不同变种①。也就是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源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

其次，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它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共识的破灭和瓦解②。而这种抵抗经常体现为仪式化的，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具有实质上的政治性。在伯明翰学派的学者看来，文化是社会集团“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材料的方法和形式。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文化是这一集团或阶级的特殊的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意义、价值和观念，所以现存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历史的储存器。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试图打破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对立的明显意图。接着，他们结合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转向了揭示统治阶级的文化如何以“领导权”的形式传递和再生产的机制。在领导权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成了一个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的概念。最终，从属阶级在自己的能动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各种亚文化和反主流文化，并通过这些文化形式来反抗统治阶级，进而建立一种新的领导权。

总体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性社会过渡到消费性社会，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的表现是阶级问题不再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说，大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姿态。在生产性社会里，大众主要体现为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工人阶级；在消费性社会里，社会各阶级已经在消费的层面被拉平，社会的阶级划分代之以与社会主流人群相区别的社会团体的集合，比如青少年团体、被殖民者团体和女性团体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大众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了极为复杂的团体存在状态，并就这一状态做出了分析，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基本的立场和观点是，这些团体从实质上来说都属于大众这个大的社会群体，其共同特点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群体，即资产者相分离，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他们的意识也是一种边缘性的意识。边缘性群体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观不是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形成的，而是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中的经验与感受。对此威廉斯有过说明，他指出，学问高深的观察者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这样的假定：阅读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起极大的作用，就像阅读在他本人的生活中起了极大的作用那样。而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边缘性群体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模式，共同塑造了他们自身的观念和感受。

（三）多元化的异质主体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受政治领域新变化、新时代氛围的影响，加上霍尔对新政治学和方法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历史学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女权主义的出现和战后移民造成的民族和种族问题频发，女性和黑人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他们也随之成了理论所聚焦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体。这种变化推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们再次转变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即从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转向了以性别和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虽然他们依然坚持以政治和社会斗争为基础来文化生活，却开始对阶级立场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提出了质疑，开始转向研究语言对主体性和文化特征的影响。

当然，这种脱离阶级立场的文化研究一定会遭遇危机，而且，历史的发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伯明翰理论家们关于女权主义、民族和种族特征的文化研究招致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我们以哈泽尔·卡比在种族研究方面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判为例进行一下分析。在她看来，白人女权主义的研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带有边缘化和压制黑人女性历史经验的明显倾向。另外，白人女权主义者将家庭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场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显然忽略了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状况。卡比指出，由于种族歧视对家庭的影响，黑人的女性地位比白人女性显得更加复杂。总之，在卡比看来，对于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直接的问题是白人女权主义者的研究框架能否被直接用来分析她们的被压迫和斗争的女性历史①。她认为只有从抽象走向具体，即拒绝普遍的性别分析范畴，黑人女性才能恢复她们自己的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强调妇女作用的历史。不难看出，在卡比的视域中，社会和文化经验表征并体现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复杂矛盾。正是基于此，她在多元文化条件下阐述了复杂的、非本质的社会和文化身份概念。总体来看，卡比的种族研究将文化研究推向了下一个新的阶段，即回归阶级立场的阶段，着力揭示并展现被压迫主体作为阶级主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