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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诸体皆备书家迭起（第2页）

皇象，字休明，东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官至青州刺史、侍中。自幼工书，师法汉代杜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然陈恨瘦，张恨峻，休明斟酌其间，甚得其妙。”[64]他与大画家曹不兴、围棋高手严武等八人齐名，时称“八绝”。其书体雅劲多力，挥洒淋漓，世称“沉著痛快”。梁代袁昂《古今书评》曰：“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他以章草称首，次八分，次小篆。其章草堪与王羲之的隶书相抗，八分书仅次于蔡邕，唐张怀瓘“以为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众相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则实而不朴，文而不华。其写春秋，最为绝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亚于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议伤于多肉矣”。故评其章草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小篆为能品。

皇象被后世尊为“书圣”。晋葛洪《抱朴子》称：“书圣者皇象。”刘宋羊欣说：“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并号书圣。”[65]皇象能得此殊荣，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

与皇象同时代的还有东吴另一位大书法家张弘，字敬礼，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他一生笃学不仕，常头戴乌巾，时称张乌巾，“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飘若云游，激如惊电，飞仙舞鹤之态，有类焉。自作飞白序势，备说其美也”。宗羊欣说：“此人特善飞白，能书者鲜不好之。”[66]唐欧阳询称道说：“飞白张乌巾冠世，其后逸少、子敬亦称绝妙。”

五、父子书圣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曾任右军将军，故世称王右军。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南渡后居建康（今南京市）。起家秘书郎，历官江州刺史、会稽内史等，因不满官场的黑暗和争斗，于永和十一年三月以生病为由，辞去会稽内史，发誓不再做官，遂举家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终年五十九。

王羲之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三：一是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凡草、隶、八分、章、行、飞白莫不皆精，无所不工，唐代张怀瓘评其草、隶、行、章草、飞白皆入神，八分入妙。二是对书体多所创新，不但发展了草隶结合的行书，而且在草书、飞白创作上颇有建树，使之日臻完美，故唐人李嗣真盛赞羲之为“书之圣也”、“草之圣也”、“飞白之仙也”。三是创造了遒媚劲健、飘逸洒脱、变化万千的笔法体势，使书法艺术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晋唐书家几乎众口一词，称道羲之书体“笔力鲜媚”、“姿仪雅丽”、“粉黛无施”，乃古今之独绝也。

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局部

王羲之一生作书甚多，但其真迹未能留存至今，存世的仅是一些摹刻本。其代表作主要有《兰亭集序》《黄庭经》《乐毅论》《万岁通天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十七帖》等。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它写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53年）暮春三月初三日。这天，王羲之邀集当时名流谢安、郗昙、孙绰及子凝之、徽之、操之等41人，于山阴兰亭修祓禊之礼。与会者兴致盎然，宴饮赋诗，留下许多诗作。王羲之挥毫制序，兴乐而作，是为《兰亭集序》。序文用蚕茧纸、鼠须笔写成，笔迹“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全文共28行324字。羲之视此书为最得意之作，特加珍爱，留付子孙传掌，一直传之第七代孙释智永，智永又传弟子辩才，辩才密藏于会稽永兴寺房梁上。贞观年间，唐太宗访知此宝下落，费尽心机而不能得。后由宰相房玄龄设计，派监察御史萧翼微服入寺，从辩才手中骗而取之。太宗得宝，龙颜大悦，重赏两大臣，并命供奉拓书人赵模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及近臣。据传，唐太宗驾崩后，《兰亭集序》随其遗骸殉葬昭陵。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摹本，字体和艺术风格都不尽一致。其真伪如何？它们能否体现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迹？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曾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直到目前为止，并未取得一致看法。[70]现存唐摹本《兰亭集序》藏故宫博物院。

《乐毅论》是王羲之为幼子献之初学书时所作，号称楷书第一名作。全文共44行600字，“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梁代即有摹本，莫不临学。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又令冯承素摹写数本，分赐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六人，于是有六本在外，传于后世。

《十七帖》是王羲之的草书传神之作。它是羲之所书信札，因开头有“十七日”三字，故名。唐太宗曾命弘文馆学习书法，遂出内库法书作范本，其中有《十七帖》，故又有馆本之称。该帖长1丈2尺，共107行，942字，即贞观中内本。唐张彦远称之为“烜赫著名帖也”[71]。

王羲之作为一代书法宗师，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深深爱戴和无限敬仰，其大名及其艺术成就将永垂后昆，光耀千古。

王羲之共七子，皆善书，而以幼子献之的成就最大，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为一时之冠。多才多艺，能书善画。桓温曾让他书扇，误落笔于上，因画作乌驳母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书郎，累官至尚书令；其族弟王珉代为中书令，亦善书，故世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

献之七岁练字，以父为师，次学张芝书。一次，羲之趁其练字时，悄悄地从背后突然夺他手中的笔，竟然夺不掉，不禁感叹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他曾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围观者数百人。为帮助他练习书法，羲之特精心书写《乐毅论》送给他临摹，学完后，居然能写出一笔极妙的小楷字。

献之学书从不因循守旧、循规蹈矩，而往往改变制度，别创新法，如将行草结合起来，创造一种“非草非行”、流便秀逸的新书体，写出来的字“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唐张怀瓘《书议》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72]王羲之的草书字字独立，献之则变父体，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世谓之“一笔书”，如《十二月帖》一气贯通，笔势奔放，其后经唐人张旭、怀素加以发展而成狂草一体，这正是王献之超越其父之处。

二王书体各有特色，献之虽也精于隶、行、草、章草、飞白、八分诸体，而不及父，然仅季孟之差耳。羲之笔多骨力，献之则媚趣过之，行、草尤为突出。他们都对我国书法艺术做出了极其杰出的贡献，真所谓“父子联镳，轨范后昆”。

六、萧子云突破飞白古法

萧子云（487—549年），字景乔，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南齐豫章王萧嶷第十一子，仕于梁，历官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左丞、侍中等。勤学有文采，年二十六著《晋书》，尤善书法。在梁末侯景之乱中，子云逃往民间；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宫城失守，东奔晋陵（今常州市），饿死于显灵寺僧房，年六十三。

萧子云少习二王，晚学钟繇，取法前贤，而“微变字体”，多所创意。善草、行、小篆、楷、隶、章草，诸体兼备，又创小篆飞白。“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梁武帝论其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窬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73]甚至称其书堪与“二王并迹”。梁代袁昂盛赞其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74]。

萧子云对书法艺术的最大贡献，是改变蔡邕、张敬礼、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飞白古法，另创小篆飞白。它“轻浓得中”，有若“蝉翼掩素，游雾崩云”，笔势“意趣飘然”、“妍妙之极，难与为比”。从而将飞白之书发展到新的最佳境界。惜其书湮没无存，唯建康佛寺古壁上余一飞白“萧”字，一直保留到唐代，使后世得以睹其真容。唐代“鉴古善书”名家韩滉在浙西为官时，于建康佛寺发现此“萧”字，嗟叹异常，遂迁之于南徐官舍，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不时俯瞰赏玩。韩滉卒后，书画家李约得之，又将此“萧”字载还洛阳仁风里第，专为之建立精舍，陈列于壁，名之曰“萧斋”。李氏视若珍宝，自称“每阅玩此迹，而图书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知者相贺，比获兰亭之书”。并为之作赞曰：“子云臣梁，‘萧’字逾贵，点画均平，姿形端异；迹绝尔素，名空传记，明徵褒贬，惟此一字。”唐张宏靖特撰《萧斋记》，称“壁字（指“萧”字）奇纵，乃为希宝”[75]。由此不难看出，萧子云的小篆飞白之艺术价值与深远影响。

萧子云的书法成就蜚声海内外，就连百济国（今朝鲜半岛西南部）也慕其大名，不远千里派遣使臣向他求书。梁大同七年（541年），子云出为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百济国派人至建康求书。适逢子云为郡，即将乘舟出发，使臣在岸边恭候，见离船三十余步，且行且拜。行至船前，子云遣人相问，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乃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76]。真乃一字千金。萧子云为人吝啬，当时向他求书的人很多，他却从来不用好纸书写；人们为得到其真迹，常常要送以重金厚礼。萧子云视书法为谋利手段，赚得大批钱财，最后却活活饿死，这或许能给后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七、北朝书家与碑碣刻石

北朝书学深受魏晋之影响，一些世家大族多具家学渊源，当北魏之初，此等大族仍保持工书传统，故亦不乏书法名家。如范阳卢氏，自卢志、卢谌父子起，师法钟繇，又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自邈以上，兼善草书。邈第三代孙卢渊仕北魏，“习家法，代京（平城）宫殿，多其所题”。卢氏“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77]。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并以博艺齐名，崔悦习卫瓘、索靖体，甚妙；悦传子潜，潜传子宏；宏于北魏初封白马公，“尤善草隶，为世摹楷，行押特尽精妙”。其子崔浩，因工书而被道武帝拓跋珪“常置左右”，后位至宰相，“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摹楷”[78]。史称“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至于陈留江氏、博陵崔氏之善书者也代不乏人。江式六世祖琼，晋冯翊太守，受学于卫觊，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北魏平凉州，江氏内徙平城，江式祖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官拜中书博士；江式少传家业，“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79]。式兄子顺和，亦工篆书。博崔中的崔挺、崔季舒等皆以尺牍、碑铭见称于世。此外，北齐、北周的张景仁、冀俊、赵文深、王褒等人，或以楷隶见长，或以草隶知名。而王褒之草隶名亚南朝萧子云，见重于世。“及（西魏）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80]然而，北朝自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忙于战争，无暇致力于文化事业；其本身原较落后，又远不如魏晋南朝统治者那样热衷于书画，更谈不上大力提倡，加之民族隔阂等诸多政治因素，故北朝虽不乏书法名家，但既无遗文，也不见遗迹，其成就难为后世知晓。因此，北朝书法家之知名度及其影响也就无法与南朝萧子云等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

李贤墓志铭（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北朝书法的最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碑碣刻石方面，它包括石窟造像题记、墓碑、墓志、塔铭、摩崖石刻等，这些遗迹多系无名书家与民间石工的作品，其书体繁多，风格各异，既有骨力雄劲、笔风粗犷的真书，也有一碑篆隶相杂或篆、真、分书兼施的现象，色彩纷呈，蔚为大观。但多数碑刻以真书为主，受钟繇影响甚深，其“书艺特色是崇自然，尚天趣，由此开创一代书风，并形成各种流派”[81]。这就是驰名后世的“魏碑”。魏碑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当时书家对我国书坛的一大贡献，其影响甚为深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

八、论撰繁富，成就卓著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又直接促进了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汉代虽有赵一《非草书》和蔡邕《九势》《笔论》等书作，但严格说来，这些都算不上书法理论专著，而赵一《非草书》只不过是一篇非难学草书者的游戏文章而已。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之真正建立应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时论撰之繁富，理论之精辟都是空前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汉唐间人论书之作凡三十有八，其中后汉1，两晋南北朝16，唐21。这16种论书之作是：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论书》《题笔阵图后》，宋羊欣《采能书人名》，王愔《文字志目》，齐王僧虔《答太祖书》《论书》，梁萧子云《论书》，虞和《论书表》，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九首》，庾元威《论书》，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陈释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后魏江式《论书》。此外，尚有未收录的重要论书之作，如晋索靖《草书状》、卫恒《四体书势》等。在这些书作中，既有向初学者传授执笔、用笔方法的理论专著，如卫夫人《笔阵图》；也有对书法理论的专门探讨，如王羲之《题笔阵图后》、庾元威《论书》等；还有详述书体历史的，如卫恒《四体书势》；而更多的则是书品、书评并结合进行理论探讨的，如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庾肩吾《书品论》、袁昂《古今书评》等。对于书法理论探讨，不乏精辟见解，如王羲之在《题笔阵图后》一文中，提出了“意在笔前”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骨筋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此法犹如作文而先打“腹稿”，关系重大，极富科学性，为历来书家所重视。他还将练习书法形象地比喻为战斗：“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斩戮也。”

在他看来，写字如同作战，要以“心意”这位将军来指挥，要善于利用作战武器，还要讲究谋略，才能出奇制胜。这无疑是一代宗师的经验之谈，足资人们学习和借鉴。

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突出成就，为唐宋以后书法理论的日臻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基础。