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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模式（第2页）

总之，伊格尔顿同时反对过于泛化和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定义。他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定位意识形态：其一，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生活中价值、信仰和观念的一般物质过程。它指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活生生的关系；其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指特定社会中象征着重要团体，或者阶级处境和生活经验的或真或假的观点和信仰；其三，从其实际运行的机制来理解，意识形态在面对敌对的利益群体时促进和合法化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这个定义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常常以一种方便统治的方式整合社会结构，当然，这并非简单地将其思想强加于人，而是努力寻求与被统治阶级或者团体之间的共谋关系。这一定义在认识上是中立的；其四，从其呈现形式来看，意识形态是以歪曲和掩饰的方式帮助统治阶级利益合法化的观念和信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信仰是被作为整体的社会物质结构决定的，而并不是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2。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阿尔都塞曾把文学艺术看作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中介，认为真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它有助于我们洞察意识形态的秘密。文学艺术一方面源于意识形态并浸润其中，另一方面也能将自己从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并暗示意识形态①。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是通过其潜在结构的动力，即一种不对称的离心结构的支撑，来实现这种中介作用的。换言之，这种内在批判不是通过作品外在的言语，或作者或显或隐的意图，而是通过剧本结构各要素间的内在和非内在关系实现的。在阿尔都塞那里，真正的批判首先是一种真实的和物质的批判，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成为有意识的批判。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借鉴了但没有照搬阿尔都塞的上述思想，他们指出，阿尔都塞的思想仅仅涉及精妙的艺术形式，甚至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和绘画，没能触及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有意将其排除在外。简言之，他没有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在扬弃阿尔都塞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和作为文本的大众文化形式中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压迫与斗争。在建构自身的理论过程中，他们借鉴并吸取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符号学、话语分析和精神分析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行了文本式解读。

首先，在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伊格尔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维度。他们秉承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但并没有机械地理解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注重分析上层建筑的各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英国，尽管从考德威尔开始就致力于建构一种“文学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之后威廉斯坚持了这一方向。他指出，从事文学批评就是要关注书籍怎样出版，作者和读者的社会身份、文化水平，以及决定他们文学趣味的社会因素。抽象一点讲就是，文学批评一定要关注文学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的这一方法并没有系统地展现整体的文化生产中意识形态与文本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只有知晓了这种认识方式的秘密，才能深刻洞察和理解整个历史过程。显然，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价值是通过它意识形态性来实现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论，文学非但不应该因其政治性而遭受谴责，相反，它对自身政治性的掩盖甚至无知，才是不可原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就在于探求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伊格尔顿的理论视野中，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呈现了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有机统一，但它最终还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他的这一思想质疑了将文学作品仅仅理解意识形态的反映或挑战的极端观点，颇具辩证色彩。他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只能反映这种现实状况下的意识形态，无法获得什么超越性的真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来获得认识。可见，真正的批判应该探究那种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又与其保持距离的原则。而且，这种探寻应该从作品的形式结构开始分析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其次，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在对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动态发展的辩证关系的探讨和研究中。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以及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的科学理论，即为摆脱一定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历史”①。

显然，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是这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①。此外，马克思主义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能够运用到真实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中去。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伊格尔顿既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仅仅将文学形式视为表现历史内容的技巧，也批判俄国形式主义仅仅将内容视为形式的一种作用。他借鉴了卢卡奇、马舍雷和本雅明等诸多思想家的观点，提出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结构。它的变化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

伊格尔顿着重分析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的内在关系。他指出，一旦将文学与生产范畴进行有机结合，那文学生产就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他提到六个与意识形态生产相关的范畴，即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和文本，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强调的文本形式包含了更多社会内容的形式，如生产、出版形式、作者的阶级地位等，远远超越了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文本形式。换句话说，他们强调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更重视从广阔的社会形式来考察文学及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反过来，意识形态也并非文本的微观宇宙。总之，在他们看来，文本应该解读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这一论断同时兼顾了意识形态在文本形式内部的自我生产。

伊格尔顿揭示出的这种多元决定状况下的复杂运动，只能理解为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系列的相互建构与解构。文本与真实历史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插入而变得异常复杂。为此，伊格尔顿提出了著名的“滤网”之喻。现实的某些要素通过意识形态这个“滤网”后会脱落，形成一种不在场。但我们还能以呈现出来的这种在场去洞察那不在场的因素。可见，不是意识形态建构了现实，而是生产建构了现实。另外，文本与历史之间也并非一种自觉的、直接的和精确的联系，只有借助美学构思的能力和一种意识形态的结合物之间的生产性关系才能描绘历史的真实，这种结合物比文本本身会呈现更多的历史真实。一言以蔽之，文本的价值既在于它的洞见，也在于它的忽略。批评的目的就是让历史以一种双重不在场的形式而存在。

伊格尔顿试图以这种颇具辩证意蕴的抽象分析，来克服生硬的结构主义分析的缺陷与不足。虽然结构主义也把文本视为一种意指实践，但它更侧重的是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借助于表征系统对主体进行建构和施加影响。很明显，这种分析方式忽略了文化形式的生产问题，仅仅局限于意指系统本身的生产，从而陷入了一种“文本决定论”。伊格尔顿不否认文化可以通过文本来研究，但同时他也指出，只能将文本作为一种手段，真正应该聚焦的是文本实践与习俗、机构、阶级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张力。不深入分析和探讨这种张力，不仅会伤害理论的解释力，更重要的是，还会导致基于政治的学术实践能力的丧失。

伊格尔顿在《批判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根本不同的、更为动态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远不止是一些自觉地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景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而文学文本反映的并不是历史实在，而是反映了产生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据此，伊格尔顿批评了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概念，认为所谓“感觉结构”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他对威廉斯想依靠活生生的经验来建构共同文化的目标提出了怀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新兴文化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既是人类的自我区分，也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治疗，文化还是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东西，它在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浪潮中，充分肯定人的能力的整体性、均匀性和全面发展，具有超阶级性、反党派偏见的超越地位。伊格尔顿从自己的文化批判角度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一样，重视文化与阶级、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民族性是文化的自然属性之一，并且，任何特殊的民族或种族文化要盛行起来，只有通过国家的统一原则，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各种各样的文化本质上是不完整的，需要国家的补充才能真正完善。

伊格尔顿进一步使阶级问题突破文艺学范畴，上升到社会性的结构问题。他认为阶级是社会结构的一个象征，阶级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是在汽车流行于街头的当今时代，都是一个无法否认和回避的问题。针对阶级理论在当代经济社会是否应该被抛弃的问题，伊格尔顿在《民族主义：反讽与立场》一文中给出了答案：“一厢情愿地摆脱阶级或民族，或者像某些当代后结构主义理论那样，全力救活不可还原的‘此时差异，只能对压迫者有利。”①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其根源就在于他接受了对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总体性思想和文化批判的认识，把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引入文学、文化和社会的交叉领域，并且把文化批判和理性反思这一在威廉斯看来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内在精神发挥到极致，对现代社会的技术合理性、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霍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他却建构了另外一种模式的超越“文本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理论。

（三）领导权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超越

面对如何在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网络中为人的主体性发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一难题，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求助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时也结合了当时哲学领域兴起的语言学转向，他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中开始关注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诸多问题。

相较于威廉斯，霍尔对领导权理论的借鉴更为复杂。他指出，威廉斯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思想各有优缺点，因此，在实践中必须实现二者的结合，不能简单地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领导权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既弥补了二者的不足，又彰显了他们各自的优势。另外，霍尔的理论也有机整合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理论以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体现为一种多重思想的接合。因而，霍尔要探讨的是领导权在社会中话语式运作的总体方式及规律，这种领导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分析了关于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接合范式，努力以更灵活的方式展开文化研究。虽然霍尔认同意义和经验是通过表意实践建构的，反对仅仅将经验理解为语言结构决定的总和，但客观讲，它还是更倾向于以结构主义为基础来整合文化主义，因为他更看重结构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化的道路。霍尔同时也强调这种结合只能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进行，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服务于一个实际目的的理论才是有用的。所以，霍尔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化。他指出，葛兰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总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或一系列环境来展开自己的思想探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避免了理论的抽象。正如普罗克特所指出的那样：“葛兰西的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使霍尔既坚持了文化主义关于动因的关键问题，又没有陷入天真的和英雄主义的人文主义，个人在结构的限制中是完全自由的。而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总体化的趋势却忽略了对抗和矛盾的可能性这一领导权理论的核心问题。”①

通过葛兰西，霍尔巧妙地将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结合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领导权理论为他提供了优化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电视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上。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中创建了一种新的传播理论。在霍尔看来，信息是被生产的、循环的和消费的。首先，意义的传递是一个依赖语言规则对符码的组织完整的结构。霍尔基于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建立了“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发送者即生产者，接收者即消费者，接收即一种引导生产的主动过程。这一模式提供了考察媒体话语中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的可能理论空间，超越了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整体结构的完全覆盖。其次，接合既表现在整体的意义传播过程中，也渗透于意义传播的任何一个环节，即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霍尔指出，并不存在完全对称的解码过程和编码过程，或者说它们之间并不总是构成直接的同一性，他将这种差异归结为广播者和听众之间地位与关系的结构差异。

从上述分析可知，霍尔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那里找到了一种分析媒体话语的激进方法，而对接受者能动性的关注则表明了他依然持有的文化主义的信仰。但必须强调的是，与媒体的语言学内涵相比，霍尔最感兴趣的是其政治内涵。而且，这种政治内涵也是与语言规则以及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而并非由信息的内容直接传递出来的。霍尔通过把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凸显的斗争因素运用于传递信息的符码中，从而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深入而清晰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威廉斯的学生，近些年来，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向他老师的立场回归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在新近的论文《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决不能仅仅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作用归结为保护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它更应该重视的是人类基于物质需求之上的，与人性的内容密切相关的需要。满足人的这种需要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在内涵上更丰富，在形式上也更为复杂。事实上，早在1980年出版的《瓦尔顿·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美学》一书中，伊格尔顿就批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过于简单化，提出应该回到威廉斯，应该高度重视威廉斯和本雅明所关注和强调的审美经验，因为在他看来，革命的力量就内在于现实中受压迫者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