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 诸体皆备书家迭起（第1页）

第三节　诸体皆备，书家迭起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在继承商周秦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将艺术水平推进到新的高度。尤其是魏晋书法，被世人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崛起了如钟繇、王羲之等享誉千古的第一流大书法家，而且书坛人才济济，翰墨之妙而入流品者摩肩接踵，至于留迹于庙塔寺宇、碑碣石刻之间的无名书家更难以计数。他们共同创造了书法艺术的辉煌：名作荟萃，书体创新，论撰繁富，给后世留下一大批不朽的珍贵艺术遗产。可以说，整个魏晋南北朝书坛春色满园，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一派生机盎然。

一、诸体皆备的时代

唐代张怀瓘《书断》说：“书有十体源流，学有三品优劣。”这是说，书体以笔画特点而言有十种：古文（科斗文）、大篆、籀文（与大篆小异）、小篆、八分、隶书、章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前三种书体因笔画曲折繁杂，不便书写，秦代始以小篆、隶书代之。秦人王次仲又造八分书，由小篆演变而来，其笔势波挑翩翻，字方八分，故谓之。至汉代，章草、行书、飞白、草书相继问世。西汉史游始作草书，“至（东汉）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49]。史游乃章草之祖。后汉刘德升创行书，即行书之祖。飞白者，谓字宜轻微不满，笔画中留有空白，此汉末左中郎将蔡邕所创，蔡邕即飞白之祖。东汉张芝改革章草而为今草，故张芝为草书之祖。以上乃书体源流之梗概。

三体石经（三国　魏）

1922年河南洛阳出土

魏晋以降，不仅诸体皆备，而且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创新而使之日臻成熟和完善。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大师大都兼善诸体，如曹魏钟繇除真书绝世外，兼善隶、行、草八分诸体；东吴皇象“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西晋索靖草书绝世，又善八分；卫瓘善章草、小篆、隶、行、草诸书；东晋王羲之更是诸体兼备，凡草、隶、八分、飞白、章、行，莫不自成一家法。就是被唐人品目为第三流的书法家也莫不如是，如晋代杜预善行、草，王导行、草兼妙，刘宋范晔工草、隶、小篆，梁代陶弘景以真书、行、隶见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对书体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楷书的发展和对草、隶、飞白的创新。楷书亦称真书、正书，以减省隶书的波磔而成，字体方正，笔画平直。钟繇以楷书著称，常用之书写碑碣石刻，故又称“铭石书”。南齐王僧虔《论书》云：钟公“铭石书，最妙者也”。张怀瓘称钟繇“真书绝世”、“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近人多以为钟繇发展了秦汉以来所未有的楷法，为汉字的定型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符合史实的。

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则对草、隶、行草有重要的创新。王羲之博采众家之所长，一改汉魏古朴之风，发展草楷相结合的行书，它便捷易识，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完美性的结合。张怀瓘称：羲之“割析张公（张芝）之草，而浓纤折衷，乃块其精熟；损益钟君（钟繇）之隶（指隶楷），虽运用增华，古雅不逮”。这种草楷相结合的行书遂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王献之则在行、草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造了一种“非草非行”的新书体。此体兼具行、草二体的特点，笔画简易流畅，字形飘逸洒脱，极为优美。张怀瓘称：“子敬才高远识，行草之外，更开一门。”指的就是这种新字体。他又说：“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籍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50]

飞白作为一种特殊书体，实为民间所创，蔡邕受到启发，归而书之。张怀瓘《书断》称：“汉灵帝熹平中，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因这种书体“浅如流雾，浓若屯云”，华艳飘**，逸越可观，故问世之后，大受书家青睐，常用以题署宫阁。东吴张弘，晋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梁代萧子云又创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间，若有骞举，妍妙至极，难与比肩”。从而将这一书体推向新的峰巅。

二、书家迭起，翰墨流芳

魏晋南北朝书家之多，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历朝难与为比。

唐人窦臮撰《述书赋》，根据前后所亲见墨宝者，列举自周秦至唐乾元初（758年），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共214人，现列表于下：

从表中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可入流品的书家共达153人，约占总人数71％，仅晋代便超出唐代11人。尽管窦氏统计的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可观其全貌。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周秦至唐的书法名家列为三品，其中神品25人，妙品98人，能品107人。各朝分布情况如下表：

表中清晰反映，魏晋时代不仅神品、妙品独占鳌头，即便能品亦非汉唐所能及，如果将魏晋南北朝各代入三品的书法名家加在一起，汉唐就更难望其项背了。

唐代李嗣真撰《书品后》，也开列了自秦代至唐世的书法家81人，分为十等。最高称逸品，共5人，其中秦1人，汉1人，魏晋3人；上上品2人，秦、汉各1人；上中品7人，其中后汉2人，魏晋5人；上下品12人，除汉1人、唐1人外，余皆为晋宋人。可见，魏晋南北朝书法名家之多，成就之大，几乎是唐人一致的看法。

在大批书家中，不少封建帝王跻身其中，他们嗜书成癖，且造诣颇深，构成了当时书坛的一大特色。北朝人颜之推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51]好尚书法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无疑与帝王的积极参与和提倡关系密切。魏武帝曹操不仅是位大诗人，亦善音乐、围棋、解方药，“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晋张华《博物志》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52]曹操的章草被张怀瓘列为妙品。东晋元帝“天然俊杰，毫翰英异”“用笔可观”；晋成帝“生知草意”“劲力外爽、古风内含”。[53]宋文帝善隶书，次及行、草，“规模大令（王献之），自谓不减于师”；其“隶书入妙，行、草入能”。齐高帝祖述献之，“善草书，笃好不已”。尝与书法名家王僧虔睹书，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他还收藏了大批名家书迹，一次就向王僧虔出示古迹11卷，并求能书人名；僧虔搜集民间所有、卷中所无者11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1卷，足见齐高帝酷爱书法之甚。高帝之子齐武帝亦善行、草书。梁武帝“好草书，状貌亦古”。据窦臮《述书赋》载，两晋南北朝帝王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计18帝，除上述各帝外，尚有司马师、司马昭、晋康帝、晋孝武帝、宋明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武帝、文帝、后主等。窦氏所述未必皆妥，但不致有大的出入。

上之所好，下必效焉。于是帝胄王室，士族名流，后妃贵妇，乃至民间，无不以善书为荣。故当时江南谚曰：“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也。”以帝胄而言，能书者不乏其人，如齐高帝第三子萧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54]。梁武帝第六子萧伦“尤工尺牍”，伦长子坚“亦善草隶”，坚弟确“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55]。陈文帝第二子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法”[56]。而南齐宗室萧子云诸体兼备，是称一代名家。

在时风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女性不让须眉，也大胆挥毫落简，驰骋书坛，更使书法艺术增姿添彩，成为当时书坛的又一特色。西晋卫铄（272—349年），世称卫夫人，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书法家。夫人字茂猗，廷尉卫展之妹，大书法家卫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在父祖的熏陶下，她从小酷爱书法，尤喜钟繇的作品，“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兼善诸体，精于草隶，年二十，著诗论草隶通解”[60]，将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高度。她不但培育出了“书圣”王羲之这样的高徒，而且撰写了一部书法理论杰作《笔阵图》，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此外，汉魏之际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亦擅长书法，真、草皆造诣极深；王羲之之妻郗氏是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某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往往是她代笔的；王凝之之妻谢道韫亦工书，与郗氏齐名，唐李嗣真《书品后》称其书体“雍容和雅，芬馥可玩”。王洽妻荀氏、王珉妻汪氏、郗愔妻傅氏皆因善书而垂名后世。又晋安帝王皇后名神爱，献之女，亦善书；梁武帝德皇后善隶书。如此等等，兹不细举。妇女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大大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宝库，魏晋时期之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高峰，妇女的作用毋容低估。

魏晋南北朝书法名家灿若繁星，而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推钟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献之、萧子云等人，以下分而述之。

三、钟繇和索靖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累官至尚书仆射，魏初迁相国、太尉，明帝朝进封定陵侯，加太傅，人称钟太傅，享年八十。钟繇学书异常勤奋刻苦，据说十六年未尝窥户，他曾与其子钟会论书说：“吾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里；如厕忘返，附膺尽青，每见万类，则而象之。”[61]

这就是钟繇“居则画地，卧则画被，入厕忘返，抚膺尽青”，勤学苦练书法的故事。他既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等汉代书法名家，又不落前人窠臼，而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真书“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作为一代书法大师，他兼精诸体，凡真、行、草、隶、八分等莫不皆能，而尤擅长真、行、八分三体。南齐王僧虔《论书》曰：“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真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八分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62]三法之中，又以真书绝世，常用以书写表章碑碣，所谓“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

钟繇的书法享誉后世，备受推崇，足为百代楷模。凡晋唐间之书评，莫不列之为逸品、神品或上上品，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王羲之论书云：“钟、张（芝）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刘宋羊欣称张芝、钟繇、王羲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之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梁武帝谓“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唐李嗣真《书品后》评曰：“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后学者恐徒伤筋臂耳。”[63]这些评价反映书坛后学对一代名学大师的推崇和景仰，其影响之深远无待多论。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敦煌龙勒（今甘肃敦煌西南）人，张芝妹之子。少有逸群之量，驰名海内，与乡人汜衷等五人号称“敦煌五龙”。因才艺绝人，被西晋武帝擢为尚书郎，后历官雁门、酒泉太守，拜游击将军等。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死于“八王之乱”，时年六十五。

索靖师法前贤而不拘泥，传张芝之草而形异，学韦诞之书而险峻过之，兼善草、隶、八分、章草诸体，尤以草书知名，常以自己的字势自负，曰：“银钩虿尾。”他的草书与张芝不相上下，各有千秋，时人云：“精熟之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其章草以险峻著称，“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峻则古今不逮”。晋王隐说：“靖草书绝世，学者如云。”其楷法多雄勇之势，过于卫瓘；其八分则称韦诞、钟繇之亚。

后代书家对索靖评价甚高，梁代袁昂《古今书评》曰：“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唐李嗣真《书品后》称：“索有月仪三章，观其趣状，大为遒竦，无愧珪璋特达，犹夫聂政、相如，千岁凛凛，为不亡矣；风华艳丽，古今冠绝。”

四、皇象、张弘书冠东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